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健｜为略萨辩护：《上帝的耳目》一文的偏颇

我译过几本书，到目前为止最难译的是西班牙作家豪尔赫·卡里翁（Jorge Carrión）的《书店漫游》（Librerías），说难译是因为作家游历众多，阅读量巨大，笔下引经据典，有时还会用上法语、德语、英语甚至是泰语。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985年加入加拿大籍的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也是如豪尔赫般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曾经写过《阅读史》这样的著作，读类似作家的文字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如果读者能或快或慢地跟上他们的步伐，那么通过阅读收获的知识有时会比读其他作家更多。因此，在得知阿尔维托的《理想的读者》有了中译本后，我立刻将之加入了自己的阅读计划（还有一个原因，阿尔维托很喜欢写西语作家的故事），可是待读的书目实在太多，于是一直没有真正把这本书买来看。直到有一天无意中读到一条此书的介绍，说阿尔维托在这本书中“批评略萨对遗忘的辩护”，才立刻下单把书买了回来。

略萨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是略萨作品的书迷，正是读了他的书才促使我下定决心当了老师和文学翻译，后来我又成了略萨作品的译者和研究者，略萨令我痴迷的地方不仅是他高超的文学造诣，还有他面对拉美诸多历史弊病时永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当然，好斗之人必然会四处树敌，对略萨进行批判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但我还是很好奇阿尔维托在《理想的读者》中会怎样批评略萨，而所谓的“略萨对遗忘的辩护”又是什么。

《理想的读者》是本好书，阿尔维托在书中聊到了许多有趣的话题。实际上批评略萨的只是其中一篇题为“上帝的耳目”的文章，这篇文章讨论的主题是对阿根廷军政府在“肮脏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进行清算的问题。

1973年至1982年，荼毒阿根廷的“肮脏战争”导致三万多人遇难，然而针对在此期间涉及侵犯人权案件的军方人士，阿根廷政府却多次颁布赦免令或大赦令，一方面企图免去其刑，另一方面也希望免去其罪。阿尔维托指出，“阿根廷军方在1995年席林戈和伊巴涅斯先后公开自白之前，始终不肯承认他们口中说的‘打击恐怖活动’有何失当之处”。席林戈和伊巴涅斯的公开自白给了阿根廷人民清算军方在“肮脏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以新的例证。然而就在二人公开自白后不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西班牙《国家报》发表题为《玩火》（Jugar con fuego）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成为了阿尔维托撰写《上帝的耳目》一文的导火索。

略萨在《玩火》一文中写道：“（对席林戈和伊巴涅斯的自白）任谁只要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皆会觉得恶心作呕。（……）因此，犯下这般难以置信暴行的人，一一被送上法庭接受制裁，当然最好，却殆无可能。因为追究起责任，该负责的人远远超过军方这一块领域，牵连到阿根廷社会各阶层。即使现今大声疾呼、严词谴责过去暴行的人，有不少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当了共犯。”

阿尔维托据此认为，略萨是在为阿根廷军方进行辩护，认为阿根廷各界坚持追究军方在“肮脏战争”中犯下罪行之人责任的行为无意义，也不可能实现。他同时臆断略萨的言下之意是“往事已矣，忘掉岂不更好？”

就在《玩火》一文发表后不久，阿根廷作家胡安·何塞·赛尔在西班牙《世界报》发文回击。“先是纠正略萨文中几点重大的失实之处，例如指处于伊萨贝尔·庇隆任期的政府是‘民主政府’，罔顾阿根廷人民从1955年到1983年，得以自由选举国家领袖的时间几乎未满六年。（……）还指出略萨的‘人人有责’说，很可能害他陷入微妙的处境，因为，在阿根廷的知识分子备受酷刑虐待或是被迫出逃的那些年头，这位秘鲁小说家可是向来乐见自己的文章登上阿根廷的官方报刊。”

阿尔维托和胡安·何塞·赛尔对略萨的批评令我想起了拉美文坛的另一场论战。1977年，左翼知识分子卡洛斯·蒙西瓦伊斯（Carlos Monsiváis）因为感觉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所写的一篇文章影射到了自己，于是撰文回击，批评帕斯对拉美左翼的看法犯了“普遍化”和“权威化”的毛病，却对右翼态度宽容，进而指责帕斯在宗教问题上因循守旧，只顾埋头批评，罔顾被帕斯批评的各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帕斯的回击则更加犀利，他说：“蒙西瓦伊斯不是思想家，而是诡辩家。（……）在他的文章里，体现出了三个可悲的‘混’：混乱、含混、混淆。”在蒙西瓦伊斯的理论中，帕斯发现了诸多不通的逻辑：歪曲论点，删掉对之不利的信息，不断地做着暗示，大喊口号，一切都是为批判“右翼人士”或“右翼同情者”而服务，却从不分析具体事例，只是在讨论些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

