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一位古典学家心中的……性别与权力

一看这个题目，可能有读者马上就会想到英国古典学家、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因为比尔德不仅是一位在学术上有贡献的古典学家，而且是一位有较广泛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她开设的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的博客“一个剑桥教授的生活”以及她在Twitter上经常对时事热点发表犀利而独特的看法，还有她与BBC合作制作的一系列介绍古罗马等古代文明的学术普及纪录片，使她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知识界拥有大量粉丝。我最早读到比尔德的著作是她与约翰·汉德森（John Henderson）合著的《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精选”丛书，1998年），该书从阿卡迪亚的一座阿波罗神庙遗址及雕塑残片开始讲述古典遗存在当时生活中的功能、所依据的思想理念以及各种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我记忆更深的是作者强调西方文化与古典遗产的联系，强调对这份遗产的思考同时也是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多年前我在课堂上向学生强调的也是这一点，因为担心学生对“古典学”敬而远之。在某些人的刻板印象中，似乎研究古典学的历史学家与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抗议运动有很大距离，其实产生这种印象的问题可能主要不在于对学者个人具有的社会关怀的怀疑，而在于对古典学、古代史研究与当代生活的联系的认识。泛泛而论历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可能是比较苍白的，我们需要更有说服力的真实理由。有一个例子。达恩顿在写于1981年的《波兰要自由》一文中谈到，在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领导工人罢工的斗争中有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议题：官方史观与民间史观的巨大冲突，原因是官方历史观中对历史创伤的态度与其现实施政有紧密联系，只要政府不直面过去，被压制的历史就不会成为过去时。达恩顿说，给工人出谋划策的哲密克和默里季斯基都是中世纪史专家。（见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20页，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玛丽·比尔德的古典学研究与她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关注、介入与影响之间的联系，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初版于2017年9月的那本在西方读书界引起热议的《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充分展示了一位古典学者对于当代生活中的性别与权力议题的激情介入与雄辩力量。

玛丽·比尔德的这本《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原书名：WOMEN & POWER：A MANIFESTO，刘漪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12 月）所收录的《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与《女性与权力》这两篇演讲是应《伦敦书评》之邀，分别于2014 年和2017年发表的；该书“后记”分为“从演讲到成书——以及犯错误的权利”、“从本书到MeToo运动——以及关于强暴的思考”两篇，后者写于2018年9月该书再版之时。中译本在三个月之后就推出，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全书大约只有五万字的篇幅，或许也有一种与比尔德的敏感与激情投入相联系的心情。这两篇演讲的题目已经很明确表达了各自的中心内容，总的来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明确所讲的，她想搞清楚并力图解释清楚的是那些阻遏女性发出声音、拒绝认真对待她们的权利、并且斩断她们与权力中心之间的联系的机制是多么深地根植于西方文化之中的。她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对古代希腊和罗马世界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下的世界。而从行文的语气、风格来看，确实是一份MANIFESTO，一份关于女性的声音与权力的宣言。由于演讲的形式以及有限的篇幅，作者在正文中没有加入文献出处的注释，但是在这份充满对当代生活中女性困境的关注与呼吁的“宣言”中，作者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古典学者的学术严谨性。书后的“参考文献和延伸阅读”非常具体地交待了文中谈到的古典文学、神话故事、历史文献中的人物、情景、对话等的出处来源，甚至还提到了不同文字版本的比较和相关内容的延伸阅读，如：“‘擅于言辞的优秀的男子’这句罗马口号见于Quintilian，Handbook on Oratory 12, 1。亚里士多德在Generation of Animals 5,7（786b-788b)与Physiognomics 2 (806b）中谈论了音调的意义。‘金口’狄奥设想男人都用女人的声音说话的段落见Dio Chrysostom，Speech 33，38。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有关性别化的演说与沉默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考……”（108页）因此我不认为这份连结历史与现实的“宣言”会有损于一位古典学者的学术形象，正如她曾说自己是“一个标准的学术古典主义者”。

《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从接近西方文学传统源头的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开篇的一幕讲起。当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珀在众人面前请吟游诗人改唱一首更欢快的歌谣的时候，她的儿子特拉马库斯要母亲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说“纺纱织布才是你份内之事……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比尔德认为“特拉马库斯当时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男孩，却会喝令佩涅罗珀这样一个精明练达的中年妇女噤声，这一幕颇有些荒诞之感。但它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早在西方文化最初的书写证据出现之时，女性的声音就被排除在了公共领域之外。不仅如此，在荷马的叙事里，一个男人成长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会掌控公共场合的言说，并阻止女性发声”（4页）。她由此而更感兴趣的是荷马史诗中这经典的“让女性闭嘴”的一幕与当代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某些使女性的声音无法被公众听到的方式之间的关系（6页）。无需举出更多的例子，全书开篇的这个论述已经清晰地反映了比尔德在这两篇演讲词中所运用的古典学视角如何直接联系当代生活的敏锐与深刻，反映出一位古典学家心中念兹在兹的性别与权力问题。

当然，在这里仍需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以古典文化中的神话与文学故事来论证古代政治史与社会史意义上的性别角色、地位等论题，是否具有充足的历史判断依据呢？在神话学、文学与历史学、考古学乃至政治学之间，那些关于雅典娜、美杜莎、佩涅罗珀、卢克丽霞、菲洛米拉、克吕泰涅斯特拉等人物的故事所揭露、所表述的男权社会的真实性及其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有更多来自古典学与历史学的合理论证？这样说完全不是暗示比尔德的性别倾向或这个性别议题本身有任何问题，而是因为对一位“标准的学术古典主义者”而言，那种“标准”除了严格的文献注释以外，更重要的还有对史料的真伪及适用性的鉴定与判断，以及对某种事实在当时生活中的真实意义和在后世看来同样真实的象征意义的解读的论证。

