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殖民主义与解殖经验的再思考：后冷战时代的未竟计划

2019年11月14、15日，由汪晖教授发起的“重访二十世纪：殖民主义与解殖的再思考”国际会议，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召开，多国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后冷战时代与全球化进程中，那些被有意掩盖或无意忽略的殖民历史遗留问题及后殖民遗产。

作为清华文科高研所“重新思考二十世纪”主题的第三次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在全球区域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过去的殖民主义与冷战文化却在新的时代转化出新矛盾，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近十年来，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也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深深根植于二十世纪的历史，尤其是殖民历史与冷战格局中形成的霸权构造及其地缘政治关系，以及解殖民运动之后遗留的后殖民遗产，亟待知识界清理和反思。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全球约90个殖民地、30亿人口经历了解殖过程，其中存在着多种有待重新理解的革命运动路径与社会变革模式。从这一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兴起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也是推动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力量。面对全球化挑战，中国与这些新兴主权国家都急需探索不同于西方的独立自强之路。然而，由于解殖运动的复杂性与局限性，在这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对历史的叙述和对文化的探索还未摆脱殖民和冷战的影响。因此，重访二十世纪，对殖民主义与解殖经验进行再思考，有助于突破后殖民时代的冷战思维僵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话语，重建对当今世界新格局、新矛盾的认识，从而探索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应对全球政治经济重大调整带来的新挑战。

未完成的解殖民

11月14日上午的第一场论坛主题为“解殖民：一个已尽抑或未尽的计划”，开场的两位学者从日本近代思想史出发，从看似已终结的殖民历史中挖掘未被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

日本《现代思想》杂志前主编池上善彦将备受争议的“亚洲主义”搬回桌面——这一概念已被盖棺定论为侵略亚洲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代名词，然而它在兴起时的初衷是团结亚洲各国和地区共同应对欧洲霸权。池上善彦指出，亚洲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80年代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尽管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日本侵略思想工具，其间也曾有一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革命与日本本土革命相联结，如北一辉、大川周明。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尾崎秀实更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对中国抱有强烈同情，试图通过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和建构“东亚协同体”来阻止中日战争。“亚洲主义”的复杂性表明，帝国主义与革命并非截然对立，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关系。

围绕日本重要思想家竹内好的经典文章《何谓近代》，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慕唯仁（Viren Murthy）教授进一步指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解殖运动浪潮所探寻的不仅仅是普遍的平等，还有不同于帝国主义的普世性价值，这种探索最终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反而创造了“后帝国主义”条件并导向“自我殖民”。慕唯仁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是理解这一自我殖民驱动力的关键。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帝国主义就不会消失；只要帝国主义存在，解殖民就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接下来的两位非洲研究专家解读了解殖运动在思想层面的漫长探索历程。电子科技大学的李安山教授认为，非洲的“解殖”没有停留在反殖民斗争，还深入到历史的叙述层面。过去，非洲历史研究中存在许多偏见，将非洲被殖民以前的文化描述为落后、保守、野蛮，夸大了殖民主义对非洲社会进步的贡献。因此，非洲历史叙述的解殖首先是主题上的突破，加纳国父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就曾说：“我们的历史应该书写的是我们社会的历史，而不是欧洲历险家的历史。”这正是非洲历史学家致力的命题。其次是观念上的突破，挖掘非洲自己辉煌的文明和光荣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观点是主张非洲历史的连续性，强调非洲历史的精神生命活力，把殖民史看作非洲历史中的一个插曲。

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晓萌教授则从非洲文学的研究现状，看到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局限性。在“第三世界文学”的批评理论建设中，非洲母语文学的重要地位被低估，使现代非洲文学批评中残留着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历史上，由于欧洲殖民者的语言文化政策，非洲母语文学的创作被迫中断，而后以非洲母语代替欧洲语言进行创作又成为颠覆殖民政权的重要手段。这就是为什么肯尼亚反殖民主义作家恩古吉·瓦·西翁戈（Ngugi Wa Thiong'o）坚持思想上的解殖，他主张非洲作家以欧洲语言创作的文学都不是真正的“非洲文学”，只有以非洲母语书写的才是非洲的文学。

然而，后殖民主义批评没有跳出殖民主义思想局限，认为现代非洲文学根源于欧洲文学传统，非洲作家则被期望以国际通用的英语来发声。随着非洲语言及其母语文学的价值被发现，这些刻板印象的殖民思想遗留以及西方语言的霸权地位仍值得反思。

理论，实践与其局限

下午的第二场主题为“解殖民：理论、实践与其局限”，探讨解殖民理论在不同地域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

