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房中术与欢喜佛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焄

2019-11-21 09: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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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书店版《石屋续渖》
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本《石屋余渖》《石屋续渖》
马叙伦
马叙伦撰《石屋余渖》和《石屋续渖》由建文书店于1948年和1949年相继出版,内容多为掌故逸闻,事多亲历,颇可增广见闻,间或衡文论艺,时出己见,亦耐人咀味。多年前曾先后蒐求到旧版,可惜纸质粗劣不堪,翻阅时稍不留意便满手碎屑。最近见到许嘉璐主编的《马叙伦全集》已经先期推出数种,其中就有这两部笔记的整理合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当即购置以备日常翻检。
整理本前有《出版说明》,在介绍校订情况时说:“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上海书店复制建文书店版出版两书,后来又收入民国丛书三编第八十七册。此次将两书合刊,均以上海书店一九八四年版为底本,重新标点,并补足若干缺字。”与此同时,卷首所附书影也源自上海书店的影印版。此举不免令人感到费解,为什么在整理过程中舍本逐末,不径以建文书店的旧版作为底本呢?虽说现代出版影印技术精湛高超,依照旧版原样复制,照理应该纤毫不爽,但是否会在不经意间出现疏忽纰漏呢?就好像古籍中的各类翻刻本、覆刻本、影钞本等,不管如何标榜摹印精工,校勘审慎,和原刻本相较,总难免会有讹谬失真甚至逞臆妄改的情况。
《石屋续渖》中的“房中术”
闲居多暇,一时兴起,便将整理本与建文旧版略作比勘,果然发现其中大有蹊跷。建文版《石屋续渖》在“俳优 戏剧 歌舞”和“国号不宜省称”两条之间原有“房中术”一则,在整理本中居然被删削殆尽,荡然无存。不惟如此,整理本还移花接木,将原先位置靠后的另一则“车夫之言”移至该处,用以填补“房中术”条被剔除后的空缺。简而言之,这个经过精心校订的新整理本非但内容有删剔,编次也经过改窜,并没有如实呈现原书的面貌,所谓“全集”,颇有些名实不副。
被删去的这则“房中术”篇幅并不大,可资谈助的地方却不少。文章开头提到与叶德辉(字焕彬)的一面之缘:“长沙叶焕彬,余于四年一见之章太炎坐上,其博学过王先谦。”章太炎自民国三年(1914)初因言贾祸,即遭到袁世凯的软禁监视,直至两年后才恢复自由。其间有不少友朋门生陆续前往探视问候,马叙伦正是其中之一。他在《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书店,1947年)中对此有过详尽的回忆:“这年的下半年(四年),北京大学请我在文学院担任教课。那时,章炳麟先生被袁世凯软禁在北平东四牌楼的钱粮胡同,住宅是前清小贵族的遗产,着实堂皇。可是除他本身以外,一概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包办。……客人呢,起初只许两个人进去,一个是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是章先生的弟子;别一个我忘记了。后来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和我都陆续可以进去了。我有时在北大上课后去看看他,有时我星期日去看他,一谈就是一天。有时他还要我吃了晚饭走。……他是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寻常言语,休想打动他,幸而我还有几套,忽然谈孔孟,忽然谈老庄,忽然谈佛学,忽然谈理学;谈到理学,他倒感觉兴趣,原来他对这门,以往还缺少深刻的研究,这时他正在用功,所以谈上劲了。”可见两人当时往来的频繁密切。
而在清末民初易代之际被章太炎许为“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叶德辉《两知己诗·章太炎》自注,收入《观古堂诗集·书空集》),因而得以幸免于难的叶德辉感念旧恩,同样在探视人员之列。双方论学虽然多存异趣,可是章太炎在家信中依然甚觉欣慰,“得叶德辉一人,可与道古”,足以排遣寂寥,还特别强调“叶为力攻康、梁二人,遂以顽固得名,其实知识远过壬秋”(《与龚宝铨》其四,写于1914年7月24日,收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评价其才学识见远胜于前辈王闿运(字壬秋)。马叙伦正是在此期间偶遇叶德辉的,平日和太炎见面天南海北地闲谈,想来也会偶尔涉及叶氏。
作为近代湘学的后起之秀,叶德辉时常被拿来与乡贤王先谦、王闿运相提并论,自旁人看来这无疑是值得自诩夸耀的,可是他本人私下对二王却多有腹诽不屑。其受业弟子杨树穀、杨树达昆仲合撰的《郋园学行记》(崔建英整理,载《近代史资料》1985年第四期,又收入《崔建英版本目录学文集》,凤凰出版社,2012年)开篇就提到:“同、光之间,时论推县人王葵园阁学师先谦、湘潭王湘绮侍讲师闿运为尊宿。吾师特与二王师鼎足,于是有长沙王叶、湘潭王叶之称。顾吾师之学迥与二王宗派不同,吾师恒言阁学师不出桐城古文范围,于经学有中年出家之弊;侍讲师乃六朝文士,不足当经学大师。”马叙伦称道“其博学过王先谦”,章太炎也认为“其实知识远过壬秋”,正可与这番评议参看。
