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立新：哪些因素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走向？

2019年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同时也是美国首次提出正式独立的对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一百二十周年。当前，中美关经历了剧烈的波动，却也达成了一些初步的共识。“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去”成为萦绕在很多人心头的疑问。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抚今追昔，回顾和思考两个甲子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处理当前的中美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受邀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201教室举行题为“中美关系双甲子：回顾与反思”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邢来顺教授担任主持，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的近百位师生参加了讲座。王立新教授首先梳理中美关系在一百二十年间的演变，其次是反思中美关系史的经验和教训，最后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1899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

第一个阶段是1899年到1949年，这半个世纪的中美关系虽然也有矛盾、摩擦，甚至冲突，但总的基调是友好与合作。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建立租界，美国也视中国为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1899年，美国政府发布照会，提出西方各国在华商业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这次照会被称为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1900年，面对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列强意图瓜分中国的舆论，美国提出照会，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这也被称为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这两次照会概括起来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是美国首次正式宣布独立的对华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有三大目标：一是保持中国庞大的市场向美国开放，满足美国对海外市场的需要。二是反对其他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特别是沙俄和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和占领，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这既是为了确保美国获得整个中国市场，同时也与美国民间对中国命运的普遍同情有关。20世纪初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提出的“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中日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对北洋政府的支持、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施压日本将山东权益归还给中国、“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的“不承认主义”、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等是这一政策目标的具体体现。三是支持中国的“文明化”与现代化，以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改造中国。美国传教士在华从事的宣教、教育和文化事业，退还庚款吸引中国青年赴美留学，杜威等知识精英在中国的学术和文化活动都反映了这一目标。在中国方面，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目标都是利用美国的支持，包括资金、技术实现现代化，同时借助美国的力量抵御俄日等国对中国的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不难看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国的国家目标有高度重合之处，这也是20世纪上半期中美友好合作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到1972年，这是中美相互敌视和对抗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不承认中国人民共和国，只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是阻止新中国加入联合国，防止新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三是对新中国进行遏制、孤立和封锁。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贸易往来和人员往来，美国还与盟友一起建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严格的技术禁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清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条约，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向亚非拉地区输出革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两国不仅完全隔绝，还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相互敌视，没有往来，这是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是中美关系的第三阶段，这七年间中美两国进行了有限的安全合作，并逐渐走向关系正常化。这种转变主要源于两国的安全需要。60年代末，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苏联的严重威胁，并且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较为孤立的地位。而美国此时则陷入了越战的泥潭之中，尼克松上台之后采取战略收缩的政策，试图从越南撤军。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虽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差异巨大，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走到了一起，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第四阶段是1979年到2017年，这是中美关系全面发展与中国崛起的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在这一阶段经历了由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现实主义指的是在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之前，美国主要是出于对付苏联的地缘政治需要而发展对华关系。即使是在1989年，中国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封锁时，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仍然秘密派特使访问北京，向邓小平做出会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的承诺。老布什的主要考虑就是苏联形势和未来走向还不确定，美国仍然需要联合中国对付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很多人质疑美国是否还有发展对华关系的必要。克林顿总统上台后重塑了中美关系的基础，把中美关系建立在对未来的愿景之上：通过与中国的全面交往，包括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以及促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推动中国的“自由化”与（西式）民主化，成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方”，即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支持者和美国的合作伙伴。这一战略不是像尼克松现实主义战略那样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而是从如何“塑造”和“改变”中国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是一种自由主义战略。自由主义战略下的对华政策被称为“接触”（engagement）政策。而这一时期中国的对美战略十分明确，即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通过构建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有力的国际环境，并利用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崛起。中国的这一战略无疑是成功的，从1992年开始，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并崛起为世界强国。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战略界对自由主义战略和接触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这一政策基本上失败了。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即中国并没有变得更加“自由化”，也没有拥抱西方民主，反而与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渐行渐远，甚至已成为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挑战者与对手。

