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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哈内尔事件报道者杜尔奇:性暴力跟欲望是两码事

特约记者 胡文燕
2019-12-05 14:45
来源: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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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初,法国百名女性签名维护男性搭讪的自由,引爆了法国乃至世界舆论场。近两年后的2019年11月4日,法国媒体Mediapart推出了记者玛丽娜·杜尔奇(Marine Turchi)在长达七个月的调查采访后的深度报道,还原了当红女影星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在12到15岁之间曾被年近40岁的导演克里斯朵夫·卢基亚(Christophe Ruggia)性侵的真相,在法国电影界引起轩然大波。11月8日,法国女演员瓦朗蒂娜·莫尼尔(Valentine Monnier)公开指控知名导演波兰斯基,称18岁那年被他强奸,成为第六位公开指责波兰斯基的女性。11月13日,波兰斯基的新片《我控诉》全法同步上映,导演通过这部讲述历史上由不实指控酿成的德雷福斯案的影片,暗示自己多年来受到的性侵指控同样并不属实,因此引发了女权主义者的抗议……

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事件背后,是法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强奸文化”以及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在澎湃新闻对哈内尔的专访中,她指出当曾经受到侵害的女性站出来讲述时,社会往往不愿意倾听和相信;性侵案件和贪腐案件的调查方法并无二致,但报道发出后,公众往往相信后者质疑前者;性侵不是关于欲望,而是关于权力关系;在一系列性侵案带来反复讨论后,法国社会在发生变化,但遭遇家暴、性侵的女性仍然缺乏维权工具。

11月4日法国媒体Mediapart网站首页头版哈内尔幼年被性侵报道截图。

遵循“无罪推定”,避免“谎言推定”

澎湃新闻:哈内尔的讲述罕见引发法国电影界以及公众舆论的集体关注、反思和共鸣,为什么?

玛丽娜·杜尔奇:首先,除了哈内尔的讲述,文章还包括其他周边调查,比如诸多目击者的说辞和文件物证,调查扎实,巩固了她的叙事;此外,她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获得不少电影奖项,很有名气,这么讲,有些残酷,但正因此,社会各方才会愿意倾听她的故事;跟她相比,被指责的导演没大有名,在电影界也没多少人支持者,这篇报道得以传播开来,产生更多共鸣和反响;平时听到女演员反性侵,质疑方总会说,她用色相换角色,自找的,但哈内尔遭遇性侵时只有12岁,未成年,类似论点站不住脚,没法用在她身上。

我和同事曾花费近一年时间,调查吕克·贝松性侵指控,文章里也有诸多目击者、别的受害者的说辞和文件物证,“干货十足”,但几乎没什么反响。一个原因是,比利时/荷兰籍女演员珊德·范罗伊(Sand Van Roy)起诉贝松强奸后,假消息传播很广,导致没人相信她。不过,根本原因在于贝松很强大,他圈内外人脉众多,很容易调动媒体资源,发布一些替他辩护的文章。这都和权力有关。

如果哈内尔指责的对象是贝松这样的,公众对这篇调查会有如何反应?我不确定,或许,她将面对更多回击,会有更多声音压制、谴责她,导致她失信吧。

澎湃新闻:“哈内尔控诉”和“波兰斯基争议”几乎同时发生,均涉及未成年女性遭遇性侵议题,但貌似法国社会对两名揭露性侵的女性持不同的看法。

玛丽娜·杜尔奇:莫尼尔早决定讲述这段往事,但最终鼓起勇气公开姓名和照片,也是因为读了我们对哈内尔做的这篇调查报道。后来还是有不少老生常谈,比如“为什么四十年后,她突然旧事重提”。说实话,她若是早几个月站出来,类似攻击可能更多。现在为她辩护的叙事,正逐渐涌现:18岁面对一个强大的导演,我们会有能力去揭露么,会有人愿意去倾听并相信么?

事过多年,女性站出来讲述昔日性侵经历,大多因为再次遭到冒犯,忍无可忍。莫尼尔同样如此。波兰斯基这次拍的电影叫《我控诉》,讲述法国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冤案,在宣传文案中,他暗示自己也曾遭遇过女性对他的控告迫害。莫尼尔指控曾被他强奸过,当然难以容忍这一说辞。

现在有些人愿意倾听她的讲述,从这一层面讲,法国社会舆论还是有些演变。哈内尔和莫尼尔的讲述,能否对法国社会施加真正影响?现在判断,为时尚早,或仍需要再等几个月,才有定论。但这确实为法国电影界打开前所未有的大辩论之门。

澎湃新闻:Mediapart以贪腐大案调查知名,性侵类新闻调查在实际操作中有何不同?

