潘敦︱后来

拙政园里清规戒律越来越多，牧云堂上不许抽烟，不许煮水，怕点燃了楼阁，怕淹没了遗存。如冬先生说这半年在园子里过得不如从前自在，趁着合约到期，一别两宽，倒也踏实。当年画室刚搬进园子时他画的那张园林全景算是入园考试的过关答卷，翻拍的照片放得很大也不露怯，如今还挂在园外售票处前；新近画的那件通景长卷倒更像是在拙政园里墨耕五年后的毕业论文，七米多长，着墨潇洒，留白放肆，疏朗好似漫不经心，细看又处处经营，要有多少成竹在胸才能生出这样的奇枝妙叶？如冬先生说他欣赏文人画，却不愿刻意强调绘画的文学性，我先前不太懂，看了这件长卷似乎有点开窍，那番惺忪如大梦初醒般的构图，节奏恰似广板，一唱三叹，像亨德尔那曲《绿树成荫》，不是文学，是音乐。

听说张桉和小缤去了北京，去了香港，却久久不见他们来上海，老派人做事有老派人的道理，我不多问。每回我去台北见他们总约在文华饭店三楼的雅阁喝午茶，照例是张桉请客。餐厅的主厨是香港人，和张桉处熟了，总为他做些念旧的菜式，难怪张桉说这是全台北最能让他一解相思的所在，张桉的相思是中环史丹利街上的陆羽茶室，饮水思源，我知道每次我在文华餐厅里喝到的好茶都是张桉从陆羽带回的旧香。

进贤路上Daisy的那间餐室两年前收了，房东贪心，年年加租，Daisy说与其白白为人打工，还不如关张大吉！餐室营业的最后一天我不在上海，听说楼上楼下站满了怀旧的客人，店里的餐具、沙发、桌椅都被当作纪念品搬走，Daisy和Mike一直留到天亮，隔天我见到他们在餐室门前留念的合影，十二年前，或许也有相似的一张。

人间匆促，三年、五年，都短得不成模样。我介绍悌芬认识李纯恩，营养学家从此跟着美食家在中环的街边吃烧鹅饭，到香港仔的鱼市场里喝杂鱼汤；欧阳从香港搬去了广州，“拾美堂”自此落户珠江，两年前西泠的拍卖上我替她买到张充和先生写的“环翠阁”横匾，她说她正想改造郊外的一栋房子，不如周遭多植绿荫，就叫“环翠阁”好了；希汶这些年换了好几份工作，我猜他的道路应该是越走越宽，不然不会老追着我要请董先生和白先生的墨宝；在电梯里遇见董先生的Iris自然有缘和董先生再见，受了鼓励，练字练得愈发勤快，去年还拜了顾静为师，学画工笔花鸟，迟早要在松荫办展！

杰敏和妹妹杰瑞都离开了画廊，不是嫌工作清苦，老板严苛，这样的年纪难免执着于心底的梦想，真替她们开心。新来的昭臻和张敬做事都很尽心，台北松荫的小庭院里青豆梅，小苍兰年年盛放，一株笔筒树更是开枝散叶，文脉所在，长久的气象。

欠赵先生意大利小馆的那顿西餐，他说他8月再来领；和大春的酒约，或许要到秋天才能兑现；天气热了，陆公子“闭户懒不出，真成住夏僧”，只有请他到龙门阵吃鱼香肉丝，他才肯出门；在台北陪我喝酒最多的还是健亮兄和富荃兄，仁爱路上的居意今春重装，生意一定蒸蒸日上；还有谭然，终于辞了拍卖行的旧差事，来松荫里帮忙...

这几年我写文章时勤时懒，写完了都丢给陆公子，随他处理，有几位朋友在报纸上、网路上读了我的文章看出来我下笔学的是董先生，好心劝我从他的文风里走出来，早早写出自己的模样，我笑纳，却不改。还是川公子懂我的心思，他说董先生为迷茫的白话文找到了一个出口，我说我顺着这个出口才望到了白话文的入口，从此琢磨董先生的笔法、董先生的用词，董先生的架构，那几乎是我写作全部的乐趣，没了这份乐趣，难道靠当作家的梦想，靠稿费来支撑文章？

台北扫叶山房的傅月庵答应替我编这本小书，董先生知道了很高兴，早年董先生在台湾出版的《英华沉浮录》六卷，就是傅月庵编的，小小的开本，软精装，很漂亮。书名用《后来》，自然是因为有《从前》在先，川公子说那应该叫《未来》，我说“未来”还没发生，那是他的事，往后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后来”是“从前”的影子，有些昨日依稀，有些已成了回忆，只在荷花深处，待共鸥鹭惊起。

替董先生选“从前”那款威士忌的周阳听了书名，说不如替我在苏格兰选几桶今年的新酒存着，过十几、二十年，再用“后来”的名字装瓶。我说也好，酒慢慢变老，人事俱老，“后来”就此成了“从前”，而“后来”的后来，也许还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