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民族”的灵魂：答案在俄罗斯人民还是沙皇身上？

原创 马文·卡尔布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

翻译：陶小路

许多年前，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我的教授、青年学者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L. Wolff）给哈佛的研究生开了一门名叫“俄罗斯和西方”的课程。这不是一门必修课，但是，令人困惑的是，上这门选修课的人坐满了整个演讲厅。沃尔夫在评分上的吝啬是出了名的，他很少会给学生A。另外，沃尔夫不是一个激情四射、才思敏捷的讲者，他会讲有关俄罗斯的各种故事，比如俄罗斯人曾经做出的残酷的野蛮行径，或精巧的芭蕾舞的故事，可是学生的想象力却无法被他激发起来，即使在他发挥好的时候也是如此。在教授这门课的过程中，他一直要求我们把基础工作做足：他让我们读几个世纪以来（从1517年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到过俄罗斯的西方外交官、商人和记者所写的诸多文章和书籍，他们在其中记录了自己对俄罗斯的种种印象。这门课程的内容很丰富，它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一直到现在仍然在试图理解它们，更不用说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些文章、书籍的作者都是在莫斯科生活过数月或者数年的西方人，他们学习俄语，研究克里姆林宫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认识到俄罗斯东正教所具有的力量：它让俄罗斯人民对土地产生了一种神秘的依恋，对国家的忠诚。这些西方来客去俄罗斯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吃那里的东西，外交官用了很长的时间努力完成一件困难的任务：他们试图理解并且调和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记者不得不与那里深入到层层官僚体系、腐败和种种隐秘之中细细探寻，如此他们才能挖到国内的编辑认为可以被称为“新闻”的内容。他们需要在冬日的寒风吹过红场、温度在零下10到零下20度之间徘徊的时候将这些工作做好。俄罗斯的夏天短而甜美，可是人们会选择在俄罗斯之外的任何地方度过。

第一位居住在莫斯科并且留下了详细书面报告（他在其中记录了自己在莫斯科的种种经历）的西方人是一位名叫范·赫伯施泰恩（Baron 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的奥地利大使。他于1517年结束了在俄罗斯的任期，后来因为他在俄罗斯和立陶宛之间的调停工作中表现出色，1526年他又被派驻到了俄罗斯。 和许多年来来到俄罗斯的许多其他西方来客一样，范·赫伯施泰恩很注意多看多听，后来他在自己著名的《莫斯科笔记》中写下了俄罗斯令他感到印象深刻的事情：

首先，冬天天气的严寒让人无比难忘（有一次，他的鼻子被严重冻伤，得亏一位波兰农民把雪揉在他鼻子上，他的鼻子才没有被冻掉）。

俄罗斯的民众以及政治领袖酗酒情况很普遍（“喝酒是他们唯一的愿望”）；

沙皇对蒙古人留下来的蒙昧主义、威权主义遗产感到很欣然（“帝王的意志便是上帝的意志”）；

最令他以及随后的西方观察家感到不安的是这样的一个观察，“与自由比起来，这里的人们似乎喜欢奴隶制。”

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来到俄罗斯的西方旅行者都认同赫伯施泰恩在16世纪早期对俄罗斯这个国家和俄罗斯人民的判断，只是在程度上有不同而已。俄罗斯当然也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随时间的流逝而产生变化。沙皇现在称自己为总统。农奴如今成了识字的农民。导弹取代了长矛。如今，互联网让这个庞大国家的各个部分联结到了一起，从西边的波兰一直蔓延到东部的太平洋，这些沟通手段仅仅在数年前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许多基本方面，俄罗斯仍然没有变化。这片土地仍然为专制统治者所统治，这里的人们虽然很有天赋但却又极为温顺；他们酗酒过度，但同时又是外太空的先行者，且手中握有大型军事机器。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政治上的拯救者，他们希望这个拯救者有一天能够让自己发财致富。

