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阳︱他山之石：环境治理之“不能”与“能”

眼下正值2019年的隆冬时节，一旦冷空气停止肆虐，雾霾就如期而至。近几年来，京津冀地区每年冬天严重的雾霾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典型事件，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生态安全和民众的身心健康。从中国遥看世界，从现实追溯历史，我们发现世界工业污染史上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如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1952年伦敦烟雾、1942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1948年多诺拉烟雾等，这些罹难并非一日之祸，其问题的最终解决亦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的摸索，方能守得云开见日月。

2019年5-6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组织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威廉·卡弗特的《雾都伦敦：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和大卫·斯特拉德林的《烟囱与进步人士：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工程师和空气污染（1881-1951）》两部著作，它们共同展示了美国学者对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空气污染早期史的关注，著者们用丰富的历史事实向我们揭示了现代化早期英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之间遭遇的张力。立足现实，以史经世，放眼世界，心忧中国，关注发达国家的空气污染及其治理史，最根本的还是为中国当下严重的空气污染，特别是为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治理提供资鉴，我想这也是编辑和译者的先见之明和良苦用心。

一、“曼德维尔悖论”：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宏观理论谱系

自英美发达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开始到当下的中国，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演变，环境问题俨然已成为严重的全球性困境。从现代发展观的角度考察，世界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然而，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让人无限向往又悖论重重，其间涉及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便是世界各国实践探索和理论建构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核心问题。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和美国未来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早已向我们呈现了二者的理论背反。从宏观经济理论角度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或矛盾冲突，或对立统一，或和谐共生。诸多学者，特别是经济理论家结合自己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模型假设。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把自然环境作为经济资源的来源，主要关注的是增长和效率问题而不考虑环境的承载力。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19世纪后期提出了著名的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旨在表达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严格的环境管制时代开启伊始，面对环境管制对实体经济的压力，最早流行二者的对立冲突论，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有条件协调转换论之后，1991年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定的提出为环境治理设定了经济阈值。1995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教授正式提出波特假设（Porter Hypothesis），认为利用市场和技术的进步，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能够并行不悖，高度耦合。21世纪初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战略，倡导美丽中国建设，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世纪中国人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认知。

尽管经济理论的推演和模型构建源于大量经验事实，但总有难以触及的纷繁历史对象和微妙的现实世界。威廉·卡弗特和大卫·斯特拉德林的著作，则是立足个案，从历史角度探讨英美两国现代化早期的空气污染问题，最终上升到对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的宏观思考。威廉·卡弗特在第八章明确提出了“蒂莫西·诺斯洞察了伦敦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都市生活的中心就是一个残酷的悖论”，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直接论述了这种悖论，“伦敦难以在繁荣前达到清洁”，因此在选择 “繁荣”发展道路和“清洁”发展道路问题上，曼德维尔面对人类的欲望，倾向于选择繁荣道路，“此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环境的恶化”。大卫·斯特拉德林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难以兼容的论调，但不可否认书中暗含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治理烟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把单个著作置入发展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理论谱系，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发现相似的问题超越时空与国界，“曼德维尔悖论”不仅提升了个案研究的理论层次，拓展了当代有关环境与经济理论思考的时间尺度，更从宏观角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度的理论阐释空间。

