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脱欧后的英国会向东看吗？

发生在同一历史空间的两个现象级事件，很难不在彼此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中国崛起，犹如在欧亚大陆之东，平地起高原。英国脱欧，则如欧亚西缘之岛，再度漂移。二者似不相干，实则皆由地底所蕴雷霆万钧之力，横冲直撞所致。现代资本主义始于英国，但它对于世界历史的全部意义，直至扩至中国，才逐步显现出来。

就时间上的先后而言，英国是早期工业化国家，中国是后来者。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荷兰、美国、法国开启工业化进程，成为“第一波”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自发”而动，“现代化”节奏虽缓，但力渗根底。19世纪后期，德国、俄罗斯、日本也开启工业化进程，成为“第二波”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走向工业化乃旧统治集团图强守存之举。经一两百年发展，上述诸国，除俄罗斯外，已融为一体，相互承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英国在这些国家当中，又别具“老大帝国”的突出特点。长期治理天下所积财富，致其重金融而轻制造；所长眼界，致其至今仍执欧洲自由贸易、军事开支、对外援助之牛耳。

两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跻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成“新兴工业国”，如“四小龙”“四小虎”。但气象最不凡者，当推中国。其经济起飞，“相当于同时出现了11个新日本甚至4个新美国”。

英国与中国的互动，是老大帝国与新兴翘楚之间的互动。如同资本主义将全球空间充满之后，再辐射回它的核心。这个互动，由于时空的交错安排，而多维多层、变化多端。

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后，“共赢”长期是中西关系的主旋律。中国所得者有三。一曰市场。美欧两百年所孕化的巨大市场，对中国张臂开放。中国陆续超日、德、美，晋身世界最大制造业出口国。二曰资金。到21世纪初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近半，几乎垄断电子产品出口。三曰技术。受中国巨大国内市场诱惑，跨国企业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以技术换市场”。技术再与中国无可匹及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相乘，催生“中国速度”和“中国价格”。

西方从中国所得者也有三。中国商品物美价廉，西方百姓尽管收入下降，靠着买“中国造”仍能体面生活。此其一。其二，中国手持大量美债、投资机遇又不可尽数，全球资本市场资金日渐充盈；西方企业和家庭得以低息借贷，买房买车，楼市股市一片繁荣。其三，西方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调整生产流程，提效增益。服务业由于广泛采用了从中国进口的廉价电子产品，生产率也水涨船高。美、英这些“去工业化”较明显的国家，生产率反而领先于欧陆及日本。简言之，由于中国，东西便宜了，钱便宜了，企业还有活力了。越是市场开放、金融化、去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以美、英为代表，于此感受越明显。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企业或将工厂外迁，或弃车保帅专注高端生产，从而导致两大“恶果”：贸易赤字与产业空心化，二者互为表里。

2000至2007年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了五分之一（360万），而英国则减少了四分之一强（100万）。学界有研究论证，1990年至2007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损失的四分之一归因于中国出口的激增，而2000年至2015年间，英国制造业岗位下降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也同样归因于此。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中产”人口（尤其是低学历男性）受冲击最大。此处又有学者证得，在技术变革之余，中国出口的激增乃是导致收入极化的关键因素；在21世纪的美英两国，那些在直面中国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工作的非技术工人，失业及降薪几率更高。

十年前全球金融风暴后，发达国家开始正视“产业空心化”问题。政府除延续“产业升级”外，纷纷开始强留、甚至再造制造业。但“再产业化”功成不易，于“金融立国”的英国尤难。随着西方内部沉疴泛起、反全球化思潮日盛，“中国因素”开始显得比过往触目。

2010年后，“英国独立党”支持率迅速攀升。该党支持者多为“老白穷”以及来自经济不景气地区。而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脱欧票主要来自英国中部、北部及威尔士等“去工业化”地区。研究表明，一个地区投脱欧票的多少与该地区在1990年至2007年间受中国进口竞争影响的程度存在极高的正相关性。诚然，脱欧派担心的是移民，但诡异的是，受中国进口影响程度往往是对移民担心程度最有力的预测指标。

既然中国是“全球化”主角之一，无论学者论证与否，英国受中国影响理所当然，倒不足为怪。有意思的是，与一心守卫霸业的美国不同，英国舆论并未“一边倒”地将全球化之恶归于中国之崛起，而是将此归之于欧盟之羁绊；对中国，英国反而青眼相加。