但他们还要等多久？这是许多俄罗斯观察家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局势日益紧张的时代。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最终站起来，如他们在自己动荡的历史长河中时不时站起来那样，要求当权者给自己更好的生活？还是俄罗斯人注定要在变化的边缘生活，永远到不了他们的“应许之地”？

俄罗斯是一个有趣的谜题。几个世纪以来，如赫伯施泰恩这样的西方人试图向世界其他地方解释俄罗斯的状况；考虑到这其中存在的种种障碍，这些人做得已经非常出色了。在我看来，这些观察家中有两位最令人印象深刻：第一位是19世纪的古斯丁侯爵（the Marquis de Custine）和20世纪的乔治·肯南。本世纪的一些克里姆林宫观察家也写出了一些作品，他们的作品集中在专制领袖普京身上，更少在俄罗斯人民身上；他们在书中对普京延续彼得大帝和斯大林的传统巩固个人权力的总体过程做了一番描述。这些作品包括凯伦·达维沙（Karen Dawisha）的《窃国者普京：谁拥有俄罗斯？》（Putin’s Kleptocracy: Who Owns Russia?），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的《普京主义：俄罗斯及其与西方的未来》（Putinism: Russia and Its Future with the West），斯蒂芬·李·迈尔斯（Steven Lee Myers）的《新沙皇：普京的崛起和统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菲昂娜·希尔（Fiona Hill）和克利福德·盖迪（Clifford Gaddy）的《普京：克里姆林宫里的特工》（Mr. Putin: Operative in the Kremlin）和我自己的《帝国赌博：普京，乌克兰和新冷战》（Imperial Gamble: Putin, Ukraine, and the New Cold War）。

现在又多了一本安妮·加里尔斯（Anne Garrels）的书：《普京的国度：一次真实的俄罗斯之旅》（Putin Country: A Journey into the Real Russia 。加里尔斯，作家，曾任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一名记者，她打破了其他俄罗斯观察家的惯常模式，没有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普京及其政策之上，而是深入挖掘车里雅宾斯克市的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这个拥有110万人口的城市曾经是俄罗斯军事、工业和核能开发的枢纽，位于莫斯科以东1000公里之外，靠近亚欧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为什么加里尔斯会选择车里雅宾斯克而不是首都莫斯科？加里尔斯在她这本资料详实的书中这样解释道，“我需要找到一个远离首都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去了解这个新俄罗斯的公民，了解他们在经历政治、种族、社会和经济上的种种动荡之后是如何应对的。”

读过加里尔斯的另一本书的读者不会对她的这种讲故事的方法感到惊讶——那本出版于2003年、描写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报道集被取了一个滑稽的名字：《在巴格达赤身裸体》（Naked in Baghdad）。在这两本书中，她将非常大的精力倾注在人而非政策上面，她的读者也因此受益。她告诉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新闻时间”（Newshour）节目说，“我对战争中的属于军事的那部分并不太感兴趣。但是，人们如何在战争中生存、被卷入战争的各方的态度如何被战争过程影响以及又是如何从战争中抽身而出却令我着迷。”

在读加里尔斯对车里雅宾斯克街头生活所做的详细描述时，我很难想象俄罗斯人民将如何从当前对他们的生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中“抽身而出”。俄罗斯民族很坚忍，只要他们能够继续获得生活必需品，并且免受外来敌人的侵害——无论那些敌人是真实的、想象的或是电视编造出来的，他们就能够容忍自己在行动和思想上的自由所受到的严重限制。 加里尔斯显然不赞成普京的政策，同时她显然对俄罗斯人民满怀崇敬之情。她懂俄罗斯文学，会说俄语，这对任何外国记者都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她自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时起，便一直断断续续对俄罗斯做着报道。1993年她第一次来到车里雅宾斯克，用她的话说，当时的车里雅宾斯克是一个处于“混乱之中”、“令人沮丧的地方，人们时而绝望，时而充满希望，时而充满恐惧。”

