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贵︱“高谈平治欲谁听”——林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林损（公铎，1891-1940，浙江瑞安人）在今人的一般印象中，大概是一位才高而狂的北大“旧派”教授。1934年北大国文系解聘风波，他曾高调反击蒋梦麟、胡适，终与马裕藻、许之衡等校中旧人一并去职。这桩公案历来有一些考辨，而公案的渊源也已多被上溯到五四时期北大的人事格局与思想学术变迁。不过，其中回忆、传闻材料仍占很大比重，而较完备的林损文集（《林损集》，全三册，以下引文未标出版物者均出于此集）已整理出版近十年，其中不乏五四“现场”的史料（尤其是书信），至今利用者却似乎依然寥寥。

如所周知，今人所谓广义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涵括外交政治、思想文化多个层面内容的宏大运动；但倘将某位历史人物定性为“学人”，便时常会抹煞该人物的其他身份面相，“五四”在论者笔下，也会自动收窄为一思想学术层面的运动。其实在1919年前后，林损的自我定位与实际表现，绝非“学者”二字足以概括；且今人的视野也不可囿于北大一处、北京一地，如林的原籍浙江省瑞安县（属温州地区）及浙江省会杭州，也是林损此期言行关涉的两个重要地点。尽力还原这些地点围绕“当局者”的联结，后人方能真正拓展对其所当之“局”的理解，再现百年前知识人所认知与置身的潮流与世界。

一

1919年约2月间，过完年假的林损离乡赴京，继续任教于北大。至5月6日，在给身在温州的二姨之子林尧民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发生不久的五四事件：

北京学界昨以示威运动，殴死章宗祥，摔伤曹汝霖。事由青岛问题，将据军事协约，归之日本，群情愤激，不可遏抑，民气不死，可见一斑。然未免出之卤莽，非老成持重者所肯为，抑亦非老成持重者所能为也。大学校被捕数十人，均未放出，相率罢课要求，不知后文如何。天下事无处无波折，亦惟波折足增识见。其安易持，其兆则未易谋，而星星之火，动至燎原，斯其大可畏也。

现存民国时期林损的书信，所署日期有农历有公历，此信末署“五月初六”，据文意应为公历，但信中称“昨”，似又当作于5月5日。无论如何，当时林损虽在北大，消息却也不比一般人更灵通。一开始，北京与上海报纸或谓章宗祥生死不明，或谓章已经丧命，林的说法与后者相类，且“摔伤”曹汝霖之说也显然不确。对此，他的态度相当暧昧，一面说“卤莽”，一面又称“民气不死”，又赞又怕之余，颇有以观后效的意思（1530页）。至6月（也可能是农历六月），他因肺病又离京回瑞安老家休养。而此时爱国“民气”也已波及浙南，在乡期间的林损除了养病，也曾介入温瑞地方的爱国风潮。

林损是瑞安县上望村（今属上望镇）人，祖上历代务农，并非书香世族。他之所以能成长为“学人”，首先是因为自他的父亲林仁杲（养颐）开始发展出的、与同县名儒陈黻宸（介石，1859-1917）的关系。林损的母亲就是陈黻宸的四妹，在林出生时过世，之后林损便由他的三姨抚养长大。1903年起，林损就学于办在陈家的颖川学塾（后改翼圣学堂）；1907年，陈黻宸出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兼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遂招包括林损在内的家族子弟南下广东读书。民初陈黻宸到北大任教，1917年去世后，他的诸子学课程便由来京已入北大执教法预科的林损顶替。可以说，林的学术养成与在民国的学术地位，均与陈黻宸有直接关系，而这一以“甥舅”关系为基点、以家族（偏母族）关系为核心的人际网络，也构成了林损在乡的地位之基础。

只是，陈黻宸虽于1903年高中进士，却也由于祖上并非世代望族，且长期在外活动，其在乡的地位并不十分稳固。如1909年瑞安县公立中学堂爆发存废之争，身为主废派首脑的陈氏事后便曾明言“瑞人为我助者甚少”（《陈黻宸集》下册，1121页）。此次斗争，林损也参与其中，曾与瑞邑望族人士大打笔仗，锋芒毕露。民国初年，晚清的地方矛盾仍在发酵，林损的在地言论也继续将矛头直指本乡的望族巨绅。

