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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浮梦录︱镂斐迪中国国情报告②：读书人与洋泾浜英语

王元崇

2019-10-24 18:11

来源：澎湃新闻

第三部分•书中自有黄金屋：做官之梦、科举晋身和官民关系

帝国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缺陷在于其原动力，士子们为了做官而读书，官位带来的功名利禄是这个国家所有男人追求的目标，如果还不是唯一目标的话。怀揣这当官的梦想，他们可以在贫困中挣扎好多年——每三年参加一次考试，99%的人会落榜，等到成功中试的时候，许多人已经五六十岁甚至古稀，一生的脑力和体力几近耗尽。就我所见而言，很少有人——几乎没有——是为了科学、艺术，或是取得某项专业技能而读书学习的。

教育打开了向上攀爬的功名之路，但名落孙山的一定是大多数。在每三年一次的考试中，只有约1%的人可以获得最高学位，金榜题名——由于只有成功通过省一级会试的读书人才有资格到北京参加最终的考试，由此可以推算出考生人数是及其庞大的。

【清代科举分为县一级的童试、省一级的乡试和在京举行的会试与殿试。乡试、会试与殿试均是三年一开科，考中者分别升为举人、贡生和进士，镂氏说的“最高学位”即进士。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历代热衷科举直到白头之人比比皆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即是一例。蒲氏乡试屡试不中，直到康熙辛卯年（1711年）71岁时才被选拔为岁贡生，四年后就去世了。这也造成了很多社会矛盾，“太平天国”洪秀全之所以揭竿而起，就跟他科举屡试不中有很大关系。到了晚清，随着欧美新学不断涌入，基于四书五经的科举考试愈发不合时宜，终于在1905年被彻底废除了。】

北京贡院一角。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 H. Conger）的夫人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1899年拍摄。

那些没能最终金榜题名的读书人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middle class），即所谓的“士绅”阶层。他们处于官员和农民之间，为下层人士出谋划策，有时也会协助官员们在地方事务中居中调停。士绅阶层有文化、通世故，藉此获得许多资源，但还不足以让他们去压迫下层民众。

士绅阶层塑造了中国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而这种舆论对官员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当百姓苦于压迫和盘剥之时，这个阶层通常会为民请命，迫使官员们打消那些制造矛盾的念头和做法。士绅们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制约，以至于当官的都不能罔顾民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就其实际运作而言是堪称民主的。

【镂氏点出了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阶层——士绅阶层，他们介于官与民之间，起到沟通调和的作用。报告使用了一些直到今天仍然很流行的关键词，如“中间阶层”、“公众舆论”等等，来解析士绅们在中国行政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个系统是如何对基层民意做出回应的。值得一提的是，士绅阶层在基于血缘的宗族社会里处于权势地位，往往要向本族的利益负责，这使他们在与政府合作时不会完全投靠对方。就此而言，士绅阶层的消亡，对后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及行政运作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功名之路如此艰辛，一旦金榜题名做了官，不免想把先前付出的连本带利都捞回来。如果我的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官员可谓不择手段，并且大多达到了目的。当然，在上有皇帝管制、下有百姓掣肘的情况下，官员们想要贪赃枉法而不受处罚，也不是那么容易，于是欺上罔下成为惯常的做法。如果有人向朝廷举报，他们也有办法去阻断——在这样一个没有铁路、电报和稳定有效的邮递系统的国家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联系是缓慢、无定法和不确定的，通常在举报信抵达京城之前，腐败官员们就能藉着手中的便利，把自己的辩解递送到中央。而且由于没有报纸，百姓的呼声几乎很难传出当地。这样一来，骚乱和暴动就成了社会底层伸冤的唯一途径。

【腐败系中国官僚系统的顽疾，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员腐败造成民怨，民怨无法申张，则易引发社会动荡。中国当时刚开始修建铁路和电报系统，传统的驿递系统非常成熟，但涉及民生的现代邮递体系要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才在内地省份基本建成（见下图）。一旦官民矛盾激化，而居中的士绅阶层又无力缓解，民众其实是找不到一条合理、合法而又成熟稳定的“上访”渠道的。】

1904年中国邮政系统总图；来源：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中国海关十年报告》，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印刷，1906年。

专制体制下，官员们欺上罔下以获取不义之财，老百姓为躲避盘剥也虚与委蛇，撒谎成为风气。不过说句公道话，中国人并非完全没有诚信，起码做生意的商人是讲信誉的，他们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同行都更诚实、更有荣誉感。