2009年1月，英国外交部发表《英中合作框架》战略文件，对华政策之热情高调为西方首见，以至于中方惴惴然未及接应。时任首相卡梅伦在2012年5月会见达赖喇嘛后，英国展开对华关系大辩论，最终务实友华派占了上风。2015年，英国在年初不顾美国反对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而年末习近平主席访英则正式开启中英“黄金时代”。英报认为，此次访问标志着英国“从根本上重新校准自己的大国关系”。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后，英国重新定位对欧关系。如果说，对欧关系是一条显线，那么对华关系则是一条隐线，二者并行。曾在撒切尔手下任财相的劳森在2013年表示：“在当前英国工商界，人们过分看重欧洲单一市场所的安全与温暖，却未看到今天巨大的出口机会在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亚洲。”

如今的英国首相、时任伦敦市市长约翰逊在2014年如此鼓吹“脱欧”：“少了监管的负担，再加上并未减少的贸易机会，将导致我们出口大增，而与中国、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及印度等主要伙伴达成的新贸易协定，出口还能更上一层楼。”

而不同意脱欧的人，也考虑到了对华关系。英国产业联合会（CBI）和伦敦金融城的游说机构TheCityUK都不同意脱欧，内有担心失去中国客户所看重的“欧盟跳板”功能的考虑。

可以说，在其他西方国家忙于消化中国之“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英国已以其老大帝国的气度与眼光，开始敏锐捕捉中国之“成”所带来的新机遇。这确为英国独到之处。

其一，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已成世界重要市场。两届上海进口博览会的红火举行就是明显信号。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曾在2015年指出：“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坦白说我们的经济并没有很多可以提供的东西”；但随着中国从依靠投资的经济转为依靠消费的经济，“英国的高端制造业、银行业、药物和文化产品都会开始发挥作用”。

其二，随着财富累积及国力增强，中国的金融业也长足发展。对伦敦金融城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大买卖。伦敦金融城自2012年起开始倡议建设伦敦离岸人民币市场。目前，伦敦是世界第一大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心和全球第二大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

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仅一个月，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接受BBC采访时表示，英国正探索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表示欧盟外的国家在与不受欧盟规则制约的英国做生意时会有更多机会。2016年以来，英国政府多次提及“全球英国”以作为脱欧后的外交政策框架，中国自是此框架重要一角。

但未来的中英合作也受两方面制约。一是英国内部的“撕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里特（Robin Niblett）曾如此形容英国的“撕裂”——“在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之间，在乡村和城市的选民之间，在不同代的人之间”；“这些裂痕也撕裂了它们的主要政党”。

这种撕裂自然映射在中英关系上。英国脱欧之后，中英合作的旗舰项目欣克利角核电站一度搁置，中英关系也未能重拾“黄金时代”。英国内阁关于华为问题的讨论暴露了英国内部对华政策的分裂。2019年4月，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5G问题；会后，防务大臣威廉姆森因向媒体透露会议消息而遭解职，为战后70年仅见。其泄密动机，盖因不满华为参与英国5G建设。脱欧后接替卡梅伦任首相的特雷莎•梅力挺华为，而防务大臣威廉姆森、内政大臣贾维德、外交大臣亨特、发展大臣莫当特和贸易大臣福克斯皆反对使用华为。这不由得让人回想起卡梅伦主政时，财相奥斯本力主加入亚投行而令英国外交部猝不及防；英国的对华分裂已有时日。

二是英国与美国的关系。2019年中，约翰逊接替梅就任首相。约翰逊是著名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客，长期鼓吹脱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惺惺相惜。特朗普多次以签署英美自贸协议为诱饵推动英国“无协议脱欧”。

但是，英美虽然有许多共同语言——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开放所导致的移民问题以及“例外论”情结，但两国又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两国的实力不同、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不同。如果英国真倚美国为脱欧后盾，那么在战略问题上将不得不听任美国。这样一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将成为英国施展“全球英国”蓝图的最大障碍。

英《金融时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没有资本挑选自己的经济伙伴”，“不是所有国家都承担得起对中国抱有不信任”。英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布朗（Kerry Brown）也指出，“使美中两国同时开心，特别是在中美之间明显存在重大分歧的时候，将是一个奇迹”。

地底岩浆不竭之力，拱成地表不息之巨变。如何因应巨变时局，则看各家腾挪的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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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静，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