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读《北宋文化史述论》︱“子道自能久”

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王瑞来

2019-10-17 11: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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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化史述论》,陈植锷著,中华书局2019年3月出版,677页,88.00元
2017年金秋时节,去杭州开会兼讲学,与时任杭师大副校长的何俊教授一起吃饭。席间,他提起,今年是陈植锷先生七十岁冥诞,如果不纪念一下,过去了就会留下遗憾。何俊教授是陈植锷先生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带的为数不多的研究生之一,他又知道我与陈植锷先生是大学同学,由于这层关系,常客气地以师叔相称,因此说到这个话题。响应何俊教授的提议,于是便有了当年年末的一次“人文研究的传承与创新——陈植锷教授七十秩纪念学术座谈会”的召开,同学好友聚集一堂,缅怀这位英年早逝的学术天才。
这次座谈会,让已经在流逝的时光中被逐渐淡忘的陈植锷教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他的学术成就也被再度引起关注。如果把这次座谈会比喻作一朵应时绽开的悼念之花,那么,今年由有文化担当的中华书局重新郑重推出的陈植锷教授《北宋文化史述论》就一颗丰硕的收获之果。
其实,植锷教授尽管已经离去整整二十五年了,但并没有被学术界所遗忘。研究中国文化史,他的这部《北宋文化史述论》是绕不过去的存在。一部学术著作,在写作三十年之后,依然被人们时常提及和引述,就不仅仅是具有学术史意义了,而是因为这部著作至今还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在浩瀚的学术星空中,这部《北宋文化史述论》俨然犹如一个星座,业已定格。
那么,这部《北宋文化史述论》的学术价值在哪里呢?重读之下,我有了以下一些认识。
首先,这部构筑宏观的著作,在当年具有很大的拨乱反正的冲击力。五四以来,过度强调理学流弊的认识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认为理学以“天理”扼杀了人性自由,以“道统”扼杀了学术自由,以“崇儒”阻碍了对不同文化的吸收,从而把近代以降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罪于理学。植锷教授从历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认为这样的认识不符合历史事实。比如,他指出,“以理杀人”是清代戴震才提出的说法,而“某些禁锢人们思想的行为和律条,虽经宋人强调而在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有宋之时,包括北宋和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却并非如此”(636页)。支撑这一结论的,是书中列举的大量例证。读到这里,联想到去年我还应朋友的提问,写作发表了《道学在南宋有多大的约束力?》的短文,而植锷教授在三十年前就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由此我不仅钦佩植锷教授的先见,也由写作之因感慨学术成果的普及和学术进步的缓慢。
除了直接拨乱反正,驳斥流行的通说,本书更多的是从正面考察和强调了宋学所富有的创造精神和经典意识以及开拓精神、兼容精神。本书着重探讨的是传统儒学在北宋时期的发展演变,讲述作为传统儒学的宋学对同时代其他文化层面的渗透与影响,详细地论述了宋学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吸收。
植锷教授论述北宋文化史,将重点放在宋学上,也是有着特定的学术史背景的。在八十年代后期,宋史学界的两位大家邓广铭先生和漆侠先生,都分别从政治史、制度史或经济史领域将学术视野和学术兴趣扩展到了宋学。本书卷首邓广铭先生高屋建瓴的序引就表明的这一趋向。植锷教授受学于邓广铭先生,得于亲炙,直接接受了这种学术影响。这可以说是本书产生的具体背景。
接受来自导师的学术影响,植锷教授作这一课题,又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植锷教授的本科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尽管他的专业学习不足两年,就考取了杭州大学研究生,但在古典文献专业设置的课程中,接受了文史哲等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和文字、音韵、训诂以及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学的基本训练,这些知识和训练所培养的信息意识、文献学功底以及开阔的学术视野,使植锷教授操作这一课题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这可以说是植锷教授写作本书的知识背景。