Aditya Nigam（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首先从印度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本土语境对欧洲政治理论的接受困难出发，对当代西方左翼的马克思哲学解读提出了质疑。他的主要争论对象是齐泽克，后者把资本/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客观整体”（objective totality），以致于整个世界都无法置身其外。Nigam认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哲学都源自欧洲知识传统，基于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理论都把资本主义视为全人类难以逃脱的命运。思想解殖，要先解殖思想本身。他相信，解殖民未完成的任务不可能由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哲学来实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必须根据自己的现实，来重新理解和实践政治理论，才能彻底摆脱欧洲知识局限的“奴役”，探索出其他的可能性。

什么会是其他可能性呢？香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胡德（Daniel Vukovich）对此要追问的是：在自由主义之外，是否有更好的选择？自由主义从来都是殖民主义或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它却也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种关键思想资源。在香港近期的事件中，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在政治话语中的强势主导地位。作为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两个重要案例，香港的去殖民化问题和印度的一样具有挑战性。

对此，胡德总结了香港目前面临的两大困境：一是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反殖民/去殖民运动，这一重要环节被过于简单地跳过了；二是由于殖民历史的影响，香港从未有过自己的政治传统或政治阶层。在这种处境下，香港很难深刻理解自己的未来。特朗普等民粹主义领袖的上台，以及英国脱欧等事件，说明这个时代出了什么问题呢？胡德认为，在市场和商业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无法服务其人民的利益，以减轻社会矛盾，这并非揭露了自由主义的失败，相反，恰恰是自由主义霸权的体现。重新思考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重要力量，是当今学界的当务之急。

在更具体的实践层面，Mirjam Kunkler（荷兰皇家艺术科学院）的研究致力于揭示殖民时期法律政策的不平等，如何决定了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社会矛盾。通过对超过60个后殖民国家，她解释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解殖运动的发展，法律一元主义为何代替殖民时期的法律多元主义成为一种趋势。

在殖民时期，帝国为了方便统治，对殖民地按照不同宗教、种族分治，由各团体的代理人负责，形成了国家法律多元主义。这是一项令反殖民解放运动领袖更为忧虑的殖民政策，因为法律对不同群体的区别对待往往植下了不平等的祸根，导致内部的民族冲突和分裂。因此，解殖运动在许多国家同时也是一项统一法律的运动。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在“一个国家，一个法律”的思潮下，从1946年起，穆斯林的婚姻事务改由国家负责登记，不再由乌里玛（ulama，宗教学者）管理，随后一系列改革都旨在将原有的伊斯兰法律改革并入国家法律。20世纪70年代以后，法律多元主义开始在一些国家重返，表明前殖民地国家在法律统一建设工作在处理殖民遗留问题上仍面临诸多挑战。

11月15日上午的第三场分论坛主题为“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人文”，把目光聚焦到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后冷战时代的新表现形式及其对全球人文的塑造作用。

如果要探讨今天的帝国主义与过去有何不同，那么在Timothy Brennan教授（明尼苏达大学）看来，影响我们判断力的最主要障碍是一种侥幸心理，即认为我们已经告别了过去的野蛮时代。制裁，就是当代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手段，他称之为“全面战争”（total war）。这种战争没有限制，指向的敌人不分战士或平民，它象征着资本对生命的非理性轻视。

制裁所波及的范围远不止禁运国，造成的影响也不止是隔断洲际关系的纽带，其手段涉及金融、商业、货币等方式，对被制裁国家的影响之深刻可谓盗窃，同时在各个层面都不利于国际市场的运转。Brennan举例说明，在制裁下，伊朗和委内瑞拉被阻止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或重组贷款，他们的收入被没收，在美国银行里的资产被冻结。制裁是一种以说服代替军事力量的司法工具，违反了基本经济逻辑。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作为过去殖民地的非西方国家仍然是殖民地，它们构成了一个大的“中间地带”，成为全球化不平等交换的场所。

即使在看似常态化的国际贸易中，不平等交换也损害着前殖民地国家。以马克思理论研究农业问题著称的尼赫鲁大学经济学家Utsa Patnaik教授以印度为例，解读了从欧洲殖民时代延续至今的国际农贸不平等交换与隐性剥削。她认为，过去的帝国主义研究仍然缺乏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热带殖民地的经济剩余往往被通过财政机制抽空，用以满足大都市的利益。

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印度向英国殖民者缴纳的一大部分税收，主要被该国用于进口印度生产的农产品，这既相当于殖民帝国免费获得了殖民地的商品，又对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和粮食收入带来双重损失。Patnaik现场展示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经济数据，从全球范围看，北方强国由于不具备与热带区域同等的农业自然条件，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不仅使用了相似的剥削手段，也将其资本出口到这些被剥削的地区。更令她担忧的是，今天新自由主义推崇的自由贸易政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剧了这种不平等，而针对脱贫人口数据的估算方法完全忽略了这一剥削手段，误导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全球贫困人口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