二、是其所是：空气污染问题的客观性与认知的主观性

环境治理的首要前提是弄清环境问题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刘家和先生曾言，做研究要讲定义，首先要把定义弄清楚，认识一个事物是什么，还要认识到不是什么，看问题时，只有看到是什么又不是什么，才能认清事务的本质。（梅雪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当下中国在讨论空气污染和雾霾治理的时候，还没有就污染物的本质、含量、来源和化学反应机理形成定论。威廉·卡弗特和大卫·斯特拉德林的研究在对空气污染问题的本质，特别是对概念内涵的界定和外延的捕捉清晰独到、简洁明了。客观而言，空气污染物的属性、含量和彼此之间的化学反应等问题是可以通过物理分析和化学实验手段予以认知的，但问题在于不同时代和不同群体在应对空气污染问题时，时代局限和个体知识缺陷为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增添了浓烈的主观色彩。纵观英美两国早期的空气污染治理，可以发现对空气污染问题的认知因其治理主体的不同而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演进。英美两国在19世纪之前普遍存在的是“煤烟对健康有益”和“煤烟是消毒剂”的论调，人们试图使用煤烟来“净化”疾病肆虐的空气。1881-1951年美国空气污染治理的历史演进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社会才开始将空气污染问题与健康和现代工业社会相连，此时污染才具备现代的贬义。治理过程中妇女、医生、工程师、市政当局、商人和学者等群体的依次参与使得空气污染问题的本质从健康、美丽、清洁和道德等文明的话语模式开始，逐渐经历了法律问题、技术问题、能源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效率和经济利益问题等类型的衍化。最关键还在于每一种新的单一的主导性认知承继转换之时，空气污染几乎没有减轻，仅仅意味着人们对其内涵丰富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挖掘的深入。这种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清楚地揭示了空气污染问题的主观性特质，每个不同的群体从各自角度贡献着对问题的局部认识，直至最终接橥问题的全部本真。这有利于我们反思当下自身的问题，创新思维方式，在弄清问题本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探寻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威廉·卡弗特和大卫·斯特拉德林对空气污染本质的系统缕析使我们感受到了空气污染问题的认知复杂性，但他们对现代早期英美两国空气污染治理成效的价值判断说明在类似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的治理更受到现实复杂经济利益的牵扯，使得治理难度远远超过认知的复杂程度。这个利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集团利益和民众个体利益等多个维度与层级。从国家层面看，美国内战之后进入镀金时代，工业化高歌猛进，煤炭是那个时代文明的精髓所在。“烟雾象征着繁荣”，代表着健康的经济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即使反对烟雾的人士同样享受着煤烟型经济增长和工业秩序带来的巨大益处。譬如一战期间的烟雾意味着战争后勤保障的高效运转，意味着航空母舰的生产潜能，意味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前方战场的胜利。因此空气质量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和国家战略考量，就如战场上前方战士需要的面包、肉类、医疗用品一样。于是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民众应该忍受烟雾，为爱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军事和政治局势导致了空气污染治理的失败。英国同样如此，伦敦的烟雾似乎不可避免的地成为了这座城市伟大的政治和经济成就，并奠定了其自由、贸易和现代性的地位。伦敦的煤炭贸易对整个不列颠的工商业、海军建设和财政收入至关重要，饱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即便王国的君主讨厌烟雾，查理二世等“不列颠君主选择自己远离城市烟雾而不是让城市烟雾远离自己。”

社会集团利益方面，制造烟雾的众多企业和社会团体开展经济活动的首要目的是追求利润。因此治理空气污染最早的动力基本都来自污染企业周边遭受烟雾之苦的个体公众。当二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法院的判决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当时社会主流的观点。1871年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在判定居民起诉制砖厂的案例中，法官阿格纽约认为“制砖是必要的工作，法院不愿干涉这种有益的事业……他们自愿屈从于城市的特性和不适，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居住或在那里做生意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阿格纽的法理逻辑本质是上镀金时代利益逻辑的反映，当时以集团利益形式呈现的各种冶炼公司、煤炭公司（无烟煤商人和烟煤商人的贸易战）、铁路公司、爱迪生电力公司等烟雾制造者组成的企业家和商人协会，以治理烟雾为名成立的妇女健康保护协、工程师协会、医学团体和公民烟雾减排协会等组织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多种形式的较量，法院的判决并非每次都偏向污染制造者，但绝大部分情况依然是利益逻辑代替了污染治理的逻辑。伯明翰的一家制造业公司经理甚至认为“那些想要洁净空气，远离烟雾和其他城市元素的人，应该搬到农村去务农。烟雾一直是，而且永远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减少烟雾的鼓动者应该搬到乡村去，因为那是他们离开城市烟雾的唯一方法”。在伦敦近代早期木材危机的情况下，燃煤成为必然趋势，家庭用煤，酿酒商行会、玻璃厂老板、咖啡馆、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等制造了威斯敏斯特讨厌的烟雾。但在裁决酿酒厂老板鲍威尔与附近居民琼斯的诉讼中，法官认为酿酒和煤炭的使用均合法，问题关键是“如何平衡两个人的利益冲突，进而如何协调清洁空气与经济生产之间的公共需求”。于是在后续的诸多案件中，二者的协调与平衡依据不同利益主体的政治地位和力量大小而定，可见当时烟雾妨害法令包涵了高度的政治性和不平等性。

就普通民众而言，烟雾一方面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另一方面意味着就业、收入和基本的生存保障，基于个体生存逻辑使然，他们在个体情感和理性之间出现了二难困境。在美国，烟雾意味着就业和进步，与煤矿工人的工资单和全家的生活紧密联系。铁路工人安德鲁·凯利坚决反对妇女俱乐部的烟雾治理行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铁路公司的观点一致，认为只有有经验的男人才最终的决定权，本质上“铁路工人并不打算牺牲工作和工作的安全性”。在英国主张王室强化对煤炭的管理的人认为必须在煤炭的使用与清洁空气的诉求方面做出平衡与妥协，因为煤炭是当时的生活必需品，特别寒冷的冬季，必须保证煤炭贸易的正常进行以维持适中的价格，否则穷人将会冻死。在此煤炭与食物一样是维系民众生活、社会稳定和英国王室统治的关键所在。

