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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400年：海外华人的精神故乡

2019-12-20 12:3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摄影师@刘骏

16至18、19世纪，两三百年间，澳门可说是一块很特殊的“飞地”。

在明清政府眼中，澳门是一块“内飞地”（enclave）。从1573年到1887年，葡萄牙人是以租借的名义（每月500两白银另加15两火耗银）占据澳门，因此，明清政府还有权在澳门派驻官吏，制定法规，对当地的华人和葡萄牙居民进行管控。

在葡萄牙人看来，澳门可以说是“外飞地”。虽然葡萄牙政府于1845年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9年开始驱逐中国官员，1887年与清政府签订《和好通商条约》，控制了整个澳门。但是，根据条约规定，葡萄牙人只是拥有“永居管理权”。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澳门始终未成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

虽然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但繁荣的海外贸易、华人的不断涌入，让中华文化在那里扎根、成长和发展，使得这里不仅保留了中华文化的痕迹和底蕴，还形成了强大的华人社群和华商组织。这些华商参与了后来的茶叶贸易以及赌博业、房地产、工业等，甚至可以与葡萄牙政府相拮抗。难怪澳葡统计局官员桑巴约（Manuel Castro Sampaio）曾说：“澳门贸易发展的关键现在已经掌握在了华人手中。”

由于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对外的开放性以及华人群体的自主性，促使澳门成为联系中国内地与海外的“窗口”。很多华人由澳门进入南洋和海外，同时也从澳门这个“窗口”来了解内地祖国的种种变化，甚至还参与其中。澳门成了华侨心系祖国，为民族的复兴、富强而努力的见证。

图据@乐道Louder

明清时期的澳门“苦力贸易”

倘若追溯澳门与海外华侨之间的渊源，我们无法绕开一段“贩卖人类血肉的罪恶勾当”——苦力贸易。

早在葡萄牙占据澳门的明朝末年，葡萄牙人就移植了在非洲及果阿等地的生意，在澳门贩卖人口。

隆庆三年（1569年），广东籍工科给事中陈吾德在给皇帝所上《条陈东粤疏》中说：

“盖佛郎机（注：葡萄牙）……私通奸人，岁掠卖男妇何啻千百，海滨居民，痛入骨髓。”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刑科给事中郭尚宾也在上疏中说：

“夷人佛郎机，以番船易达，故百计求澳而居之。有掳掠城市之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赀，每岁不知其数，而藏身于澳夷之市场，划策于夷人之幕者更多焉。”

绘画，描绘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克拉克帆船驶离岩石海岸的情景。15至16世纪，葡萄牙就是使用这种帆船来进行远洋探险，建立一个又一个殖民地。

不但葡萄牙政府进行苦力买卖，就连天主教徒也直接参与对中国苦力的管理。根据史料记载，传教士每8天或每10天或每15天，对苦力轮流施行各种圣事一次，向1000名左右的苦力讲解教理，为孤女或本地教民处理婚姻，并且为了“维持葡萄牙人的健康”，先向果阿遣送第一批苦力妇女450名以上，以后又遣送出第二批，大约为200人。

除了非洲等地，更多的苦力则到达了东南亚。由于澳门与非洲、欧洲等地距离远，澳门与东南亚国家的商业往来最为频繁。随着苦力被贩卖至东南亚，再加上中国商人的进入，第一批中国人开始进入南洋地区。据统计，在明代后期，流寓吕宋的中国人就有三四万之多，爪哇有二三万之多，加上其他地方，估计达十万人以上。

到了清朝初期，康熙多次告诫葡萄牙理事官“须安分守法，不许买中国的人”，“不许带中国人出去”。葡萄牙官员只好表面上声称奉行中国法律，背地里虽然仍旧偷卖华人，但数量已经大为减少。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清王朝败于英国。葡萄牙开始蠢蠢欲动，明目张胆贩卖苦力，将苦力贩卖到秘鲁地区。