对新帝国主义的另一误解，是后冷战时代兴起对“新帝国主义”标签的滥用，中非关系成为其中最受关注的话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沙伯力（Barry Sautman）和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严海蓉长期致力于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研究，对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困惑给出了回应：以“半外围”／“半新自由主义”来形容中国在海外发展的行为，比使用“新帝国主义”更为妥当。

比较法国、美国、中国在非洲的行为与处境上的差异，前两者的对非经济或军事政策有更为典型的殖民主义倾向，而中国对非洲经济建设的支持，尤其是工业化方面，目标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助，中国从非洲获利的占比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在政治上，也没有以侵略或制裁等手段来取消东道主国家政权的独立性。此外，中国在海外的发展更重视东道主国家的利益。最为著名的案例是，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铜矿价格大幅下跌，非洲许多外国企业立即放弃了当地的矿产并解雇了大量工人，而中国在赞比亚的公司非但没有裁减，反而增加了生产。对此，严海蓉认为，中国的海外发展被贬为“新帝国主义”，背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在极力维护其全球经济、话语的优越性，中国被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因而被转嫁了殖民主义的污名。

遭遇与纠缠

会议的最后一组讨论的话题为“遭遇与纠缠”, 四位中国学者从各自的领域分享了有关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最新研究成果。

曹寅（清华大学）从历史档案中挖掘出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45年，中国一所位于拉合尔（当时属于印度，现属于巴基斯坦）的飞行员训练学校在回国参与抗日作战的途中，恰逢英国从印度撤退的混乱时期，由于种种困难与阻碍，不得不取道最危险的飞行路线。这一插曲作为中国和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两大事件的交集点，提供了理解中印关系和解殖历史的崭新视角。

殷之光（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则基于丰富的英帝国历史资料，从中国和英国的鸦片战争出发，梳理了英国帝国主义思想的自我叙述——帝国史的形成和演变。通过研究帝国的叙事，殷之光认为，对发展的承诺、对自由贸易的幻想、对普世价值的主张，都只是在掩盖帝国主义者以种族为中心的世界等级秩序。他建议使用“半殖民性”这一概念，来理解20世纪那些处于帝国主义全球秩序边缘、半边缘区域的社会经济复杂性，以及第三世界未完成的现代化任务。

魏然（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西班牙语文学界找到了一种“另类”的解殖文学路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梁启超、鲁迅等中国知识分子被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深深吸引，其最重要的领袖是后来被称为菲律宾国父的黎刹（José Rizal）。不同于中国和日本，黎刹没有加入亚洲主义的思想运动，而是借鉴和改造19世纪末法国、德国的东方主义思想资源，从使用西班牙语创作寻求国际认可，到以塔加洛语写作来进行文化解殖，来建构一个马来文明共同体。

最后，南非问题研究专家蒋晖（电子科技大学）将话题重新聚焦到非洲。他引用Michael Neocosmos的《非洲的思想自由：走向解放政治的理论》（Thinking Freedom in Africa: Toward A Theory Of Emancipatory Politics）一书的批评观点，解读了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自由文化政策是如何破坏了草根文化的架构。他认为，今天非洲的核心困境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非洲目前局势恶化的背景环境是国家对社会的发展缺乏远见，对国家资源控制力和政府管理权力也很小。在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控制下，非洲国家政府成为全球资本的“看门狗”，如何能期望它代表人民，找到新的出路呢？非洲的教育与文化重建值得更多的关注。

尾声

在活动的尾声，与会嘉宾在圆桌讨论环节上总结了两天会议的收获和感悟，并就“民族国家”、“主权”等争议性概念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学者们不发现，这些概念的历史脉络和在非西方国家的传播与演变，都体现出现有知识框架在诠释不同现实问题时暴露的局限性。

对此，汪晖对整个会议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民族国家”概念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很少被使用，出现更多的词是“独立”、“解放”、“无产阶级””、“人民革命”等等，而中共关于“主权”概念的重新思考也发生在朝鲜战争以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概念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其流行的原因恰恰是苏联的失败，因此相关的研究领域带有强烈的后冷战意识形态色彩。

这就是为什么重新思考二十世纪变得至关重要。汪晖重申会议思想核心时一再强调，在后冷战的时代，民族解放运动中许多宝贵的经验已经被渐渐遗忘和遗失了，人们不愿去思考解殖运动的失败。但要走出冷战研究设下的思想枷锁，找到这一霸权话语之外的可能性，就不仅不能拒绝承认过去的失败，而且还要重新面对和思考失败后的遗产。要看到，冷战只是美国的叙事，但更多国家具有不同于这一叙事的历史命题和发展机会，民族解放运动不能被简单地编织入冷战问题之中。尤其当我们看到，今天仍有一些区域在战火中挣扎求存，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还未离我们远去，对解殖历史的再思考仍然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