帕斯对蒙西瓦伊斯的回击论点似乎还可以被用来评价阿尔维托和胡安·何塞·赛尔二人的文章。

首先，二人没有搞清楚略萨在《玩火》一文中最主要的论点是什么，这就犯了“歪曲论点”的错误。首先，略萨花了大量篇幅对阿根廷军政府在“肮脏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进行批判，甚至多次用到“独裁”一词。其次，略萨所提出的“殆无可能”指的是对该为“肮脏战争”罪行负责的所有军方人士进行完全正义的审判是无可能的，而非强调追责行为无意义。略萨的文章常常喜欢以小见大，《玩火》一文也不例外。表面上看，略萨是在谈论阿根廷的社会问题，但实际上文章表现出的却是他对拉丁美洲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一种恶性循环的担忧，即：独裁统治-政权更迭-政治清算-新的独裁。我们要注意《玩火》一文发表的时间点：1995年，其时略萨刚刚在秘鲁总统大选中败于藤森之手不到五年，而藤森能在大选中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反向种族主义竞选策略，他在秘鲁人民面前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和之前历任执政者（包括竞选对手“白人富翁略萨”）都不同的“新人”形象。似乎藤森的上台会给秘鲁政坛带去一股清流，会将之前的种种政治弊病一扫而空。然而事实却是藤森发动自我政变，下令抓捕前总统阿兰·加西亚，逐渐成为了只手遮天的政治强人。因此，略萨对于类似的政治清算始终是抱有戒心的。追究责任会不会成为新一轮打压政敌的政治报复（所谓的“殆无可能”，指的更多是不可能准确认定谁有责谁无责，也不可能恰到好处地按责施刑）？会不会促使新的强权政府出现？这些是略萨真正担心的问题。

其次，阿尔维托，尤其是胡安·何塞·赛尔，也犯了“删掉对之不利的信息，不断地做着暗示”的错误，他们只截取了可以用来支撑自己论点的信息。例如指责说“这位秘鲁小说家可是向来乐见自己的文章登上阿根廷的官方报刊”，可是却既不提及是何报刊，也不提及发表的是何文章。可以想象，如果略萨是在军政府操纵的媒体上发表歌颂军政府的文章的话（当然这绝无可能），胡安·何塞·赛尔必然会毫不掩饰地加以引用并给予批判，可见事实并非如此。使用这样的论据只是对读者的误导，使读者进行联想，认为这种发表文章的行文就代表了略萨对军政府的支持，这无疑是在偷换概念。此外，胡安·何塞·赛尔自然也不会提到略萨在1976年当选国际笔会主席后，“曾借助该组织进行密集的文学活动，来对抗阿根廷军政府的打压”（此为Enrique Krauze在Redentores: ideas y poder en América Latina一书中所言）。

另外，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所谓的阿尔维托“批评略萨对遗忘的辩护”本身就是个假命题，因为略萨通过《玩火》一文想要表达的想法并非单纯是“遗忘”，反而恰恰是“记住”。阿尔维托的问题在于只看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这也正是略萨一直以来坚信的拉美进步迟缓的原因之一：人们总是在关注错误的焦点。举个较近的例子：2019年3月，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尔多要求西班牙政府为大约五百年前入侵墨西哥后屠杀土著居民的历史道歉，这一要求很快就遭到了略萨的批判，略萨重申了自己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词中的观点，他指出：尽管西班牙人对美洲大陆的征服是残忍血腥的，可是在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的两百年来，拉美人却并没有解除对印第安人的压迫，没有为印第安人过去所遭受的侵害还其公正，反而继承了征服者的贪婪和残暴，继续对印第安人进行迫害，所以在他看来，要求西班牙道歉的做法是在转移焦点、逃避责任，因为该道歉的不止是西班牙，还有拉美人自己。这一事件与《玩火》事件的逻辑体系极为相似，自然有人会指责略萨是在为西班牙人开脱，是希望拉美人“遗忘”那段血泪史，可是略萨想要表达的重点是，拉美人民更应该“记住”自己不正确的所做所为，而非以他人的过错为挡箭牌。在《玩火》事件中，略萨想说的也并非是阿根廷人民应该“往事已矣，忘掉岂不更好”，而是应该“记住”很可能正是如今要求对军政府追责的同一批人，曾经在1976年军队发动政变、推翻合法继任总统的庇隆夫人时为军方摇旗呐喊，只是因为庇隆夫人无法扭转糟糕的经济局势，他们就轻易抛弃了民选政府。只有“记住”这一血的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也因此，胡安·何塞·赛尔所谓的“（略萨只说）处于伊萨贝尔·庇隆任期的政府是‘民主政府’，罔顾阿根廷人民从1955年到1983年，得以自由选举国家领袖的时间几乎未满六年”，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问题，因为略萨恰恰是在强调人们要珍视阿根廷得之不易的民主政府。

试为略萨做一辩护，也可让《理想的读者》一书的读者们避开帕斯提及的“混乱、含混、混淆”的问题，能更加客观地看待拉美两类知识分子在对待阿根廷“肮脏战争”问题上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