陈植锷
本书的写作,其实还有着著者长时间个案研究的学术积淀,在八十年代,出身于古典文献专业的我们班几个同学分别有古籍整理的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比如张力伟整理了《云仙散录》,吴仁华整理了《五峰集》,我整理了《鹤林玉露》,植锷教授则整理了宋初三先生之一的重要理学家石介的《徂徕石先生文集》。除了整理,他还多走了一步,写作了《石介事迹著作编年》。这部书应当出自他的硕士研究生时代导师徐规先生的指导,路径与徐规先生作《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如出一辙。这种个案研究和文献整理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意识与深入思考,又应当看作是本书写作的学术史背景。
此外,植锷教授深厚的社会阅历、广博的知识积累、敏锐的学术嗅觉以及勤奋的拼搏精神,加之较强的思辨能力和流畅的文字表达能力,又是本书产生的个人因素背景。邓广铭先生书前的序引就说:“从其取材方面来说,他的确是当得起博览群书这句话的。”印证邓先生这句话的,就是书后长达三十页、几百种引用书目和参考论著目录。本书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起跳,后出而转精之作。
本书以宋学为主线,史学的训练使植锷教授能将论述对象纳入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叙述时代背景,他把儒学的复兴与尊王攘夷的政治需要结合起来。的确,北宋立国后,宋、辽、西夏紧张的民族关系又将本已模糊的胡汉意识明晰起来,儒学在强调《春秋》大一统的尊王攘夷语境下获得强劲的复兴。讲述宋学的时代背景,本书既纳入唐宋之际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史视野,又投射到北宋台谏制度等政治史的变化,同时更是敏锐地观察到科举改革与教育改革对宋学的推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八十年代使用的学术话语与今天不同。观察科举扩大所客观造就的改变历史的时代特征,我归纳为士大夫政治。本书虽然没有这样的归纳,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所叙述的历史现象并无分别。
为什么要使用“宋学”的概念,而不用当代所流行的“新儒学”的说法,植锷教授有自己的考量。他认为包括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在内所使用的“新儒学”概念,不过是狭义的程朱理学的等值代名词,而他使用的宋学无疑包含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对于宋学的发展阶段,本书从疑传讲到疑经,从议古讲到拟古,从义理之学讲到性理之学,梳理精致而到位。对于性情与理欲之辨、君子小人和义利之辨、上智下愚与真善美之辨等宋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学术争论,本书也没有回避。通过认真解析,从中归纳出宋学的主题与精神。
援佛入儒,三教合流,是宋学特征和渐进的趋势。本书从历史脉络讲述了排佛与融佛,具体涉及到了佛教的世俗化、禅宗的文字化以及佛学的儒学化的等一些重要文化现象,还论述到宋学与老氏之学的关系。
在上述这样论述之后,本书平面铺开,展开了放射性的笔触,论述了宋学与宋文、宋诗、宋词、宋画和科技的互动关系。治学偏向古典文学的植锷教授在写作本书之前,曾写过《诗歌意象论》,因此讲述宋代的文学艺术正是其所长。
以上,构成了本书别具只眼的北宋文化史叙述。在八十年代,这样跳槽窠臼的文化史叙述,可以说是绝无而仅有。当然,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北宋文化史。我在日本讲中国通史,讲到文化,分别讲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本书则正如邓广铭先生书前的序引所言,“只论述了属于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而未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诸多发现、进展、创造和发明”。