国家、社会和个体三者交织而成的复杂的利益网络使得现代早期英美两国的空气污染治理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结果适应烟雾，学会与空气污染共存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选择。在美国要么逃离城市、归居田园，要么像钢铁巨头卡内基一样有实力离开公司所在地匹兹堡而定居纽约。在英国，“伦敦似乎就不能没有煤炭，因此那些为伦敦污染了的大气所困扰的人们需要为伦敦，也为他们自己，学会与煤炭共存，这甚至适用于现代早期最雄辩的、视煤烟为敌的约翰·伊夫林，” 所以即使约翰·伊夫林具备超越常人的智慧与见识提出了《烟尘防控建议书》，在当时的影响毕竟有限。当然不同利益主体因自身经济实力和个体社会地位殊异所表现出的应对方式亦呈现着巨大的非对等性，国王可以离开威斯敏斯特，“富人在郊区建别墅，隐居乡村；中产阶级偶尔去城外来一次短途旅行；穷人和弱势群体则几无良策。”在此经济利益的交织和政治力量的介入使得环境治理变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学。

四、环境史学术史视野下的价值评判与未来趋势

威廉·卡弗特和大卫·斯特拉德林的著作不仅揭示了英美两国现代早期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其任务的艰巨性，而且最终都不约而同的导向了一个相似的结论：“即至少在技术革新最终允许无须通过付出巨大环境代价就能获得增长之前，发展、能源和环境退化将携手并行，”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严重对立，显然是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从环境史的学术脉络和价值评价看，属于典型的衰败论叙事，当然这并不能断言作者们的学术思想就一定如此。因为威廉·卡弗特对伦敦的研究侧重现代早期，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尚未发生，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场景只能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谓论从史出，实事求是。大卫·斯特拉德林的研究时限止于1951年，且出版于20年前，他在中文版自序中对其不足有着明确的反思与足够的警醒：如果我今天开始这项研究，这本书会有什么不同？毕竟从1950年至今，世界范围内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又翻开了很多重要的篇章，”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和谐共存，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1995年波特假设正是对二战以来美国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复杂经验与曲折道路的理论总结。

对于两部著作表现出的衰败论叙事，环境史学界已经逐渐开始反思，显现出一些新的趋向。一系列新的概念如“生态技术系统”（eco-technological systems）、“工业有机体”（industrial organisms）、 “新颖生态系统”（novel ecosystems）和协同演化（coevolution）等概念的涌现，超越了学界早期“自然之死”和“地球终结”的提法。笔者看来，环境史学者们应该坚持历史主义的立场，回归彻底的人本主义，以人的生存质量为第一要义，强化环境变迁与人类演化之间的“复杂性（complexity）” 研究，摒弃主观上的生态原教旨主义和将人类行为妖魔化的取向。

实证研究方面，对于两部著作尚未涉及的二战后英美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管制之关系的研究应该得到强化和深入。我们不能简单停留在环境公共政策的演进和环境立法的梳理上，必须深入挖掘环境政治的经济根源，分析污染企业的经济动因和行为表现，明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辩证关系。目前学术界在研究环境公共政策时忽略了20世纪60-90年代美国的 “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与环境治理的关系。去工业化浪潮下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关停，世界经济大分工中污染企业的跨国转移浪潮是同期环境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因素。只有把环境政治和经济因素结合，才能明晰环保高压态势下污染企业的因应与变通，才能透析环保压力倒逼出的污染企业的经济策略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最终窥探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友好型经济培育的门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威廉·卡弗特和大卫·斯特拉德林的著作聚焦英美两国现代早期的煤烟治理，为我们展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环境治理的“不能”及其内在缘由。如果把目光放在二战后的当代史，当历史条件发生转移且污染源更加复杂多元的情况下，历史经验表明环境问题是能够治理的。回到当下中国在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方面遇到的严重困境，与1950年以来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同质性，我们一方面既要从威廉·卡弗特和大卫·斯特拉德林的著作中汲取智慧，开展宏观理论思考，认识问题的本质和复杂性，厘清中国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复杂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应该从当下的历史条件出发，面相未来，超越衰败论叙事，克服历史虚无主义。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创造和问题的产生具备历史性和时代性，问题的解决同样如此，“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直面问题产生和解决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盲目乐观不可取，悲观的世界末日论亦非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