刊登在1876年4月29日美国《哈珀斯周刊》中的插画，描绘了开往旧金山的阿拉斯加蒸汽船上，前往美国的中国移民。

苦力在澳门未装船出国之前，大多被囚禁在“猪仔馆”之内。“猪仔馆”，葡萄牙语称之为“Barraca”，广东人翻译为“巴拉坑”，也就是木屋或者木栅的意思，负责苦力贸易的中国人则称之为“猪仔头”。

当时，葡萄牙人获得苦力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收买附近宗族械斗中的俘虏。如果被对方捉住，就会卖给“猪仔头”，赚取利益。

第二，是“猪仔头”对华人以哄骗。猪仔头“或请做工，或以引探亲朋，置佴张机，一赚入馆、入船，如罗飞鸟”。就这样，大批的华人通过澳门被贩卖到美洲地区。

华工在秘鲁修筑公路、铁路，开采矿石，进行种植园耕种，捡拾鸟粪，对美洲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又有大批华工被贩卖到美国，光加州一地的农业耕种，华工就贡献了75%的力量。

爱国人士的舆论阵地

由于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独特优势，使得澳门还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成为一个窗口，让很多华侨都通过澳门来了解国内的形势发展，也成了清末维新派人士和革命党人所要争取的舆论阵地。

1896年11月，康有为第一次来到澳门。此时清王朝已无法控制澳门，再加上澳门与广东距离较近，康有为希望能在澳门创办一份报纸，介绍西方先进的思想，为维新改革“鼓与呼”。

不久，康有为与何君穗创办了《知新报》。梁启超随后也被邀请到澳门，参与《知新报》的筹划。《知新报》仿上海《时务报》体例，分别刊载论说、上谕、近事、译录、西国政事、西国农学、矿学、商务等栏目。

在对清王朝政治方面的论述，《知新报》比其他任何一家维新派报纸都要大胆，报上说：

“今政府之不能善其国也，纪纲废弛，调度疏防，适足为狼吞虎噬之欲，国土广大，财物殷阜，适足饱封豕长蛇之欲”，“无道之主，近者亡国，远者亡天下，革故易新，自古唯然。”

康有为与《知新报》

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南洋华侨还以《知新报》作为阵地，反对慈禧的倒行逆施。慈禧以光绪身体不好的原因，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很快，南洋华商就做出反应。新加坡华商邱菽园率先向北京总理衙门递上了折子，并全文刊登在《知新报》上。

随后，马来亚的吉隆埠、爪哇巴城、越南和暹罗华商也纷纷发出电文，要求慈禧撤帘归政，请光绪皇帝重新执掌朝政。

总理衙门后来将这些电报呈送给慈禧过目，慈禧看到后大怒，总理衙门从此不敢再次呈送，但海外华人的热情却得到了全国的拥护。上海《字林西报》说：

“华商等流寓外洋，乃能深明大义，各怀忠勇，殊堪嘉尚……太后甚怒，故此次不敢进呈，恐遭谴责。”

经元善上书慈禧太后请求不要废光绪帝，也因激怒慈禧太后而被通缉。经元善逃往澳门，其好友郑观应便嘱托亲友代为照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仓皇逃往海外，郑观应在澳门的郑家大屋还曾收留康有为的父母及梁启超一家。

澳门郑家大屋，郑观应故居，始建于1881年，2005年作为澳门历史城区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既是郑观应成长和归宿之地，也是其思想主要的发源地，《盛世危言》便在此写成。

在此之前，早已闲居澳门的郑观应，还与小其24岁的孙中山有往来。孙中山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到澳门行医期间，曾多次出入郑家大屋，向郑观应请教学问。学者钟卓安认为：“如果说孙中山是一朵根植于香山的历史红花，那么郑观应就是来自同一方热土的衬托这朵红花的一片绿叶。郑观应和孙中山是近代两颗耀眼中华、璀璨的历史明珠。”