玛丽娜·杜尔奇:在性侵案中,大家经常听到“一家之言对另一家之言”这一提法,但做深度调查,应该摆脱这一预先设想,并找到巩固受害者讲述的目击者和证据。我们倾听哈内尔的讲述,随后进行事实核查,寻找其他目击者证词,然后再同被指控者对峙。我联系过卢基亚,并邀请他参加直播节目,表达他的想法,但他没同意。我们应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同样应避免把“谎言推定”的逻辑,强加他人。

我报道国民阵线(法国极右政党)这条线十二年,专注该党财务集资这块,后来和同事一起报道“本纳拉”事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前保镖Alexandre Benalla)。做贪腐案件,有了料,去核实,随后找到其它佐证材料。就方法论而言,性侵和贪腐案件调查没太大区别。吕克·贝松性侵调查费时10个月,哈内尔报道费时7个月,“本纳拉”事件报道费时6到8个月,花费的精力大同小异。

此外,性侵案和贪腐案件一样,涉及公共利益。有人指责我们充当“媒体法庭”,并不合理。

哈内尔事件报道者、Mediapart调查记者玛丽娜·杜尔奇。图片来源:Mediapart网站。

性暴力跟欲望是两码事

澎湃新闻:反性侵运动以来,艺术是否遭遇新道德秩序清洗等议题,尤其在法国引发不少争论,也是跟法国同文学艺术的特殊关系有关吧?

玛丽娜·杜尔奇:两年前,德纳芙签署公开信时,有人提及法国的特殊性,比如法式调情、法国不是美国、我们不信奉清教徒主义,以及不能搞背后揭发举报这一套。这很法国,或者说极具地中海文化特色,意大利也不例外。还有导演和演员之间的特殊关系:导演只有爱上自己的演员,才能更好地打造荧屏形象。

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说辞并未被解构,仍存在大家的思想意识中,影响整个社会文化。其实,导演和演员的关系可以更加平等,而不是如此性别化;爱上女演员是一回事,性侵和性骚扰又是另一回事;性暴力跟欲望也是两码事。

反性侵运动席卷全球两年之久,仍有很多人并不清楚性骚扰(harcèlement sexuel)、性侵害(agression sexuelle)和强奸(viol)三者之间的法律定义。意识不到问题,当然无法进一步揭露问题。法国影视界以及整个社会,需要借助教育和信息传播,解构性别偏见和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固有文化习俗和思想观念。

(注:法国刑法对性骚扰、性侵害和强奸的不同定义:性骚扰:通过施加“强大压力”,包括重复带有性暗示的言行,试图同对方发生性关系。案件追溯时效年限为6年,一般最高判刑2年监禁和3万欧元罚款,不过情节严重者可被判3年徒刑4.5万欧元罚款。性侵害:同性骚扰不同,性侵害涉及身体接触,即性侵者通过暴力、胁迫和诱骗等手段对受害者进行生理层面的性触摸。案件追溯时效年限为6年,最高判刑为5年监禁和7.5万欧元罚款。不过未成年人遭遇性侵害,她/他成年后的20年内都可进行起诉。强奸:即双方未合意背景下,强奸者通过暴力、胁迫和诱骗等手段对受害者进行各种形式的插入行为。案件追溯时效年限为20年,最高判刑15年。)

澎湃新闻:如今如何处理这些受争议的作品,以及卷入性侵丑闻的导演拍的作品?能否将作者私人生活和作品分离?

玛丽娜·杜尔奇:这是法国文艺界面临的问题,有的电影导演曾遭性暴力指控,有的作品参与并推动“强奸文化”。其实,很多备受争议的电影属于法国文化遗产。我们需要用另一种目光去审视观看。其实,我们在处理反犹主义作家或导演时,已经秉承了这一做法。

不是去审查去禁止,而是赋予另一种观看视角,并思索画面背后的东西。如此,大家才会意识到:电影中很多所谓情爱镜头,其实属于性侵害;而电影中的强奸场景,大多发生在黑暗中,要么在车库里,要么强奸者拿着刀子,跟现实不符,因为近90%的强奸案,都属于熟人作案。

澎湃新闻:如果导演是女性,大家的问题反而会比较侧重私人生活。

玛丽娜·杜尔奇:在电影宣发阶段,女性导演的被关注点,往往同男性导演不同。我们喜欢问她,成为母亲亦或参与女性维权活动,如何影响她的影视创作。我们也会对她的家庭问这问那,孩子如何,丈夫又怎样。但面对一个男性导演,我们很少提及类似问题。比如波兰斯基,他对年幼女孩的迷恋,对影视创作也有影响,但没人问过他这方面的问题。