植锷教授非专攻思想史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方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实现多学科之融合。讲到这里,必须强调一下本书在成书三十年过去仍然具有的另一种价值。这就是,对今天的学者还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植锷教授认为:“要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常常在文化构成的各个层面之间互相渗透的交界点,可以看得更清楚。”这种强调打通学术边界的认识的确很有见地。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径?他接着讲道:“这样做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纵向和横向相沟通的研究方法的长处。做得好,既可以为进一步宏观地概观一代之文化打下基础,又可以为分类研究提供一些比较切近的新视点。”这种通家之论,不仅适用于文化史研究,对于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
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引之下,本书颇多创见。比如,植锷教授指出,在北宋,仁宗初年(十一世纪初期)和神宗初年(十一世纪后期),是两条重要的界线。前者是儒学复兴和义理之学创立的开始,后者则是宋儒由义理之学演进到性命道德为主要探讨内容的性理之学的标志。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一对亲密伙伴,古文(文)与儒学(学),在前一时期均已鲜明而一往无前的排佛努力,为宋学的开创打通一条道路。后一时期,宋儒由一味辟佛转入表面上排佛、骨子里援佛,而以宗儒为本的阶段,古文体制和儒家文化从形式上得到保留,但其内容已加进了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心性义理。在这一过程中,还伴随着援儒入佛,禅宗由“不立文字”转为文字化、儒学化的反向融合过程。古文,不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样式,而且还是宋儒(如二程、张载)与宋释(如契嵩、慧洪)从事学术活动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所接受。读到这样精辟的见解,教人不能不佩服著者敏锐的观察和深邃的思考。这里旁及的关于宋代古文的认识,今天读来,依然有道人所未道的新鲜感。我曾写过《范仲淹与北宋古文运动》,视野就没有投射到儒佛交融这一文化现象上。
学术研究,问题有大有小。无论问题大小,须有体现研究者的一个主线贯穿,沿着这一主线思考,方有区别于人云亦云的独特见解。研究宋史,士大夫政治就是我的主线。研究社会转型,宋元变革就是我的主线。植锷教授研究宋学,从义理之学到性理之学就是他的主线。
植锷教授整理的石介《徂徕先生文集》,在石介去世不久,欧阳脩就反复阅读过,并写下过《重读徂徕集》一诗。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我重读这部《北宋文化史述论》亦有同样之感。在我们班同学中,我跟植锷教授的交往相对较多。在大学二年级,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论〈豳风·七月〉作者的阶级地位》,植锷教授就向我索要过写作这篇论文的相关资料。我们一起学日语,那时植锷教授就通过有限的日语知识关注到日本学界的研究动向,跟我谈及过松浦友久的唐诗意象论,还具体一起谈论过现代意义上“文学”一词的起源。
毕业后,尽管各奔东西,不过由于都研究宋代,交集也很多。学术交流与私谊交织在一起。
1982年,参加在郑州举行的第二届宋史研究会年会。会后,我们曾同访少林寺,畅饮黄河畔。到杭州出差,他特地把我请到家里。出生在北方的我,第一次吃到不少海蟹。临走,又给我拿上一大罐自制的杨梅酒,让我跟同行的白化文先生品尝了一路。以后在1984年第三届宋史研究会年会,1985年首届国际宋史研讨会,1986年首届岳飞研究会频频相见。回顾往事,读斯书,忆斯人,正如欧阳脩的诗所写“如闻子谈论,疑子立我前。乃知长在世,谁谓已沉泉”,一切都是那样的鲜活。
邓广铭先生在书前的序引期待说:“我热切希望,陈植锷同志如能继此论文之后,再把他论述的时限延伸而及于南宋,更把他所论述的课题,由儒学、理学、文学等精神文化而扩及于由两宋人士所创造、发明或发展、改进了的物质文化诸方面,使读者借此都能窥得宋学的全貌,那将是对于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桩更大的贡献了。”可惜天妒英才,植锷教授遽归道山。曲终人去,广陵散绝,邓先生的期待已经无法实现,一部《北宋文化史述论》,犹如一座里程碑,永远地矗立在学术史上。
然而,转而想想,也有欣然之感。这也如欧阳脩的诗所写:“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无穷在其后,万世在其先。得长多几何,得短未足怜。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如何可以做到不朽?名声与文行。植锷教授有这一部《北宋文化史述论》在,已足以不朽。欧阳脩的《重读徂徕集》的最后两句写道:“子道自能久,吾言岂须镌。”此言犹我言,植锷教授,既然“子道自能久”,那也无需我多言了,就此打住。
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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