镜湖医院旧址。1892年秋，孙中山在澳门镜湖医院从事内外科实习，并被聘为西医医师。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他还潜心钻研，反省自己多年来对国家、民族及世界的看法，花了近六年时间终完成《盛世危言》的写作。一经问世，震动朝野，在甲午战争后逐渐形成一股《盛世危言》热，也为后世探索国家、民族出路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受到《盛世危言》的影响。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曾向朋友借了11本书，其中8本为《盛世危言》。也正是在此书的影响下，毛泽东认识到了中华民族要想拯救自己，必须要借鉴西方的先进东西。为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选择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郑观应《盛世危言》

现在的澳门特区将郑观应称为“澳门之子”，为其树碑立像，并发行郑观应纪念邮票。

马礼逊书塾走出的年轻人

除了政治上的影响，澳门在文化思想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民间的对外交往和对外认知，就是从澳门开始的：最早一批留学生也是从澳门走向世界的。

澳门的辐射作用，首先体现在中国内地的邻近地区，这一作用较早发生、持续影响，与澳门逐渐建立起来交通、经济、民间交往、教育体制等各种历史条件密不可分。

1839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书塾。马礼逊书塾的宗旨是：教育本地的青年，使他们在掌握本国语言的同时，能够阅读和书写英文；并且能借助这一工具，掌握西方各种门类的知识。

1842年，澳门的马礼逊书塾并入了马礼逊书院，1849年书院停办。但就是在这10年间，马礼逊书院却培养了第一代留学生，比如唐廷枢、唐廷植兄弟以及容闳等，这些人为后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礼逊（右）和李十公（左）、陈老宜（中）在工作中，1828，乔治·钱纳利绘制。

唐廷枢毕业之后，成为近代著名的买办，负责解决各个洋行与华商之间的矛盾，甚至还率先在国内推出了保险业务。唐廷枢之所以受到西方商人的青睐，是因为他英语很好。后来，唐廷枢还担任了轮船招商局总办，主持了开平煤矿，成了洋务派的代表。

与唐廷枢相比，他的哥哥唐廷植的事业鲜为人知。1849年，唐廷植跟随叔父从香港远赴旧金山。由于唐廷植的个人魅力，他刚到美国不久，就得到华人的信赖，在华人社会中取得了领袖的地位。此后，他被旧金山华人一致推举为旧金山华商公所——阳和会馆的总董。

当时，美国政府发起“排华”事件，唐廷植立即与美国当地官员进行交涉，给加州州长毕格勒写信，告诉他取消排华，对美国有利。

“你们将中国人说成是‘苦力’，语带轻蔑。但是，这是你们强制安在我们中国人头上的词语，在我们看来，所谓‘苦力’就是普通的劳动者。”

唐廷植的信，写得有理有节，站在美国人的视角上，告诫美国人华工的贡献，他最终打动了美国政府。后来，美国政府还专门请他前往首都华盛顿谈判，求得“排华”事件的平息。

唐廷植在美国华人中间“留下了极高的声誉”，他的画像甚至在以后很多年中，还悬挂在纽约博物馆的墙上，被题为“一个著名的商人”。

唐廷植

唐廷枢

除了唐廷植之外，从澳门马礼逊书塾毕业的容闳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是第一个留学耶鲁大学的中国人，毕业以后，他于1867年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派遣留美学生的设想，促成了第一批“幼童”的出洋。

容闳

1872年，容闳还受命与负责留美学生事务的官员陈兰彬，一同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受虐的情况。他们了解到华工在古巴的悲惨处境，“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自尽者每日不知凡几”，而且知道大量华工是来自于澳门附近，他们立即报告清政府。随后，容闳受命与西班牙、英、法等国谈判，他援引国际法最终迫使西班牙政府就范，还成功地禁止欧洲各国在澳门招工。

澳门成为华侨的“避难所”

正是由于澳门“开一代风气之先”，澳门成为联结内地与华侨的纽带，甚至被华侨们视为精神故乡。

澳门开埠40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战乱，这里被人们视为“避难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管辖澳门的葡萄牙政府立即在1932年3月5日援引海牙国际公约，在瑞士宣布“中立”。1937年以后，葡萄牙政府专门从莫桑比克调派了三支军队驻扎澳门，防止日本军队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