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静评《说书人与梦工厂》︱网络文化工业中的抄袭与共享

很多严肃的哲学终极问题，常常能在网络中得到充满戏谑又不乏洞见的回答。“人类的本质是什么？”网友们得出的答案是“复读机、柠檬、鸽子和真香”，意为人类总是会重复他人、嫉妒他人、难守约定、自我打脸。既然无法避免复读机式的重复与模仿，那么“可以让全人类大脑一秒知识共享，你支持吗？”——知名网络综艺《奇葩说》在辩题中大开脑洞，而经济学家薛兆丰则回答，虽然知识共享有益一时，但知识产权的种种界限，营造出的有偿使用、鼓励创造的氛围，才是促进人类文明长久进步的动力。

“人类的本质”与“对人类本质的约束”这对有趣的命题，上述大众文化的层面，揭示的是它们的对立，而学术研究的层面，则需要解释它们的统一：我们今天享受的生机勃勃的网络文化环境，在早年野蛮生长时期，恰恰是靠大量传统意义上的模仿、借鉴、抄袭蓬勃壮大。我们如何讲述这些前史，如何对待新的生产机制中的独创与众创，又如何重新反思、定义“抄袭”与“共享”？储卉娟的《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以当今最为繁荣的网络文学为案例，从法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试图重新回到十八世纪“知识产权”诞生的语境，与网络时代“知识”诞生的语境，观察网络这一技术因素的改变，让新生的“创造文明”方式与旧有的“保护文明”法律之间产生的错位。

从爱好者到研究者

《说书人与梦工厂》（以下引用该书，仅标注页码）一书的雏形，来源于储卉娟2013年的博士毕业论文。彼时的网络文学研究，还是一个非常小众、前卫的领域，常常会让相对保守的学者感到离经叛道。能够将此作为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在本科法学、硕博社会学的知识框架下，将研究目光投向文学及其生产机制，这背后一定是有强烈的个人情感作为动机。因而，甫一开篇的致谢，储卉娟就将首个深情的感恩，献给了她的“文学启蒙者金庸和古龙”（第1页），而将最后的感谢，送给了可以与她共同分享网络文学的挚友。从武侠小说的余晖，到网络文学的初升，这其中人们阅读阵地从线下到线上的转移，也成为本书研究的开始。

改革开放之初，沉寂三十多年的通俗文学市场被金庸古龙席卷，武侠小说态势之迅猛以致泛滥，令有关部门不得不宣布1982-1985年三年内禁止武侠小说出版发行。但人们强烈的休闲娱乐需求并不会因一纸禁令而衰退，正规出版偃旗息鼓的同时，地下的盗版盗印暗潮涌动。进入九十年代，个人电脑和网络逐步普及，大陆读者在对港台武侠连载、引进的漫长等待中，开始有小众而精英的群体寻找缩短时差的方式：清华大学的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学字符识别）实验室将刚在港台面市的小说扫描识别成文字，上传网络以飨众人。也正是在这种网络环境下，储卉娟“重新获得了少年时代在租书店看武侠小说的快乐”（127页）。

可以作为补充的是，除了储卉娟基于个人经验观察到的武侠小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男性向网络文学，女性向网络文学也有着类似的前史。台湾言情小说在琼瑶席绢之后，出现更具消遣意味的“口袋言情”，2000年前后被广东花雨公司大批引进，而日后成为女性向网文重镇的晋江文学城，彼时正是依靠爱好者们扫校上传这类言情，奠定了网站最初的风格类型。

但如果以此得出结论，网络文学天生就带着盗版侵权的原罪，那又未免过于轻率。依法而论，这些扫描上传、恣意传播，的确侵害了原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但是武侠小说地下出版的“犯罪”，背后恰是人们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与开放伊始执政能力有限的政府部门之间的角力，采用当时先进OCR技术传播闲书、禁书的象牙塔精英，让这一行为本身就增添“以武犯禁”的色彩。对偏居一隅、在想象的江湖中构建家国的港台武侠作者来说，这批大陆读者表面上侵害了他们的权益，骨子里却在传播着武侠的精神。而言情小说扫描传播的“犯罪”，恰是与版权所有者达成了商业的共谋，晋江自陈最初曾与花雨有过沟通，花雨老板明确表示无妨，可以当做共同的商业宣传（薛静：《脂粉帝国——网络言情小说与女性话语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8年，36页）。彼时，这些印刷时代的创作者与出版者，都以为网络只是一种新的渠道和方式，会为通俗文学出版市场培育更多的“后来人”，却未曾想到，“后来人”的确如愿蓬勃兴起，而他们最终却流向了网络文学的生产体系之中，成为了印刷时代的“革命者”。