1919年5月22日左右，位处浙江省东南隅的温州地区（时为瓯海道东部地区）开始响应外界，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恰在此时，却有人“顶风作案”，偷运日煤入温。之后查出这批货的收受方，正是身为地方豪绅的瑞安“国货维持会”总经理。该绅所在家族自晚清即办有轮船公司，在瑞安与外界的海运中扮演关键角色。而该家族在晚清已与陈黻宸一方结怨，此时公愤与私嫌便再次合作一处。林损连续撰作《为瑞安劝用国货会全体会员致会长书》《再为劝用国货会会员上会长书》，指出运货者只是“贾充”，而该绅则是贾充的后台“司马昭”，进而控告该绅表面提倡国货，背地里却偷运日货，“饕美名而犯道家之忌，居下流而为众恶所归；责人则重以周，待己则轻以约，不恕不仁，莫此为甚！”林损的严辞控告，助长了业已勃发的地方“民气”，之后这批日货似即被轮船公司自行销毁，望族巨绅的在乡威望一时也受到了相当沉重的打击（1090-1094页）。

协助查货之举诚然关乎爱国公义，可在乡里以外，林损的一些表现又存在“公义”难以涵括的面相。这一点同样关系到林的舅舅陈黻宸：陈自晚清便是浙江省一位著名的“政”“学”两栖人物，清季陈在杭州、广州、京师等地执教，后又成为浙江省谘议局正议长；民初则在任教北大时又为北京国会众议员（袁世凯停废议会时期除外）。而在陈去世后，林损的六姨父唐闿（陈黻宸的六妹夫）也成为第二届浙江省议会议员，当时浙江东部与南部的台州、温州、处州（今丽水）选区议员，也构成了该届省议会中的优势派别。该优势派自1918年选举完成后，却又屡次联合江苏省议会，提出增加议员公旅费之案，1919年提案者徐成周正是瑞安议员，而提案审议之期，则又恰值该年5月间爱国运动波及杭州之时。国难当头，省议员却在心心念念给自己加薪，于是在南下的北京代表抵达杭州次日（5月22日），高涨的爱国义愤便与地方公愤汇作一处，引发省校学生冲击省议会事件。

涉事的学生，似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生为主。该校校长经亨颐早先提议筹办浙江大学，屡被省议会否决，议会中人遂认定此次事件系由经氏唆使。之后将近一年中，议员们联合浙省官厅，对经亨颐与第一师范穷究不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1919年末的《非孝》事件，及1920年初围绕经氏去留问题的“一师风潮”。其间，唐闿也是积极控告经亨颐的议员之一；而林损在家乡的爱国运动中打击望族巨绅，但对省城事件，却是力挺姨父，捍卫此期表现不佳的省议会的“尊严”。对于同时又倾心于文教革新的经亨颐，林则指其“心若蝎蛇，一旦得志，凌轹八府，是盖天也”（1489页）。也应是在1919年稍晚的时候，瑞安议员黄尚向议长周继潆推荐林损，而林也“不负所托”，在致周的长信中给出了针对经亨颐、阮性存等杭城趋新人士的一揽子建议。

信中，林对议会被捣表达了将心比心的愤慨，可信中内容也不完全是对议会人士的“抚慰”。如在具体的建议部分，林提及北京的“安福系”经夏间爱国运动，已为千夫所指，“研究系”也声名不佳，此后浙议会应与之撇清关系，“自将一军”，方为“可久之道”。其中要点，除却联合其他省议会，还可以联合浙江籍的孙宝琦、宝瑄兄弟等“世禄之家”；再由“政”及“学”，一些偏旧派的北大教授如陈黻宸侄陈怀、陈黻宸门生马叙伦等，亦可引为奥援。如此在省内外形成阵势，相信即便有一百个经亨颐、阮性存，也能“如拉[朽]摧枯”。林并表示自己向有“经世”之志，惜久不得所用，此次被同乡议员誉为“天纵之才”荐于议长，唯有“汗下耳热，敢怖[布]腹心”（1497-1498页）。

此次林的“献策”究竟起到了什么效果，今已不得而知。不过，至1920年初“一师风潮”期间林损与唐闿通信，已然痛心于杭州的“陆沉”（1617-1618页）。但林损力挺亲友的立场始终未变，后来他依然称许唐闿在国事蜩螗之中提案查办经亨颐、力辟经氏本人实际从未提倡的“非孝、废孔”诸说，乃是“皆秉经术为之”（《唐闿小传》，1374页）。