经过了一年的摸索，特朗普进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自由主义战略和接触政策被放弃，美国开始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进入第五阶段，即战略竞争阶段。中美展开战略竞争的最深刻背景是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变化，即中国的迅速崛起与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而近年来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大幅度调整以及美国国内社会思潮的变化则加速了战略竞争的到来。美国政界乃至整个社会对华认知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被视为竞争者和对手，而不是过去的合作者和伙伴。目前两国的竞争主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展开，并正在向意识形态、地缘政治领域蔓延。

对中美关系史的反思

回顾两个甲子的中美关系，大体上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一是中美关系极其重要，这在历史上就是如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塑造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获得先进的技术、资金和市场，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福祉。

中美关系的状况对中国的总体安全环境影响极大。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抵御日本侵略的过程中，美国是给予中国支持最多的国家。1972年尼克松访华，特别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因中美关系的变化而获得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彻底改变了60年代末中国外交孤立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局面，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的安全环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并在1984年实行了百万大裁军。而1950-1972年间中美对抗极大地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并让中国直接卷入了朝鲜战争。

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这绝不是巧合，而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国的开放实际上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目的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向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学习，学习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同时美国强大的消费能力也为中国商品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美国构建和维持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环境总体上也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没有过去近40年中美两国的全面交往，很难想象我们能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

良好的中美关系可以促进中国人民的福祉。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于良好的中美关系，中国人民可以消费美国的文化产品、赴美接受高水平的教育、欣赏美国优美的风光，两国每年数百万人次的互访无疑使两国人民获益良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主法制建设获得巨大进步，人权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而糟糕的中美关系则会对中国人民的福祉构成极大的损害。1950-1972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同时这也是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个人权利缺乏保障、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的时期。1950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在中美关系极度紧张的背景下发生的，中美对抗和国内政治变化常常同时发生、互为表里。

二是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相比，中美关系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两国关系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同时中美关系牵涉到中国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的选择。中国人在看待美国时并没有简单地把美国视为遥远的可以与之发展贸易往来的普通国家，而是视之为特殊的国家。自清末以来，美国就承载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希望和恐惧。它是很多人心中民主和富庶的典范，向美国学习和借助美国的力量可以实现中国的富强。在另一些人心中，美国则是威胁和敌人，是中国拒绝和排斥的反面典型，甚至是魔鬼。而美国人在看待中国时也充满感情色彩，很多美国人也在把其国家理想寄托在中国身上——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对古老中国进行成功的改造可以证明美国国家的伟大和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效力。“改变中国”成为自1830年传教士来华一直到今天的很多美国人的梦想，而且屡败屡战，美虽不断陷入希望-失望的循环之中仍不放弃。1949年中共革命的胜利在美国社会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50年代初美国社会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大辩论就是这种波澜下发生的。最近一年对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与美国自由主义战略未能改变中国带来的失望和幻灭情绪有直接关系。

三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因素深刻影响了中美关系。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惯常透过意识形态透镜来看到世界与中国，并有用自己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冲动，对与美国价值观对立的国家难以产生亲近感。同时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价值观和制度差异导致两国很难建立起战略互信，美国担心强大的中国会威胁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中国则怀疑美国有遏制中国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虽然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到1979年之间，中美关系曾一度超越过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是由于当时两国有更危险的敌人即苏联的存在，紧迫的安全需要使两国能暂时忽视意识形态对立。从长远来看，两国的关系是难以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的。近年来，两国在这方面的差异在拉大而不是缩小，这成为当前中美关系恶化的重要背景。

对中美关系的展望

中美两国正在从战略竞争滑向战略对抗，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迟滞甚至逆转这一趋势是两国领导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目标究竟是维护美国的优势和领导地位，还是遏制中国发展、阻止中国崛起，甚或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中国而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究竟追求何种国际地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到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也关系到未来两国会以何种面貌进行竞争。

讲座现场

在王立新教授看来，中美战略竞争发生在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有很多全球性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合作来应对，而且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远比当年美苏之间密切。因此，即使中美转向战略对抗，两国的对抗强度和烈度可能也会低于美苏冷战（Cold War），借用哈佛大学教授诺亚·费德曼的说法，中美之间未来展开的更可能是一场“凉战”（Cool War）。

与会教授合影

（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审阅并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