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说者的旁观与逃离

在裘帕·拉希莉的短篇小说《解说疾病的人》里，生活在美国，回印度度假的达斯夫人在得知导游卡帕西的另一份工作——将病人口述的病症翻译给医生后，向这个土生土长的印度人透露了自己出轨的秘密，两人随后产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卡帕西先生，你真的没有话说？你不是干这个的吗？

我的工作是导游，达斯夫人。

不是说这个。你还有份工作，做译解。

可是我们没有语言障碍啊，有什么要译解的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不是做这个的，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告诉你那些秘密对我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天天这样痛苦不堪我受够了！八年了，卡帕西先生，八年来我一直在忍受煎熬。我盼着你能让我感觉好点，讲一些宽慰我的话。你说我该怎么治才好？

对卡帕西来说，达斯夫人的意图和这番话让他不知所措，他不能提供给她治疗的方法，他不是医生，没有这个能力，他只能像往常一般，成为他人痛苦与秘密的倾听者、旁观者。对达斯夫人来说，秘密的重量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自己难以承受，他人也无法分担，她不得不面对这种倾诉与回应之间的落差。

裘帕·拉希莉

这场无疾而终的对话像是裘帕·拉希莉的小说里一个等待发现的病症，不断扩散、发育，蔓延至其他小说里那些离开故土、前往美国的印度移民身上。相比达斯夫人的秘密，群体面临的落差更庞大也更无形，它来自地域、社会和文化，又都在异国被迫细化成一个个难以割舍的习惯，餐桌上的咖喱和豆蓉、额头象征婚姻的朱砂痣、信件和电话上的家乡话。

这些习惯跟随美式房屋里的美式家居，等待着自己的主人：被父母包办婚姻的印度夫妇，丈夫高学历，在大学供职；妻子留守家中，从厨房到卧室，奔走在丈夫和孩子之间。他们默许东方式的家庭关系在更独立、更开放的异国扎根、生长，共同庇护的习惯和身份改变、流失，直到病症显露，在慌乱和矜持中，又被匆匆掩盖，以便这种努力维持的家庭生活能够继续。

祖籍印度，生于伦敦，三岁随父母移居美国罗德岛，成年后在纽约和波士顿等地求学，取得了包括文艺复兴研究博士在内的多个学位，父亲是图书馆员，母亲是艺术学硕士。

将裘帕·拉希莉的这段成长背景和经历拆解来看，跟她小说里写到的移民角色没什么区别，作家在成为角色的创造者之前首先是故事的亲历者，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裘帕·拉希莉能以老练、信手拈来的笔触记录下移民生活中的变化，捕捉到特定时刻的那份慌乱和矜持。《解说疾病的人》里，达斯夫人在对话结束后，打开车门，走向山上的达斯先生和孩子，嘴里呼喊着：等等我！我来了。平静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解说疾病的人》也是裘帕·拉希莉第一部作品集的名字，2000年，她凭借这部短篇集成为普利策文学奖迄今最年轻的得主，短篇集包括的九篇故事里，有写第二代移民的婚姻和恋情的，《停电时分》《性感》《福佑之宅》；有用第一人称写第一代移民刚到美国的景况的，《第三块大陆，最后的家园》，据说来源于裘帕·拉希莉父亲的经历；《真正的门房》和《比比·哈尔达的治疗》是两篇写契诃夫式小市民的，前者写孟加拉难民布梨大妈在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当门卫谋生，最后被对自我不满的居民们拿来泄气，赶上街头。后者讲无父无母、身患顽疾的单身女如何在周围人自吹自擂的善良和一次突如其来的暴力中被迫成为母亲的。

与那篇《解说疾病的人》类似，《森夫人》也是一篇关于旁观者的小说。单身母亲把儿子艾略特托付给来自印度的森夫人，男孩得以走进这对异国夫妇的家门，他目睹森夫人用一条从印度带来的刀片把食材收拾得干净利落，看上去勤快又能干。他也听森夫人拿着信件讲印度的亲人，抱怨待在美国郊区多么孤寂。