需要指出，林损在论学之时屡屡涉及古今政治，但本人并未为官，对于北洋官场政界中人本也谈不上有太多好感。民国初年，他还曾作《废学校议》一篇，提出中国历史上“教之下移，是学术之大进步也”，而“官师之合，是学术之大专制也”；近代以来的学校系统正是“官师合一”，遂致弊窦丛生，故应废除新式学校，回到类似科举时代的状态，国家只管“抡才”，“育才”则放手给民间，唯在教学内容上要求中西新旧并举即可（《废学校议》，944-956页）。此论或稍涉偏激，但至少彰显了林损与陈黻宸近似的扬“民”抑“官”的立场，对后人检视近代教育问题依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可是，当进入实践层面，自居“民”之代表、却在五四前后声望低落的议会分子，在林看来依然是可联络的对象。新派之“恶”与亲友之“仇”且能形成叠加，在此“议员”与“教授”的联合中，“公”“私”之间的界限也更欠分明。总之，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后，林损便不满足于做一“旁观者”，而颇欲借此机会影响本乡乃至本省的文教格局。然而成效整体上难如人意，这份源自京外的挫败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在北大校中的所感与所行。

二

林损是在胡仁源代理校长的时代进入北大的。概言之，作为晚清新式学堂学生，林损对晚清新学（如算学等）尚有肯定，但在经、史、子等中土旧学方面的态度则与陈黻宸近似，倾向于在旧学“传统中变”，有着鲜明的中学本位意识。在文体问题上，他是文言的坚定捍卫者。林损擅长赋体与骈文，推崇《文心雕龙》，与刘师培及章门黄侃诸人气味相投。1918年，他写过一首白话诗《苦——乐——美——丑》登于《新青年》，但那是为应付周作人等人的稿约，表示白话诗他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初试白话》，740页）。五四前后他多次痛斥以白话为宗的主张，并在1921年的一份演讲稿中痛批《尝试集》，称军人是拿人的“生命”来尝试，胡适则是拿人的“心灵”来尝试，“岂止万恶教员而已”——只是这份讲稿本身却是白话文（1138-1151页）。另有不少传闻性质的材料，但真伪难辨，此处不赘。此外，林还坚持文史旧学与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体性，在教授《易》学与老庄之余，坚持尊孔立场，并维护以孝道为核心的旧有家族伦理。他曾指流布于北京的新说“至令人不可听闻，观之使我父子甥舅之情顿减”（1723页），除却思想歧异，这也应是由于林损在学界的地位本与“父子甥舅之情”直接有关。

思想上与新文化人的分异，自然是造成林损在京精神紧张、不安于位的一个要因。不过平心而论，五四前后林损在校中的地位，似也并不如他本人估计得那样风雨飘摇。1917年7月陈黻宸去世，之后在北大任教的陈氏亲友弟子尚有林的表兄陈怀（孟冲）、胞兄林辛（次公），及陈黻宸弟子马叙伦、伦明（哲如）等人。在温籍学人与陈门师徒以外，林损还属于北大的浙籍学人群，这一“某籍某系”成员在新旧之间的位置不一，但整体上自何燏时、胡仁源时代起就一直有很大力量，后来进入北大的胡适等人与之有抵牾也有合作，在1930年代以前也从未真正取而代之。而在学术思想偏旧的教员一面，林损与非浙籍的黄侃、刘师培、黄节等人交情也不错。更为微妙也可能更关键的，则是他与蔡元培的关系。尽管在蔡氏初到北大时，林损已在致同乡亲友的信中对蔡口不留情（1599-1600页），但在1918年末，林还曾请蔡元培致信与蔡有旧交的浙江省教育厅长伍崇学，为林代谋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长之职。此事未成，北大校中却已风传林将辞职，“纷纷钻谋补缺者数十人”，幸蔡“坚持不动”，令林损保留教职，对此林亦称“盛意可感”（1526页）。至1919年9月，因愤于黄侃出走，林损有意借养病之机留温不返，是蔡元培“迭致敦促”，他才北上返校任课（1495页）。后来1921年9月，在北大法科执教的胞兄林辛被辞退，林损又萌去意，但蔡元培依然对林损挽留“甚力”（1554页）。1929年林损辞去上海交通大学国文系教职，第二次进入北大，或同样是出于蔡元培的邀请。

