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如何做到宽猛相济

作 者 | 孙道萃，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学术部主任、博士后

自《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危险驾驶罪施行以来，各地严格执法，查处了一批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依法惩处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这充分说明增设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意义与社会价值。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

近年来，各地在执法过程中也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对危险驾驶罪的法律适用标准出现不同的声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关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浙高法〔2019〕151号，以下简称《纪要》）结合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对新形势下如何依法有效治理“醉驾”提出了新的思路，也有助于对该罪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目前，“醉驾”案件数量高位运行不止。在新时代，应当坚持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依法科学高效治理“醉驾”问题。

一、公共安全法益与“醉驾”的刑事违法性判断

按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是“醉驾”涉嫌构成犯罪的时空场域，也是其刑事违法性的发生时空场所。而之所以设定“道路”这一基本的罪状要素，就是为了保护公共（交通领域）安全法益。

《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第119条第1款的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这是理解“道路”之空白罪状的行政法依据。

《纪要》对“道路”作出两个层面的限制：

一是不包括居民小区、学校校园、机关企事业单位内等不允许机动车自由通行的通道及专用停车场。

二是对于醉酒在广场、公共停车场等公众通行的场所挪动车位的，或者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门口后接替驾驶进入居民小区的，或者驾驶出公共停车场、居民小区后即交由他人驾驶的，不属于《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第一种情形旨在将明显属于封闭的“内部道路”予以排除，第二种情形对“道路上”的“驾驶行为”作了限定理解。

这两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在具体操作中，也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对道路的“公开性（公共性）”之理解，虽然原则上应将“封闭性”的道路予以排除。但“封闭”是相对的概念。不允许自由通行的内部通道或专用停车场，其“封闭性”是不确定的，并不必然不涉及公共安全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

◆ 二是应当遵循危险驾驶罪的罪质，对“醉驾”的行为特征进行理解。“醉驾”是典型的抽象危险行为，一旦出现，就随时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高度危险或不确定的现实危害。因而，一般不存在中止、未遂等停止情形。

即使在相对封闭的道路或区域等，短暂或临时“醉驾”，虽然客观上没有造成现实的危害结果，但不能就此否认该类行为的危险性，及其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现实危险性，更不能直接认为不属于危险驾驶行为。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综合案件的所有情况，具体地判断与认定，做到实事求是，不拔高也不降低。

基于此，对“道路”的理解，应当回归立法原意，特别是需要遵循危险驾驶罪系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对“道路”的规范内涵作出符合目的与功能的解释。

对于“驾驶”行为的理解，也要结合“道路”的情形，并同时结合其他要素，综合地进行实质判断。不能仅因“道路”的情形较为特殊，或与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太一致，就简单地予以排除。

“道路”作为前提条件之一，对“驾驶”行为的认定具有时空范围的约束，但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不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

二、轻微罪质与“醉驾”案件的不起诉裁量

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纵观1997年《刑法》中的所有罪名，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可以认为，危险驾驶罪是目前最轻微的罪名。从立法原意看，之所以《刑法修正案（八）》增设本罪，是因为“醉驾”这种高发的危险驾驶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从这点看，“醉驾”入刑，是对相对轻微的违法行为予以入罪，反映了从严的一面。相应地，在刑事司法中，对“醉驾”的宽严相济处理，不能矫“严”过“宽”。

《纪要》规定，醉酒驾驶汽车，酒精含量在170mg／100ml以下，认罪悔罪，且无8种从重情节，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酒精含量在100mg／100ml以下，且无8种从重情节，危害不大的，可以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不移送审查起诉。

同时，醉酒驾驶摩托车，没有造成他人轻伤及以上后果，认罪悔罪，酒精含量在200mg／100ml以下，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其中，酒精含量在180mg／100ml以下，危害不大的，可以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不移送审查起诉。

《纪要》区分驾驶机动车与摩托车的情形，根据酒精含量的程度、认罪悔罪、是否有8种从重情节以及犯罪情节是否轻微几个主要因素，决定是否起诉、免于刑罚处罚或不予起诉。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纪要》对不起诉的处理，相比于《意见》，更多地体现了从宽的一面。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判处拘役并处罚金的“醉驾”行为，虽然是轻微罪，但仍存在出罪的空间。《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订）第16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不予以起诉。

因此，对“醉驾”行为，不必然一律都应当按照犯罪处理。这在实践中必然违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一些个案，检察机关根据案件事实与证据，可以做出不起诉处理。

然而，在把握“醉驾”案件的不起诉问题上，总体上要坚持审慎的严格适用立场，而不能过于放宽标准与范围。其理由为：

一是轻微罪的入罪门槛已经偏低，客观上无法预留较大的立法出罪空间，否则，必然削弱立法的科学性与必要性。

二是“醉驾”入刑后，如果不起诉的适用率过高，不仅导致本罪的司法覆盖面下降，也容易在一定程度上架空本罪的立法初衷。

三是虽然“醉驾”案件的基数很大，甚至高居“榜首”，是“案多人少”现象的主要内因。但不能单纯为了“压缩”案件数量，而人为地放宽“醉驾”的刑罚处罚标准。这在个案中可能异化为功利主义对司法正义的不当渗透。

四是对“醉驾”作不起诉处理，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在积极的一般预防效果等方面却明显被压制。办案机关应当权衡得失，既要对社会关切问题予以充分保障，也要对反映强烈的特定情形予以排除。

对于“醉驾”案件的起诉权把握上，总体上应坚持综合判断的原则。既要充分考虑“道路”、“驾驶行为”等基本要素，对刑事违法性作出全面的认定。同时，应当重点结合酒精含量的程度、认罪认罚、是否有法定的从重情节、人身危险性、犯罪情节的轻重等要素，对社会危害性作出整体的判断。

而且，应当针对群众关切，突出打击重点，对特定时期、区域等情形的“醉驾”持“零容忍”态度。通过权衡上述因素，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可以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三、认罪认罚与“醉驾”案件的从宽处理

《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订）第15条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这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这为“醉驾”案件的从宽处理提供了规范依据。在实践中，“醉驾”案件已经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大户”。

《纪要》与时俱进地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规定，作出了以下探索：

一是根据酒精含量，决定是否采取羁押措施。

二是明确“醉驾”犯罪案件的诉讼证据要求，特别是对酒精含量的鉴定之争议问题作出规定。

三是规定八种从重处罚的情形，但是，醉酒驾驶汽车或醉酒驾驶摩托车，无8种从重情节，且认罪悔罪，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缓刑。

四是人民检察院作不起诉处理的，公安机关也应当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或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应该说，《纪要》的规定遵循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对于“醉驾”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在从宽处理上，必须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当前，应当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存在基础的犯罪事实为前提，依法核实酒精含量，充分核实“醉驾”犯罪的情况，严格把握证据条件，坚决防止“冒名顶罪”、“花钱（买）免刑”等现象。

二是“醉驾”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结合案件的其他情况，在不起诉的把握上，应做到不枉不纵。对确实应当做出不起诉的，也要敢于依法贯彻，实现区别对待。

三是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为前提，依法从宽处理。主要综合考虑道路的情况、醉驾的时空场合、酒精含量、认罪认罚情况等反映“醉驾”危险程度的各种因素，同时也结合有无驾驶资格、驾驶的车辆种类、实际损害后果、曾经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处罚的情况、其他交通违法情况等情节，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实体从宽与程序从宽，而非一律从宽，更不能超出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予以从宽。

来源 | 法律读库（法治新媒体阅读管家，传递常识，启迪法治。）

原标题：《醉驾入刑：如何做到宽猛相济？ | 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