在男孩身上，也有着跟森夫人类似的遭遇，他的单身母亲像森先生对待森夫人一般，极少过问，她把男孩交给森夫人就像森先生要求森夫人学车，首先是为了自己便利。森夫人抱怨周围没有说话的邻居，男孩跟母亲则住在海边的屋子，闲暇时只能一个人在海滩玩。

男孩的懵懂恐怕不能完全知晓森夫人话语里沉重的乡愁和孤独，森夫人自然也不指望一个男孩明白她的心境，她甚至没有心思了解男孩内心的想法。年龄和身份在裘帕·拉希莉这里是一种现实性的阻隔，情感无法交汇，两个生活状态类似的人只能扮演彼此生活的旁观者。

在小说后段，裘帕·拉希莉写森先生突然要带森夫人和男孩去海边，森夫人特地穿上红莎丽，森先生要给森夫人买冬衣，表现出小说里从未有过的关心，男孩跟着这对夫妇买鱼、吃点心、在海滩上一起拍照。森夫人不再消沉，夫妇之间变得恩爱，男孩得以回到那种健全的家庭环境，在这个场景里，乏味的生活短暂回避，角色们第一次能共享快乐和自由，仿佛正经历出逃。

而在回程路上，森先生强迫森夫人练车，发生了车祸，男孩从森夫人家回来。裘帕·拉希莉替角色打开的这道门，又重重地关上了，生活重新返回到门背后那股无法诉说的孤寂和乏味，只是这份孤寂和乏味，男孩和森夫人不再能替彼此观看。

小说结尾，男孩没有再找保姆。森夫人曾倾诉给他的感受，他要在往后的日子里从自己身上知晓。

对于《解说疾病的人》里的第一代移民来说，故土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依旧留有一个难以撼动的位置。在2008年出版的另一部短篇集《不适之地》里，裘帕·拉希莉将目光回拢到像自己一样的第二代移民，他们生长在异国，比起父辈，故土在记忆里只是家庭生活中残留的旧习和远渡重洋的一次次探访，他们需要迫切面对的，是内心不够坚实的故土情结和一个全然不同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同名短篇《不适之地》里，女儿露拉在母亲死后，纠结于自己和父亲间冷漠的关系，这段关系的疏远多少也暗含着露拉与故土的距离，父亲即是故土；《纯属好意》里，姐姐苏妲勤奋好学，最后离开父母远嫁伦敦，弟弟拉霍尔违背父母意愿，沦为一名酗酒者、失败者。姐弟两人都在不同层面上割断了与父母的联系，姐姐是距离上，弟弟是精神上。

旁观者不再能轻易地置身事外，在目睹父辈生活的同时，第二代移民开始上演自身的挣扎和逃离。

三个章节，两个家庭，短篇《海玛和卡西克》是《不适之地》里篇幅最长、叙事结构最独特的一篇。小说里，海玛和卡西克分别是两个印度移民家庭里的孩子，因为一次变故，卡西克随父母搬进海玛的家里，一个月的短暂相处中，海玛对比自己大四五岁的卡西克产生了依恋，随着卡西克和家人搬走，这段隐秘的单恋被迫搁置。

小说的第一个章节是海玛的自述，她讲述两家人在一起的那段经历，她对卡西克的爱慕，对他母亲的记忆。而卡西克的回忆里并没有太多关于海玛的。在第二章节里，他倾诉更多的是母亲病逝前后的那段日子，自己如何割舍不了对母亲的怀念，难以融入父亲组建的新家庭。

裘帕·拉希莉对时间跨度的处理娴熟又自然，让人想起短篇大师爱丽丝·门罗。第三章节里，当海玛和卡西克再次相遇，已是数十年后。海玛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恋情，默许了一段跟父辈一般的包办婚姻。卡西克脱离父亲的新家庭，游荡在南美大陆的边境和战场。