今人多有指出，蔡元培在五四前夕主张“兼容并包”，事实上却是倾向保护新文化派。可如上所述，其实在旧学一面，蔡氏所谓的“兼容”也绝非虚语。如黄侃所云，虽然黄与蔡“志不同道不合”，可黄也承认“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对此与黄一样恃才傲物的林损或也心有戚戚焉。在晚清，林损曾在温州府属的平阳、乐清、瑞安等县执教，均为期甚短，其间并曾与乐清县的办学士绅（不少是陈黻宸早年的学生）发生不小的龃龉。远离家乡的北大却成为林损一生执教时间最长的学校（1914-1927，1929-1934），此间蔡元培的作用不可低估。换句话说，林损虽在较私密的场合屡次指责蔡元培不学无术，但在另一些私密或公开的场合依然需要借重蔡氏。而到1930年代，北大校长正式换成了对“兼容”旧人与狂傲性格无甚兴趣的蒋梦麟，林的一去不返也就在所难免了。

综括上文，可见在1919年北京五四事件爆发时，林损与多数时人一样，尚判断不出此事应忧应喜，也未将之与北大新派的言行建立何种联系。之后，特别是由于该年下半年到校的蒋梦麟等开展文化运动、冲击旧派教员的地位，林损对于夏间运动的观感连带趋于负面。不过在1919年12月，他又欲借五四运动的“后劲”，再争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校长之位（1534、1622页）。之后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潮林损的态度也是如此：虽然教育总长章士钊尊崇文言、反对白话，林却仍指其不学无文、“蹂躏学生”，个中缘由除却论学不合，也应与当时北大浙籍学人集体参与反章的形势有关（《讯章》，1115-1121页）。

至于五四后标示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新潮，林损一直不甚认同，只是这种态度当时尚未完全地公开化。其不认同的具体对象人物，主要是胡适、蒋梦麟等，可能还包括钱玄同。其实，当时北大内外所谓的“旧派”也有自己的发言平台，如刘师培、黄侃等人操持的《国故》月刊，林损也是特别编辑之一。1920年5月，北大《唯是》杂志创刊，该刊似由北大诸子学教员黄离明（建中）主持。不过，这前后两个刊物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认可新旧之“争”，尚有问题，相应也会容纳一些谋求折衷的意见。如《唯是》的发刊宣言便标榜“泯新旧，明是非，求真理，信本心”，内容上也并不完全排斥注重文教与社会变革的新潮流；只是又反对当前少数“名流”以势凌人、误导学子，强调“学唯其是而已，无所谓新，无所谓旧，更无所谓调和”。

在《唯是》，林损登有《文学要略》《述古》《养性》《闵殇赋》《送王景明南归序》等文。《文学要略》一文仅登“发例”部分，该部分又见林损在北京中国大学所兼“文论”课程的讲义，作为第五部分“研究文学之范围”（550-560页）。该文列出十六种前人的论文取径，凸显文章与世道人心的关联，而终以刘勰《文心雕龙》之论为尚。《述古》一篇，申论学者不应“泥古”也不应“诬古”，而应糅合孟与荀的“法先王”与“法后王”之意。《养性》则大致遵循内圣方能外王的思路，强调“性理”历来不是空谈，而是“经济之学”的基础。此外，其兄林辛与温州籍已故学者宋恕、陈黻宸、陈侠（醉石，陈黻宸弟）等人的著述，及章太炎、黄侃、张尔田、马叙伦、吴梅与已故的刘师培等名家诗文，亦曾登于该刊。但最终，《唯是》与之前的《国故》月刊同样短命，似乎只出了四期，便在1920年当年停刊。

而林损固然尊孔，但略显意外的是，他与之后来北大、曾经“打孔家店”的吴虞关系则尚可。这可能与二人多存士人习气，与校中的归国留学生则气味不甚相投有关。对1922年创办的东南大学《学衡》杂志，林损也曾引为同道，将不少旧日诗文交与刊登。再联系其早年在乡办报，及在沪、在京对报务的参与，可见林损实颇重视报刊这类近代媒介，而其基本立场至少在1920年代前中期的学界，也谈不上有多“知音难觅”。可是，他的见报之作在学理上未必有多艰深，在文字上却又不求浅近，意在淑世却又不愿稍降身段，其阻遏“横流”的效果终归难如人意。