具有征候性意味的是，伴随言情小说的网络转型，网络言情小说的情感模式和生产机制都发生了改变，花雨书系不复往日辉煌，转而开始与早期未经授权就扫描上传花雨书系的网站打版权官司，这成为花雨公司后期获得经济来源的主要方式，而晋江就名列其中。2016年10月，金庸一纸诉状将江南的“同人文”《此间的少年》告上法庭，认为这部2002年开始网络连载的小说借用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涉嫌侵犯著作权与不正当竞争，并于2018年胜诉。印刷出版最后辉煌，与网络文学最早红人的这场时空交错的官司，仿佛成为了时代在转身之时，留下的那笔赡养费。

作为这一时代转型完整而深切的体验者，储卉娟将她对武侠小说和网络文学的喜爱，与自身的专业素养、学术研究相结合，尝试为这些“官司”做出超越法律的判断。不过，在研究方法上，储卉娟却采用了彻底的虚拟性观察：没有访谈，不主动通过私人交往与事件在场来获得信息，所有经验材料全部来自公开的网络文本。这当然有助于突出网络空间的独立性，也有助于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正在升腾的这一虚拟世界，正在形成自己的内部规则，而与现实世界陈旧的、传统的、已经被本质化了的法律有着“汉人循秦律”般的不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网络独立性、对行话圈规的强调，并不应当诉诸于将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割裂开来，如储卉娟阐述研究方法时所言，只去看一个ID台前发言，而不去探究背后使用者的社会身份。纵然网络的发达让一个社会人可以拥有多个差异巨大的ID“化身”，但这些化身之间、化身与真身之间微妙的联系，往往能够从碎裂的时空中牵出一条富有张力的曲线。就如作者本人，正是线下“学者”与线上“粉丝”这虚实双重身份的叠加，才能诞生出这样一部颇具见地的学术佳作，在研究中如果“脱实入虚”，就不免会损失很多富有征候的细节。

污点作家与类型大神

论及网络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场的形成，大多数学者会从文学网站从自发到自觉、由公益到商业的运营机制转变开始起笔，而储卉娟则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更加意味深长的起点：郭敬明抄袭案。这场轰动一时的版权官司虽然发生在印刷时代，但却已经隐隐揭示，尽管新的文学作品、文学生产机制还没有准备好，但一群新的受众和需求已经嗷嗷待哺。关于这一案件，当时的舆论环境异常愤怒而又倍感困惑之处在于，面对“抄袭”这样一个对作者才华与道德的严重指控，为什么郭敬明的粉丝们会“不在乎”？

储卉娟通过对案件新闻报道与调研结果的梳理，整理出了郭敬明粉丝们“在乎”的地方：在他们看来，文学作品的价值并非客观存在于作品当中，而是在文学消费市场上，经由消费者的阅读和消费产生的（47页）。同样的情节，原作者庄羽写了，她的文笔、她的形象没有能够激发受众反应，抄袭者郭敬明也写了，他的华丽叙述、他的商业形象激发了受众的情感共鸣，对中国的著作权法来说，它维护的是作品的表达形式，而对中国的受众来说，他们在乎的是作品营造出的整体氛围与阅读体验。

可以说是受众与需求变了，但从根本上说，是这个时代变了。借用经济学的名词，文化产品的创新，已经从增量竞争，变为存量竞争。文学领域谁能“种出新菜”不再重要，或者说已经丧失了区分度，基本元素都已创造出来了；谁能“炒出新菜”变得重要，需要用元素组合成不同类型，满足特定读者群体的情感需求。

对法学出身的储卉娟而言，其优势在于文学学者所必须小心翼翼解释的“抄袭”，在她笔下可以被大胆质疑：任何法律条文都不是天经地义，更不是亘古不变。这都不过是现代法律越出自己的边界进入史学领域带来的错觉（克尼佩尔，罗尔夫：《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26页）。当把“知识产权”的概念放回其诞生的1769年，就会发现那时就已经在论争中留下了“消极共有”和“积极共有”两个方向。前者将创作劳动理解为创作者将“作品”从人类的共有领域里提取出来，如海中取盐，个人独占、拥有产权。后者将创作劳动理解为创作者对人类共有领域知识积极接触和利用，以不同的利用方式为“作品”，如撒盐入水，知识会在共有领域被继续利用。十八世纪的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护私产、强调确权，因而“消极共有”成为法律依据延续至今。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网络改变了人们生产、获取、利用知识的方式，因而诸多法律“事与愿违”的现象渐渐浮出水面。

