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堂读书记｜民间刻的“殿版书”

“殿版书”是个通俗的说法，指的是清代的皇家刻本或者叫内府刻本（也包括少部分活字排印本和石印本）。因为清代内府刻书处以武英殿为主，所以习惯上也叫“武英殿本”，简称“殿版”。乾隆时期官修的《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三记载：“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为修书处。”在此之前，清代内府刻书是由前明司礼监经厂完成的，此后，也有少量书籍是由隶属中央政府的其他机构如宗人府和扬州诗局（属于内务府管理）刻印的。殿版书在清代出版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内府一共刻了多少种图书，却一直没有完整的统计数字。紫禁城出版社的《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著录了五百二十七种，已经超过了民国时期陶湘《清代殿版书目》的数字，而翁连溪先生编著的《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则著录了七百余种，其中包括清入关前的出版物如《七大恨誓诏》。清代内府刻本大多校勘精良，刻印俱佳，有些讲究的初印本用开化纸和佳墨精印，极为漂亮，堪称精美的工艺品。殿版书的内容也包罗万象，经史子集都有，其中包括《全唐诗》《全唐文》《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这样的大部头，可谓卷帙浩繁。

顾名思义，殿版书应该是内府刻本，但其中却还有少数图书本来是由私人所刻，却由于种种巧合而入殿版书目。比如上面提到的三种殿版书目都有收录认证的清初史学名著《绎史》，就是康熙九年作者马骕任灵璧知县时所刻。康熙十二年马骕去世后，书板一直存放在其老家邹平县。王士祯《分甘余话》卷一“绎史”条记载，“康熙四十四年，圣驾南巡至苏州。一日垂问故灵璧知县马骕所著《绎史》，命大学士张玉书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赍白金二百两至本籍邹平县，购版进入内府，人间无从见之矣”。《绎史》是一部从上古时期到秦代的资料集成，所收资料极为丰富，唐以前除四书之外的典籍大致均有采用，其体例也别具一格，综合了编年、纪传、纪事等各种方式，配以多种图表，颇有创新。此书问世后，很受学术界重视，不轻许人的顾炎武称赞其书为“必传之作”，世人将《绎史》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李清的《南北史合注》称为清初三大奇书，马骕也因此享有了“马三代”的美名。康熙皇帝自幼就爱好读书，《康熙起居注》中对他读书的情况有详细记载，虽然难免有所溢美，大体上还是实情。他之所以在南巡时特别关注马骕这部佳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绎史》一书共一百六十卷，约四百万字，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部头。也正因为全部刷印的成本太高，刻版后印行较少，原刻初印本极为罕见。就是版归内府后的印本，流传也并不多，后来到光绪年间，出现了几种翻刻本及石印本，才较为易得。《绎史》原刻本虽然是民间刻本，版刻却甚为工整，跟同时期其他殿版方体佳刻如《孝经衍义》《佩文斋广群芳谱》等书相比，也毫无愧色（这大概是康熙皇帝要购其版入内府的原因之一），光绪翻刻本则殊为恶劣，无法相提并论。

卷八首页

《绎史》书版入内府后又有所剜改，由于书成之后的灵璧初印本流传极为罕见，知者不多。据《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记载，原刻初印本卷八首页的“自玄嚣与桥极皆不得於位”，剜改后印本已改“桥”为“蟜”。康熙原刻本与清末翻刻本相比，也有所不同。比如卷一首页第十一行“太初，气之始也，生於酉仲”，原刻本诸字大小一致，而翻刻本“仲”字略大，颇为突兀。对照上述特征，我所收藏的这部《绎史》无疑就是原刻初印本。查询二十年来的古籍拍卖纪录，没有其他初印本出现，可知此书之罕见难得。

此本四函三十六册，旧装初印，为清末著名学者姚大荣旧藏，书中有其朱文藏印“普定姚大荣字俪桓号芷澧金石书画”。姚大荣光绪九年中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大理院推事等职，辛亥革命后长居北京，专心著述。他一生著作很多，尤精于古代书画史研究，但最有名的著作可能是为同乡名人马士英鸣冤翻案的《马阁老洗冤录》。姚大荣此人，我最早是从古籍入门书之一，黄裳先生的名作《清代版刻一隅》中知道的。最后一张书影就是宣统刻本，姚大荣的《惜道味斋集》。

还要顺便指出的是，《绎史》一书中有“天象图”“地理图”和“礼器图”木版画数十幅，描绘细致，刻工亦精，放在清初版画史的大背景中比较起来，也算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