据民初书信中的用词与语调，林损其实一贯重视所谓“吾党”的经营。这一“吾党”以陈黻宸为核心，再扩及其门生亲友，可是经历陈黻宸的逝世与新文化浪潮，“吾党”之势已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早年曾参与陈黻宸牵头的民国新政社、“颇为吾党服役”的永嘉人姜琦（伯韩，南京高等师范教员、暨南学校教务主任），“近亦知趋风气，作为白话文字以扬杜威”（1489-1490页），并于“一师风潮”后继经亨颐出任浙江一师校长，继续推进东南地域的新文化运动。1921年9月，胞兄林辛被辞退，1922年表兄陈怀亦去世，两事虽不见得与新旧之争有多大关系（林辛辞退的部分原因见1620-1621页），但也不免加深了极重亲情戚谊的林损在京的愤懑无助之感。加以北大屡次发生欠薪索薪事件，他在致乡人的信中多次重申辞职之意，却又担心倘若就此离去，更加无法面对乡里舆论与家计负担。自顾不暇、纠结彷徨之中，他也只能维持原状，对蔡、胡等人，只有借着酒酣耳热，“时时骂以取快”（1617页）。如前所述，林损并非不想争取青年，但当时北京的温州籍学生也是思想学术取向各异，而未曾汇聚在这位年辈实不甚“老”的同乡师长旗下。如北京高等师范的周予同（瑞安人），是北京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北大的瑞安学生伍一比（叔傥）并非新文化派，但对思想学术歧异的态度亦不激烈；同在北大的瑞安孙延杲（晚清瑞安名儒孙诒让侄）原向《国故》月刊供稿，后来则又供稿给《新学报》《瓯海新潮》等面向温州乡里传播新文化的刊物。对于为新文化“摇旗呐喊”的北大同乡后生，林损在斥责之余唯有深感无奈，慨叹“温州人真靠不住”（1546页）。

要之，1919年前后林损在首都、省城、乡里多地的言与行，表明他并非纯粹的象牙塔中人，也不是遇事谦退的“弱者”。唯相比声气相求的新文化派，他的应对却又不免显得联络无方、制敌乏术。他曾有意联合政界，但这又在实践层面坐实了新文化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的指控（胡适、陈独秀：《论〈新青年〉之主张》，《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1918年10月15日）；当政界既有的“民”之代表不孚民望，声望跌落到与官僚军阀无异，应守之旧思想旧文化的声誉也将随之而去。而林损的一些保守表态固然略显特异偏执，可抗击新派成效不佳，在当时也非林损独有的遭遇。早在1919年5月底，黄炎培曾在一封与蒋梦麟共致胡适的信中称“逆料旧派无组织之能力”（《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35页），此论并非针对林损，可是当时宽泛意义上的旧派相对缺乏“组织之能力”，或也的确是在新文化初起时人数上未居劣势的他们难以争得胜果的一个要因。

今人将林损归为守“旧”学人，容易忽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林损生于1891年1月16日，实际年龄只比胡适大十一个月。而林损的自我期许，也与多数在国内完成求学生涯的老辈与同辈相类，是源自传统话语的经世济民、“平治天下”，曾谓“必治侠三年，剿社会之不平；治兵三年，戢天下之祸乱；治狱三年，尽雪冤苦；从政三年，遂平泰阶”。再“退而著书，可得万卷，流布人间，使读者皆点首妙悟，和睦百万世，而后举亲戚上下飞升天上，作游行自在之神仙”（1606页）。从生到老到死，糅合儒道墨的理想甚为丰满，唯当“丰满”的理想进入实行，却又不免为各种“骨感”的主客因素所侵蚀。对此，林损自己也不免在诗作中感叹：“憔悴廿年营一饱，高谈平治欲谁听？”（《大风》，《学衡》1926年第五十七期，收入《林损集》中册，632页）五四时代“大风”中的旧人诚有能动性，但却终难如愿遏止“横流”，这段多元竞合的历史所蕴含的个性与群性、偶然与必然，值得后人不断回望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