两个早已分属不同世界的人，重新延续旧时的恋情。裘帕·拉希莉对角色的这一安排，使得彼此生活的旁观者在对共同记忆的回望中，有了创造共同生活的可能，病症似乎也要消除。只是这种被延续的共同记忆里，依旧存在着落差。对海玛来说，它或许可以帮助自己逃离即将步入的婚姻，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而无所依靠的卡西克在海玛身上寻找的，是母亲去世前那段可以称之为“家”的生活状态，似乎只要跟海玛在一起，母亲就能继续活下去，自己也不会离开父亲。海玛最后拒绝了卡西克，也是因为她清楚，卡西克对自己并没有爱，那种对过去的依恋不能支撑他们维持更长久的生活。

故事结尾，海玛在成婚的周末，收到了卡西克因意外死去的消息，裘帕·拉希莉的这个结局为前两章的自述添上了后知后觉的告别意味。卡西克的回归告终，海玛回到美国开始新生活，逃离在此形成了困局周而复始的一部分，病症或许才刚刚开始，它将在生者身上延续，又因为死者不再能消除。

作为三十来岁出名、写作生涯二十余年的作家，裘帕·拉希莉算不上高产，除了两部短篇集，她还有两部长篇，两部随笔。现实主义的作家似乎秉持了与作品同质的气息，没有瑰丽宏大的叙事，撇弃技巧和结构的修饰，他们的书写和呈现难以在读者心中唤起强大的感召力，而是在恰当距离外维持一种无声的照应，一种经验的预示，他们需要读者在现实中感受过这种经验，进而在阅读中消除彼此间的距离。

如果说裘帕·拉希莉的短篇完美地实现了这种状态，那么她的长篇则开始偏离这种状态。无论是2003年的《同名人》，还是耗时多年，在2012年写成的《低地》，都有一种自然之物被精心修饰过的观感。《同名人》里，第二代移民果戈理从父亲钟爱的俄国作家那里继承了这个名字。《低地》开场，一对印度兄弟穿行过家门口的那片低地，多年后，他们共同拥有过的妻子从美国返回低地。短篇里难以诉说的病症以更加具象、附带命运感的样貌出现在长篇里。而裘帕·拉希莉从果戈理的父亲写到果戈理的女儿，写《低地》里印美两地四代人的生活历变，复杂的代际关系背后，大概也有她尝试在跳出距离之外的记录和观察，厘清病症的意图。

长篇《低地》依旧有裘帕·拉希莉短篇中惯用的人物结构。一对年纪相仿、性格各异的兄弟，哥哥苏巴什沉稳内敛，很少透露内心的想法；弟弟乌达安性格叛逆，投身于当时的印度革命。结果却是苏巴什离开印度，乌达安为了自己热爱的故土选择继续抗争，与自己不被认可的妻子高丽留在了父母身边。

兄弟二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乌达安被枪决，苏巴什回到印度后，带着高丽前往美国。苏巴什的这一选择可以看作是《海玛和卡西克》里，卡西克重逢后对海玛的态度。唯有在高丽比肩弟弟的学识和对革命的热衷上，苏巴什才可以找到弟弟残留的影子。

而对高丽来说，她对乌达安怀有无法遗忘的爱，乌达安死后，她也清楚自己寄人篱下不会有未来。但如果跟随苏巴什，她就有了创造新生活的可能，只是她的新生活里，永远都不会有苏巴什的位置。裘帕·拉希莉将这一角色置入到情感与现实上都无法回避的困境，这种困境之下不只有高丽，还有为了缅怀弟弟放弃情感自由的苏巴什，又或许在高丽和苏巴什背后，站着更多来自裘帕·拉希莉小说中的人物。

《同名人》电影剧照

身份与记忆是塑造生命的方式，《同名人》里的果戈理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想抹掉父亲给予自己的名字，高丽在离开乌达安和苏巴什后，重新回到低地。被塑造的也将是被限制的。2012年，裘帕·拉希莉写完《低地》后，离开美国定居罗马，她开始学习用意大利语写作。在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她形容用新的语言写作“就像把我的右手故意绑在背后，我只能用左手写作”，“就好像我放弃了我人生中赖以生存的、表达自我的一种语言，忽然有了另一重空间”。

现实中的“疾病解说者”将掏空后的自我献给一种全新的经验。在裘帕·拉希莉的这番话里，可以察觉到她那种接近笨拙的真诚，而真诚或许正是她作为写作者的信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