在谈论中国人的诚信问题时，我也注意到了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文化的差异。事实上，我认为在受到同等诱惑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官员并不会表现得比中国官员更好，如果没有其他启蒙思想和价值观的协助，仅仅靠基督教义是很难控制人性的贪婪，确保方正廉洁的。任何国家，不管多么文明开化，只要其政治仍然奉行专制主义、其行政仍然依赖传统而非界定清晰的成文法，那么我们就不能对其官员和公众的道德水准保有多大希望。

【镂氏在这里进行了换位思考，认为基督教国家并非在道德上更为优越或是进步，在同样的社会体制下，西方人并不会比中国人做的更好。】

中国的情况很不妙，进步几乎没有。令人吃惊的是，即便如此，这个庞大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并没有崩溃——在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中央是怎样维持其权威的呢？与世隔绝的状态无疑有利于维系这个国家的完整；而皇帝既是世俗统治者也是精神领袖这一事实，也赋予皇权及圣旨额外的威力。

不过，真正将这个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不是这些，而是那种对飞黄腾达的全民渴望，以及达成这种渴望的入仕途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帝国所有的读书人都有可能步入仕途，升官发达。已经当官的极力维护现行政治架构以确保自身的权位，还没当官的则怀着希望继续考学，等待时来运转金榜题名的一天。这既是维系帝国大一统的纽带，也是阻碍帝国进步的巨大障碍，难以克服，不可逾越。

【镂氏注意到，同治时期的清朝中央政府已经十分孱弱，并对它尚未垮台感到惊讶。镂斐迪作为公使，在华接触得最多的是官僚体系网络，这或许推动了他在“仕途”上找原因，认为科举考试以及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维系了帝国的完整。这固然是片面的，毕竟中国社会不只有读书人和科举考试，但镂氏的视角及其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注意。】

第四部分•中国语言和洋泾浜英语

语言是另一大障碍，对于外国人而言，只有靠时间和忍耐去克服。中国的语言实在复杂，即便中国人自己都要耗费多年去掌握，更不用说是外国人去学了。现在，多少有几个外国人会读说中文，但即便是经过多年的耐心苦读，也没有哪个人敢说他可以完全准确地读说中文了；更没有哪个人可以独立把邮件或是公文译成中文，想要把意思准确地表达在字面上，还得靠中国老师和写手。

【当时在北京，能够熟练掌握中文的外国人极少。就美国公使馆而言，从1871年到1901年的20年间，文书翻译主要依靠一名叫做Cheshire的翻译官，还有一些中国员工从旁协助。直到1902年，美国国务院才在驻华公使康格（E. H. Conger）的极力要求下，选拔了10名翻译生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以便日后在驻华公使馆工作。】

中国人也开始学习一些其他的语言，并藉此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但在这个国家变得更开化之前，中国人不会费劲去学习外语，甚至完全不做这方面的努力。那么，问题来了：在认识到外语的价值之前，在外国人可以用中文讲课之前，中国人该怎样获取这方面的知识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各方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好在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进展还不错：教科书、字典和其他语言类的工具书越来越多，为人们的语言学习以及未来工作都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过去二十年间所取得的进展”，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有意识地引进西学，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兴办“洋务”。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系统内没人懂得英文和法文。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逐步开设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外国语言科目，并教授近代物理、化学、天文等新知识，国人的教育格局开始根本改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于1869年升任同文馆总教习，对该校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892年年底，丁韪良曾推荐同文馆的张德彝和沈铎二人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图片来自丁韪良自传《花甲记忆》（A Cycle of Cathay，纽约：1896年，第292-293页），照片下自提：First President of the Tungwen College同文馆首任教习。

除了传教士、领馆人员以及同中国海关税务司打交道的人，外国人里面基本没有会中文的。商人们也不打算学中文，一些公司甚至不肯雇佣会英语的中国人，因为担心他们把欧洲的市价和市场报告泄露给中国商人。基本上，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买卖都是通过中间商来完成的，也就是“买办”

外国商人和买办之间形成了行话，也就是“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这种无从记录的语言可以传递最简单的指令，沟通买卖，达成交易。但洋泾浜英语本身并没有多少语言要素，其出现和使用对口岸城市及周边的外语学习并无好处，实际上已经大大妨碍人们去把握正确的语言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一家位于上海的美国公司的两名年轻雇员正在北京学习中文，学成之后，他们将直接与中国的生意伙伴沟通，进而将公司从对买办的依赖之中释放出来。这家公司（即“琼记洋行”，Messrs. Augustine Heard & Co.）的做法才是克服语言障碍的正道，我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有好的效果，这样其他公司才会起来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