顺应郭敬明案中逐渐展现的受众需求，网络文学网站在商业化转型过程中，逐渐通过试错先后进入了类型化这同一个方向的赛道上。不以类型小说为主的站点，哪怕起点很高如“榕树下”“天涯”“博库”，在点击量之战中也纷纷落败。而在类型小说形成的过程中，同样的元素例如“穿越”“架空”“女强男弱”“修仙得道”，已经无法追溯究竟是哪一个体率先写出这一创意，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在海量的创作实践中由众人——包括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但“局外人看来‘千篇一律’的重复创作，在局内人（写作者-阅读者）看来是一场不断向前的流水棋局”“网络文学的意义恰恰不是催生高质量的单文本，而是在海量生产与阅读相互促进基础上类型的加速进化，以及在进化过程中所容纳的各种‘思想实验’”（152、174页）。

于是，网络文学生产机制当中，开始面临一个困局：人们判断什么是好作品、好作家的时候，采用的是新标准——VIP付费阅读体系中，读者用真金白银做出自己的选择，类型创意为王、语言表达次之；但在判断什么是烂作品、烂作家的时候，采用的却是旧标准——著作权法保护表达，不保护创意，也就相当于保护菜农，但不保护厨师。因而我们看到，在大众文化领域，《甄嬛传》的电视剧爆红荧屏、久播不衰，成为华语文化圈中的经典之作，但是《甄嬛传》原著却在“调色盘”对比下一片斑斓，其融梗、抄袭几乎成为未经宣判的圈内共识。《甄嬛传》的“好”，恰恰在于它“烂”到把所有别人写过的宫斗元素集合于一体，堆砌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深宫，从而将绝境下的异化与自戕推到极致。

“大作家”创作软件将所有描述性语言以数据形式纳入后台，任君调用，只要输入你想要的基本情节走向，瞬间就能帮你加枝添叶完成语段——人类与机器相比，创造力体现在哪里？“无限流”类型文中，主人公在不同的章节穿越进不同的类型中，时而宫斗，时而修仙，时而打怪，常常是在对这些类型的引用和解构中完成主线任务，也完成对自身“无限流”类型的搭建——“类型”此时也成为一种“元素/表达”。这些现象都告诉我们，知识的划界、产权的确权，又一次走到了十八世纪曾面临的那个“消极共有”与“积极共有”的分界点。

独尊式明星与共享的未来

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本书之中，储卉娟并没有给我们答案，但却为我们“高亮显示”了诸多相隔甚远但内在相关的有趣信息。随着资本进入网络文学，商业化运营和全IP开发，呼唤着一部作品的权利主体“道成肉身”，不能诉诸众创，唯有突显个人。于是一位位明星化包装的网文大神冉冉升起，成为资本合纵连横的对象和资源。尽管在网络文学的生产体系之中，已经开始践行“积极共有”，但在运营体系之中，仍旧需要依靠“消极共有”来维持。或许对于网络文学而言，我们需要的不是在“消极共有”和“积极共有”之间二者择一，而是可以接受它们的共存、创造它们的搭配，在权利的灵活让渡之中，获得对知识本身的尊重。

以法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网络文学，起初总会给人一种跨行指导的感觉，我们很难从这本书中看到对某部作品本身的解读，“作品”“文学”对社会和受众的能动性似乎被大大压缩。不过深入进去，则又获得了全新的视角，在文学领域对抄袭的讨论高度敏感、时时保持“政治正确”、生怕陷入“为抄袭辩护”的道德泥潭时，法学出身的文学爱好者储卉娟反而能自我拆解，指出法律并不“纯洁”，它亦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时代人心相互协商的结果。法律应当为我们辩护，而不是我们为法律辩护。这都提醒人们反思法律为何而生、反思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保护的东西。

更值得关注的是，以中国网络文学为例，这本著作，以及当下对网络文化知识产权的注重探讨，其实打开的是世界网络文化工业的广阔空间。粉丝文化之中，唱歌跳舞演戏样样不行的偶像，为什么可以获得粉丝的拥趸？他们所贩卖的不是表演的内容，而是想象的素材，真正产生创造力的是粉丝社群繁荣的二次创作。曾被千夫所指的腾讯，为何在一个又一个坚持原创产品的公司相继倒下后仍旧屹立不倒？它在模仿产品、适配本土之后，坚持的是强悍的高速迭代、通过虚拟产品打通变现渠道，最终打造了开放可持续的生态体系。在当下这个网络时代，具有价值、具有生命力的或许不再是内容，而更体现为机制。从知识产权的研究出发，这些探索所提供的洞见具有范式性的意义，它们将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网络文化中真正的创新，什么是中国在网络时代真正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