马叙伦接着又提到叶德辉“好色”,“所为《丽楼丛书》中多言房中术者,大氐多出道藏中;余未之读也”,所述不免有耳食之过。叶氏因为“好色”而热衷搜集、传刻房中术一类典籍当然毋庸讳言,但其编刻的《丽楼丛书》共收录九种文献,计陈田夫《南岳总胜集》三卷、司马光《七国象棋局》一卷、司马光《投壶新格》一卷、洪遵《谱双》一卷、李清照《打马经图》一卷、朱河《除红谱》一卷、阙名《绘图三教搜神大全》七卷、鱼玄机《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和王构《修辞鉴衡》二卷,“悉用旧本覆刻,尚可观览”(黄永年、贾二强《清代版本图录》卷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因此颇为藏书家所重,但内容则与房中术毫无关联。与房中术相关的其实是他同时编刻的另一部《双梅影闇丛书》,内有《素女经》一卷、《素女方》一卷、《玉房秘诀》一卷、《洞玄子》一卷、《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一卷等。马叙伦当时正在北大讲授老庄和程朱,对这类“旁门左道”自然不会措意,所以也坦言“未之读也”。而他之所以张冠李戴,或许也情有可原。叶德辉藏书极富,章太炎曾应邀撰《奂彬同学属题丽楼图》(载1915年《甲寅》第一卷第五号),内有“叶君何卓跞,储书满园丛。旧臧摷潭建,次及皇明中。自从卢鲍来,改窜不足重。礼失求四夷,采伐穷瀛蓬”云云,表彰其旁搜远绍、发幽起潜之功。大概正是受到这些诗句的误导,未及细究详辨,马叙伦才会将《丽楼丛书》和《双梅影闇丛书》混为一谈。
叶德辉编刻《双梅影闇丛书》
尽管并没有读过那些房中术典籍,可是马叙伦随即就根据《白孔六帖》所引《广弘明集》《正理》《笑道论》等文献,略考房中术与道教的渊源。事涉专门,此处姑置勿论。不过他最后又引申说:“董仲舒言《春秋》而信五行,五行之说,古巫家哲学之原子论也,其书亦言游房,亦可证也。”“游房”之说见于《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所述的“君子甚爱其气而游于房,以体天也”,确实和房中术息息相关,足见其博闻强识。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古巫家哲学之原子论”,令人不禁联想到他和傅斯年之间的一桩公案。马叙伦此前在北大讲授《庄子》,编有《庄子札记》作为课程讲义,由北大出版部于1918年付梓刊行。正在北大国文门就读的傅斯年当仁不让于师,不久后就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在傅氏指摘的诸多问题中,有一项是《札记》“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竟然抄袭剽窃了北大同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所举出的证据中,就包括马叙伦在解释《庄子·至乐》篇“种有幾”一句时称“幾如大秦言原子”云云,依照傅斯年的看法,“皆胡先生说,特字句不同,又多抄录耳。考前人未有为此说者,胡先生此讲义印于去冬,马先生《庄子札记》刊于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言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出版界评·庄子札记》,载1919年《新潮》第一卷第一号),言辞相当激烈。
《出版界评·庄子札记》
马叙伦见状丝毫不敢怠慢,当即撰写《释〈新潮〉中评〈庄子札记〉》(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18日、20日、21日)回应,对“原子说”的来源特别予以澄清,“如原子说发于章太炎先生《齐物论释》,伦实本太炎,不与胡先生相涉”;并进而指责傅斯年此举出于偏见而居心叵测,“然则谓伦攘取胡先生说者,乃傅君用意在抹杀伦书无一是处,遂以其所认为胜义者,亦不许出于伦,而适胡先生有相同之说,则更坐以攘美之罪耳”,“傅君必以为攘美,伦愚实不能承君之盛意”,竭力为自己辩白。章太炎《齐物论释》确实提到过“诸寻实质,若立四大种子,阿耨、钵罗摩怒、电子、原子是也”(据王仲荦校点《齐物论释定本》,《章太炎全集》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但并非针对《至乐》篇而言。倒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里详细研讨过该篇,明确指出“我以为此处的幾字是指物种最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做元子”(见该书第九篇《庄子》第一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马叙伦恐怕很难与此彻底撇清关系。马叙伦随后在《札记》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另撰《庄子义证》(中华书局,1930年),《自序》中预先申明“所见前人及并世师友诠释惬当者,皆为收录。