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陈寅恪哪些书不引

新见刘梦溪先生主编《中国文化》今年秋季号胡文辉兄《陈寅恪征引史料未尽之例及其它》一文，举证详赡，见解平实通达，极有说服力。

后人对陈寅恪史学成绩的敬意，其实主要不在史料周全，而在他的“巧”与“妙”（史学亦可视为高级智力游戏）。网络时代，发现陈先生引书不周之处似乎并不很难，但在史学研究中有陈先生的“巧”与“妙”却极不容易。他的“巧”与“妙”，简单说就是：“他怎么会想到那样的问题？”“他怎么能把表面完全不相关的事联在一起？”“他怎么能在历史中发现和今天结构、事实极为类似的现象”，等等。陈先生研究的是大问题，但从来不失趣味。

陈先生早年有一篇文章《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很能见出他的思维习惯，他在已知史料中用自己独特的思维发现问题，然后解释，虽然此文后来因白居易和诗写作时间确定而不成立，陈先生舍弃了此篇论文，但陈先生发现问题的逻辑与视角，也就是他“巧”与“妙”的思维习惯却还是能看得出来。另外，陈先生引书不周，可能还有个习惯问题，明以后的类书，印象中陈先生就不引。

中国老辈读书人对类书的评价一般不高，他们认为这些书都是东抄西抄凑成的。往前的类书尚有价值，如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宋代《太平御览》《玉海》等，因为收古书多，这些古书又没有保存下来，后世只能依赖类书中的史料，明以后的类书则基本不看了。陈寅恪可能也受这个习惯影响，他著作中一般不用明以后类书中的材料，比如郎瑛《七修类稿》是很有名的书，但印象中陈寅恪没有引过（或引过我没有注意到），而《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玉海》等，则是陈寅恪常引的古书。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讲白居易《七德舞》时说过，类书为便利属文，白乐天尤喜编纂类书，可知陈寅恪对类书体例及功用非常留意。

没有引不等于没有看过，因为不引明以后类书中的材料，有时就会出现同样历史现象，陈寅恪的判断和类书史料相类的情况，试举两例：

陈寅恪讲元白诗，经常提到唐代女子很多用叠字为名，如“九九”“莺莺”之类（见《元白诗笺证稿》113、375页，三联版，2009年），陈寅恪的判断是“莺莺虽非真名，然其真名为复字则可断言，鄙意唐代女子颇有以‘九九’为名者”。

《七修类稿》有《唐双名美人》条，原文如下：

元稹妾名莺莺，张祐妾名燕燕，柳将军爱妓名真真，张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惜惜，钱塘杨氏曰爱爱，武氏曰赛赛，范氏曰燕燕，天宝中贵人妾曰盈盈，大历中才人张红红，薛琼琼，杨虞卿妾英英，不知唐时何以要取双名耶？（《七修类稿》361页，台湾世界书局，1984年）

陈寅恪注意到的现象与《唐双名美人》为同一现象，虽强调唐女子多“九九”为名者与《七修类稿》略异，但《七修类稿》举例颇富。

陈寅恪讲《长恨歌》，特别注意考证“霓裳羽衣舞”（同上，26页）。陈寅恪认为“自来考证霓裳羽衣舞之作多矣”，远以宋代王灼《碧鸡漫志》“所论颇精”，近以日人远藤实夫《长恨歌研究》“征引甚繁”。陈寅恪总体认识是重要材料均出《唐会要》和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他依此思路进行了详细举证分析。举证过程未及《七修类稿》，而此书有“霓裳羽衣曲舞”条，抄出如下：

陈寅恪未引《七修类稿》，但所扩展史料方向和《七修类稿》有相合处。陈寅恪解“惊破霓裳羽衣曲”，认为“破”字除一般“破散破坏之意”外，还是一个乐舞术语，但举例时未及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中“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而《七修类稿》已引。

最后附说一句，钱锺书常引《七修类稿》，《容安馆札记》中时有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