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评《冷战与学术》︱美国“中国通”的象牙塔与旋转门

1966年3月10日上午十点零五分，美国国会参议院新楼4221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福布莱特宣布第二场中国政策听证会正式开始。这一场听证会的主角是来自哈佛大学的资深中国研究者费正清，他的发言将成为当时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的重要参考。整整十四年前，费正清也曾坐在参议院里接受政客们的问询，但却并不是被“奉为上宾”，而是“被审问的对象”。

1952年3月，那时的费正清被传召到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理由是他有“秘密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嫌疑”。费正清本人意识到他自己有了麻烦，应该是1951年的春天。当时，负责占领日本的美国军方以“安全理由”为名，拒绝了他的访日签证申请。哈佛大学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报道了费正清的“倒霉遭遇”，称其遭到“诽谤”与“不公正对待”。直到1951年6月美国占领军正式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之后，他才又有了重新申请日本签证的机会。

与此同时，对他不利的政治指控越来越多。首先，他是“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重要成员。在“麦卡锡主义”如火如荼的政治背景下，全美多达一百一十个各行各业的社团组织上了有所谓“共产主义性质”的黑名单。自创立后，便具有浓厚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倾向的“太平洋问题学会”也位列其中。其次，美国当局的这份“特别关注”名单主要源自当时已变节的苏联间谍路易斯·比登斯（Louis Budenz）和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的指控，即费正清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同情并协助共产党的活动。尽管他们从未与费正清打过任何交道，却坚持声称曾在美共党内文件上看到费正清的大名。虽有了变节间谍言之凿凿的“爆料”，美国情报部门却始终没有发现费正清是“共党”的实际证据。尽管如此，在“麦卡锡主义”渐入高潮之时，费正清仍需要自证清白。在1952年3月的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费正清不得不在议员们面前再次宣誓：自己从未加入任何共产党组织，也从未主动参与任何共产党的活动。

在遭遇了这些麻烦后，费正清却更坚定了自己推动美国“中国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信念。1955年，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时，费正清成功游说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为其提供近百万美元的资助。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所谓‘丢失中国的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因此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撇开个人的性格因素外，费正清的这番感想更应被嵌入当时美国所处的历史位置去理解。

二战前后，从孤立主义的云端走下来的美国人，逐步意识到他们需要积累有关世界各地的文化、历史以及政经知识——全世界任何一处所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除了费正清主导的中国研究外，美国对其他区域的系统研究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开始起步的，例如：1946年，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在华盛顿成立；一年后，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跨学科的中东研究中心；1957年，北美非洲学研究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正式成立。

在逐步成长为世界强权和领导力量后，美国必然会对世界事务投注更多关注，并随之产生了更多的研究需求。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上，这种研究需求近乎“刚需”：既需要“认识你的敌人”，也需要理解可能涉及美国利益的各个区域。为了满足这种“刚需”，除了各类军政部门所提供的情报和研究成果外，当局同样需要学术界的智慧来支撑决策、提供咨询。为达此目的，“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等政府部门与美国各大名校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进行了广泛的合作。除了通过‘管道组织’资助这些学校成立中国学研究中心或建立中国问题研究项目，行政机构各个部门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中国学会议研讨、著述的出版发行、创建学术团体等活动，以此来获取决策或行动必需的情报、信息和知识”。这便是浙江大学张杨教授在其新著《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一书所尝试揭示的主要内容。

《冷战与学术》从麦卡锡主义兴起后，美国中国学界遭到“政治清洗”写起，结合冷战的历史背景与事件线索，从制度层面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的学界生态与发展特征。众所周知，美国对华研究的领域、范围、层次繁多，所谓“中国学”几乎无所不包。大致来说，美国“中国通”群体关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从文化、历史的演进角度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二是在冷战背景下探查中国在地缘政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显而易见，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需要一个合适而明确的切入点。张杨教授的论著选择了美国“中国通”群体与美国亚洲政策的互动关系来切入，因为“中美关系的个案更加能够凸显官智之间的关联网络，呈现官智之间彼此渗透或者交互消长的密切关联”，又如作者所强调的：“鉴于美国权力多元化和多样化的政治体制，探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普遍意义。”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冷战前半期美国学术界是如何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即“如何利用中国学知识和中国学专家为美国的冷战政策服务”。