其所不知,阙如也”,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至乐》篇中却改称“是幾者,谓种之极微而万物所由生者也”,绝口不提“原子”,看来也是想尽量避免嫌疑,以免再次招惹是非。——附带提一下,《马叙伦全集》已将《庄子义证》和《庄子天下篇述义》汇为一编整理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说明》中说:“《庄子札记》中的校订成果,也经过修改收入《庄子义证》之中,因此这次整理《马叙伦全集》,就不再收入《庄子札记》一书了。”看来也有些不妥,至少在考察马、傅两人的争论时缺少了可资验证的重要依据。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还提到,“五行之说大概起于儒家,《荀子·非十二子》篇说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可以为证”,“到了汉朝这一派更盛。从此儒学遂成‘道士的儒学’了”(见该书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第一章《前三世纪的思潮》);其后又在《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中国公学,1930年)中补充道,“五行之说大概是古代民间常识里的一个观念。古印度人有地、水、火、风,名为‘四大’。古希腊人也认水、火、土、气为四种原质。五行是水火金木土,大概是中国民族所认为五种原质的”(见该书第一章《齐学》)。马叙伦将“五行之说”与“原子说”等量齐观,或许与此也不无关联。尽管一个说的是“原质”,而另一个讲的是“原子”,字面并不相同,但其实异曲同工,正如先前一个说“元子”,而另一个称“原子”,并不妨碍傅斯年将两者联系起来以成定谳。可供参酌的是马叙伦在《读书续记》(商务印书馆,1931年)卷四中曾提到“孔、孟皆不言五行”,“以五行为古代神教之说,如印度婆罗门之说四大,与儒家立义相谬”,和胡适所主张的意见恰好针锋相对,对其说想必不会陌生。主旨相悖而采其片言,自然也并非不可能。
《石屋余渖》中的“欢喜佛”
马叙伦在“房中术”中还说:“余谓房中术于巫觋之关系,即故都雍和宫之欢喜佛可以知之。”在《石屋余渖》中正好有一则“欢喜佛”可资印证。而再次将新整理本与建文旧版稍加比对,不难发现前者仍有删改。马氏在文中转引了李湘帆《金川琐记》中所述喇嘛寺内供奉的欢喜佛,“多至千百,皆青面蓝身,作男女交构状”,“更有所谓牛头大王者,形如夜叉,独立诸欢喜佛间,瞠目注视,似未得其偶而有流涎之状,下阴翘然,手自捧持,云是护法菩萨”。原书标点误植为“形如夜叉独立,诸欢喜佛间”,以致文意扞格难通。整理本已予以径改,值得称许。不过与此同时,整理本又将“交构”改作“交媾”,似乎唯恐读者不明其意,却不知原文本通,多此一举;还将“而有流涎之状”以下数句悉数删去,似乎又在担心读者深明其意,令人啼笑皆非。如此老婆心切般的整理方式,显然并不可取。马叙伦《读书续记》卷一中还有一则与此处所述颇有关系,不妨参看:“京师雍和宫,清世宗潜邸也,中奉欢喜佛。向曾据李湘帆《金川琐记》,谓是仿西域为之。顷观沈景倩《敝帚斋余谈》云:‘余见内庭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如璎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机可动,凡见数处。大珰云: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揣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云云。’然则不始于清,所谓‘故元所遗者’近之。”正是针对《余渖》“欢喜佛”一则中“雍和宫欢喜佛虽不多,而状一如此记,然则仿西域为之者耳”所做的补正修订。但愿日后整理出版《读书续记》时,不要再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之类也连坐删去了。
将上述《石屋余渖》和《石屋续渖》中的这些内容加以删剔改窜,始作俑者其实倒并不是现在的新整理本,而且也不仅是这个新整理本的问题。两书此前还有1995年山西古籍出版社、201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整理本,覆按之后也莫不如此,追根究底都是由于校点时采用了上海书店的影印本作为底本。在影印中出现如此莫名其妙的荒唐行为,恐怕也另有隐情,不必求全责备。正当出版社在1984年着手准备影印两书之前,刚刚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尽管没过多久就戛然而止,并未愈演愈烈,可设身处地来推想,编辑们势必心有余悸而宛若惊弓之鸟,看到书中的这些字句就自觉有诲淫诲盗的嫌疑,才索性越俎代庖以防患于未然。只是今天的整理者如果不明就里,依然承谬袭舛,以讹传讹,就不免愧对作者,也贻误读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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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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