电影导演若被指责种族歧视,大家不会保持沉默,但如果换成是性层面的犯罪,法国媒体界在报道时,就会倍感棘手。禁忌也好,记者的自我审查也罢。性层面的犯罪,少有机会被公开提问质疑。现在,波兰斯基争议重提,皆因莫尼尔报道而起。但这么多年来,除了不少匿名指控者,至少5名女性曾通过法律途径公开指控他性侵。但莫尼尔报道出来之前,波兰斯基案件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是问题。除了女性主义团体和少数名人,大多数人对此视而不见。

波兰斯基旧案重提,不是要审查禁止他的作品,而是这次大家没法对他的性侵往事继续保持沉默了。

澎湃新闻:性侵不是关于性,而在于权力。当今社会,有些男性同样处于弱势位置,但社会公众似乎并不愿意,或没有准备好认真聆听他们的性侵指控,为什么?

玛丽娜·杜尔奇:性侵案件背后实为强势“统治方”和弱势“被统治方”的权力关系。正因此,很多时候,在工作场所中,性侵和霸凌(harcèlement moral)会同时出现。有权力的地方,便有生活拮据或工作不稳定,后者是“滋养”性侵的土壤。对待性侵案件,首先需要弄明白权力在哪里,谁掌握并滥用权力;在权力关系层面,谁是上级,谁是下级。男性或女性都可能成为性侵受害者,不过在当今社会,大多是男性掌权,女性的收入普遍低于男性,获得的晋升机会也少,因此性侵受害者女性数量多于男性。比如法国家暴数据显示,83%的家暴受害者都是女性。

我在做法国影视界“结构性”性暴力报道时,有少数几位男性曾向我描述他们被性侵的经历。他们遭遇性侵,羞耻感特别强,很难向公众讲述自己的经历;对他们的叙事,很少有人真正听进去;再说,专注这方面救助维权协会也很少。

法国社会在变,但性侵受害者仍缺乏维权工具

澎湃新闻:两年时间,法国社会在反性侵层面有哪些变与不变?

玛丽娜·杜尔奇:变化其实不少,比如在维权协会和电影工会推动下,50/50协会(Collectif 50/50)成立,在男女平等以及族群多样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50/50协会认为,对女性和少数族群电影人赋权,推动电影的形象符合社会现实,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性侵的几率。

一个具体例子:现在很多制片人会在合同里增加一个条款,指出性别歧视和性骚扰受到法律制裁,如果在拍摄期间有类似遭遇,要向上级反映。两年时间内,类似变化很多,但似乎有些隐形,不太高调。与此同时,电影界也出现不少反弹,有业内人士跟我说,“反性侵声音我们听到了,现在该够了吧,我们又不是在美国”等等。

不过,最近几周的报道显示,整个变化其实有限,发生在哈内尔和莫尼尔身上的不幸,还会重现。现在,仍有很多人犹豫是否告知他人,也有人接到相关反映,仍无甚作为。当前制造沉默和“同谋”的机制仍继续存在。

澎湃新闻:哈内尔曾表示,不会走法律途径提起诉讼,称“法律忽视我们,我们也忽视法律”(报道发表3天后,巴黎检察官于11月6日对案件开启调查,并于11月26日对她进行听证,当天她决定对克里斯朵夫·卢基亚提起诉讼)。反性侵超出个人范畴,同体系和机构有关,那法国政府从国家层面作出哪些改变?

玛丽娜·杜尔奇:现在媒体越来越多关注女性在家暴中被杀(féminicide)现象,法国男女平权国务秘书玛琳·席亚帕(Marlène Schiappa)将组织综合大讨论(Etats généraux),应对女性遭遇家暴这一问题,并宣布一系列措施。当然,这很不够,女性维权协会在前线工作,大多缺乏经费人力。大多数情况下,被指控性侵的一方不会被判刑,越来越多的人求助媒体,作为他们最终维权出口。最近三周,我们收到大量性侵指控线索。可见,很多性侵受害者缺乏维权的工具。

“法律忽视我们,我们也忽视法律。”阿黛拉·哈内尔这句话的意思是,如今强奸案诉讼中,只有1%的被告人会被判刑,而强奸报案中,只有10%的案子会走法律程序,这种情况下,社会怎能要求她走法律程序。这为法律提供了一面进行自我审视的镜子:目前法律无法代表社会,需要进行改良。在性侵和警察暴力等一系列议题上,法律需反思。很多人说自己不再相信法律,这是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同意这一立场,但作为记者,应该去思考,并对这一现象进行报道。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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