费正清的哈佛同事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在1961年起便当上了美国驻日大使，至今仍被认为是战后最重要美国驻日大使之一。费正清本人也在1966年国务院聘为对华问题特别顾问。在同年3月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费正清明确提出了“遏制而非孤立”的对华政策意见。他从中国悠长的历史传统讲起，坦率地指出美国理应扩大与中国大陆的各类接触，并告诫面前的参议员们：“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文化冲突。”赖世和在卸任大使前，也给国务院相同的建议：理应改善与新中国的关系。

几年后的尼克松政府透过不同渠道接触北京的外交策略，正是“费正清与赖世和们”的理念在国家政治层面的实践。如费正清在1966年参议员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主张的那样：美国应该采取迂回方式改善对华关系，先默许其他国家与中国交往，继而允许、吸纳中国参与各类国家组织乃至联合国，从而达到“让北京领导层融入国际秩序”之目的。回顾之后基辛格穿针引线的对华秘密外交以及中国正式获得联合国席位的过程，几乎皆与“费正清与赖世和们”此前提出的“路线图”契合。

当然，前述整个实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美国国内政治气氛整体转向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亦如张杨教授所论述的那样：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恢复理性，美国的“中国通”学者才有可能对政策调整发挥“催化剂的作用”。而费正清本人在1952年与1966年大相径庭的境遇便是最好的证明。费正清的观点在当时的美国政界、学界并不特立独行，而是代表着一大批希望调整对华政策者的共识。1964年2月，法国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就曾与参议员拉塞尔谈及此事。拉塞尔问约翰逊：“迟早美国也会和法国一样，不得不承认中国吧？”约翰逊答道：“毫无疑问是那样的。”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与学术》一书还希望分析“美国的中国学”抑或广义上的“区域研究”是否“沦为美国冷战的辅助工具”。不过，这本身似乎只是一个关乎立场的“伪问题”。实际上，对大部分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乃至任何区域的研究者而言，通过学术研究为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助一臂之力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恰如英国的探险家、博物学家、历史学家乃至作家在“日不落帝国”的鼎盛时代遍布全球各个角落，以各自的方式为帝国的繁盛添砖加瓦。较之欧陆学者，继承了大英帝国传统的美国人向来更“入世”，更乐于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相当多美国学者来说，进入政府并实践自己的理论，本就是人生理想之一，学界、政界以及产业界的“旋转门”，长久以来便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例如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1961-1968），就既担任过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也当过福特汽车的CEO。很难用学者、官僚抑或企业家的单一身份去界定这类人。

1968年，费正清在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讲上，再三强调“任何研究都应当有实际效用”。在他看来，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应只是象牙塔里的“智慧游戏”，学者的责任不仅是积累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并影响政策：“如果仍把中华文化视为一种异类般存在，而将其排除在我们欧美文化的认知之外，仅将其留给所谓‘专家’去研究，那就是一种智识上的缺位。”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观察美国“中国通”群体的意义，或也在于“知己知彼”。​了解对方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些研究使用了哪些信息源，自然是极有价值的。对方究竟如何搜集、接受乃至利用另一方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影响，更是值得探究。而对美国的“中国通”学者来说，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平衡、分寸的把握，至今仍是一门不易掌握的高深技能。

费正清在哈佛的“接班人”傅高义（Ezra Vogel）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去美国中央情报局效力过一段时间。当时，他任职于国家情报办公室（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主要任务便是发挥他的学术专长即研究亚洲的局势动态，并整合分析来自各类情报机构的信息。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这位资深的“中国通”曾有过这样一句感慨：

在华盛顿特区时，我注意到政府高官时常遵循下属的建议行事。前提是只要建议本身并不违反现行的政治判断又或是不会对其立场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