比尔德在一次访谈中讲到：“当你越过文化的藩篱，深入研究历史，你就会发现古人与今人有很多相似的争论。比如在《珀尔修斯和美杜莎》的神话故事中：女性被斩首，被压制，舌头被割断。很多话题在今天也能引发人们的共鸣。如果你看看推特上的大V攻击女性时的用词，你就会发现他们依旧习惯使用古老的隐喻，比如割舌、砍头、强奸等。而我很确定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没有读过奥维德。”（Moira Donegan《请不要为我打开那扇门：玛丽·比尔德谈女性和权力》，来源：The Cut）这种关于古代与今天的联系表述得很明确，因此更需要审慎地对待。顺带要说的是这篇访谈的题目“请不要为我打开那扇门”，比尔德说在她十六七岁的时候对男生总是会为女生开门而感到生气，因为“我明明可以自己开门”。她认为所谓的“骑士精神”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削弱女性力量的历史，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反映了女性所遭受到的种种压迫；更重要的是，当个人没有权力去瓦解父权制结构的时候，“我们最终只能与日常生活中细节性的行为作斗争。这可能会让你看起来像个疯子，因为你会用打破整个制度的激情和愤怒来追求微小细节上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微小的手势也是一种武器。因为如果你说：‘请不要为我打开那扇门’，他们就会知道：“噢上帝，你是女权主义者！”（同上）当然这个“开门”议题不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来自一位古典学家并且联系到中世纪史研究的声音，恐怕会更让人在面对一扇门的时候想到平等、尊重以及无意中的冒犯等问题。

对于“图—文—史互证”感兴趣的读者，肯定会发现比尔德在该书中引用的插图及解读很有吸引力。比如，“前5世纪的陶罐上发现的阿玛宗女战士和希腊人战斗的场景。其中阿玛宗人穿着的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花纹连身衣’的服饰，或者是漂亮的束腰外衣和紧身裤。在一个古代人眼里，这种打扮会让他们联想到希腊人现实中的死对头：波斯人”。（61页）如果不是对古希腊作者创作阿玛宗女战士的传奇故事的真实理念有所研究的话，对于这幅陶罐绘画上的人物服饰的理解肯定是不准确的。又比如关于雅典娜服装上的一件配饰：“在这位女神的大多数雕像或画像中，位于她盔甲的正中央，镌刻于胸铠之上的是一个以盘曲蠕动着的毒蛇为发的女性头颅。这个头领的主人是传说中的戈尔贡三姐妹之一美杜莎（Medusa），而美杜莎的故事是男性消除（女性行使权力所极易导致的）毁灭性危险这一主题在古典时期最有力的象征之一。美杜莎被斩首，且其头颅被雅典娜这个彻底‘非女性’的女神作为饰品，骄傲地在胸铠上炫示，这都绝非偶然。”（67页）

第二篇演讲《女性与权力》的开篇从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小说《她乡》(Herland ，1915)讲起，从一个关于幻想中治理有方的纯女性国度的故事引申出这些问题：我们应如何辨认出和讲述关于女性力量的故事？我们看待那些执掌权力或试图这样做的女人们的方式是如何习得的？盛行于政界或职场中的厌女症背后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又属于何种形态？我们所持有的、传统上对“权力”的定义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将女性排除在外的？（50页）最后一个问题尤其重要，但是实际上要从某种清晰的“定义”中看到“如何”与“为什么”恐怕是很困难的，应该把她说的“定义”理解为一种渗透于现存政治文化意识结构中的关于“权力”的想象与认同。在接下来关于“权力”的定义与理解中，比尔德更为接近于把女性与权力的关系放置于政治学领域中来表述：“无论是何种无意识机制导致了这一点，将女性始终排除在权力之外，都是巨大的不正义”（83页）；即使已经有不少女性拥有了政治权力，但是作为一个性别的女性仍然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而改变架构本身就意味着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权力：意味着将权力的定义与公共声望切割开来；意味着从协同运作的角度去思考，更多地去考虑追随者而非领袖的力量；意味着将权力当作一种属性，甚至是一个动词(to power) ，而非某人的私有财产。我所构想的权力的新定义，是一种‘产生效用’、为世界带来某种改变的能力，以及被认真对待的权利——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整体。”（84页）其实，这些关于“权力”的思考，以及对于改变权力架构的想象，已然超出了性别议题的意义，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民主权力与权利的思考性质。

从这个角度来看，比尔德在第二版的后记中增加“从本书到MeToo运动——以及关于强暴的思考”是非常自然的。她从菲洛米拉（她将对强暴者的控诉织进了挂毯）的故事看到女人们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控诉作为女人而受到的虐待，进而指出：“MeToo令人欣慰地发出了响亮的声音，有史以来第一次，这种声音传播到了地球的大多数角落，然而它仍然属于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一类声音。更关键的是，女人们所承受的骚扰侵害的根源（以及她们之前一直对此保持沉默的根源）都确切无疑地深植于权力结构之中。如果是这样，那么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这些结构。”（98页）要改变权力的结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性别议题。她担心和害怕看到“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回望MeToo 运动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然而它所希望迎接的那个变化却从未真正发生过，哪怕事情会变得和过去有些不同。”（97页）类似这样的担心和害怕当然更加超出了“女性与权力”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