俄罗斯在这些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车里雅宾斯克也一样。石油是俄罗斯最宝贵的资源，俄罗斯的很多方面的好与坏取决于石油的价格。 在普京成为总统的2000年，世界各地的石油价格开始攀升，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然而他们认为这是普京的能力、狡猾和勇气所带来的结果。加里尔斯在书里写道， “终于，人们能领到工资了，社会服务改善了。养老金涨了......消费者支出飙升。”

慢慢的，加里尔斯对车里雅宾斯克的兴趣越发浓厚。她回到车里雅宾斯克很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加里尔斯拥有一名优秀记者的敏锐观察力，她有时可以看到那里发生的巨大的进步，而在另一些时候，她也看到了令人失望的倒退。她交了很多朋友，通过她的文字，我们这些读者好似也和他们成为了朋友：她的出租车司机科利亚是个很可以信得过的人，他曾经因为偷窃两次入狱，后来他和一位叫安娜的女人结了婚，买了一间小公寓（这很令他自豪），成了人数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里的一员；我们还认识了一位名叫格奥尔基的同性恋男子，知道了一个名叫“霓虹”的同性恋酒吧——同性恋过去在车里雅宾斯克是非法的，现在同性恋虽然得到更多人的容忍，但它仍然被视为一种只有上帝才能清除的罪恶；迪马和塔蒂亚娜是一对新富阶层的夫妻，他们拥有一座豪华的乡间别墅，手头有大量现金，他们不介意每年花5万美元送孩子到美国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她还写到一位名叫爱德华·瑞宾的医生，他是一家拥挤不堪、资源短缺的医院的院长——患者经常必须自带床单和枕头，这在今天的俄罗斯并不鲜见；另外还有一位叫娜塔莉·格卢比亚的医生，在这个“艾滋病爆发”、医疗用品短缺的国家，她为瘾君子提供医疗服务；尼古拉·舒尔是一位人权活动家，在他那狭小的、只有一间房的办公室里，他努力去克服重重困难，与这个“经常殴打、折磨公民，某些情况下还会杀人”的贪腐体制斗争；书里还提到其他许多俄罗斯人，他们勇敢、迷茫，其中的每个人都值得有人用与加里尔斯类似的同情笔触去写关于他们的故事。总的来说，车里雅宾斯克的生活有所改善，但到了普京时代，一切似乎陷入了政治瘫痪和经济停滞之中。

在“见过”加里尔斯的俄罗斯朋友之后，我发现她在书里的基本主题之一尤其吸引我，即：对俄罗斯“民族认同”漫长而又令人沮丧的寻找。长久以来，俄罗斯的历史学家、诗人和哲学家都煞费苦心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得出满意的答案。无论生活在沙皇或者是政治委员统治之下，许多人只能同意“俄罗斯母亲”（Matushka Rossiya）的独特性，自十世纪基辅罗斯（Kievan Rus）时代以来，这个俄罗斯的化身像一块吸力强大、饱含情感的磁石，激发起人们对俄罗斯土地深厚的热爱，并且在心中怀有对“俄罗斯母亲”的信仰。1991年动乱之后，民族认同的问题重新出现，而且带有新的紧迫性：共产主义破产之后，俄罗斯是会倒向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或者它会和东西两个世界都保持距离，转而成为那些邻近的、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国家唯一的宗主国？如果它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它将如何与北约、美国或中国相处？俄罗斯是会成为它们的盟友还是对手？

寻找俄罗斯真正的“身份认同”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俄罗斯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它的统治者是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除了一个巨大的例外：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帝俄时代的沙皇都是斯拉夫人；所有苏联领导人是斯拉夫人（斯大林除外），普京也是斯拉夫人。俄国革命之后，列宁了解到，新成立的苏联境内有超过175个不同的民族。如何保留斯拉夫人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但是又能给其他民族这样一种印象：理论上，他们和斯拉夫人享有平等地位——无论这种印象有多么虚假？这是列宁在苏联建立初年所遇到的挑战之一。列宁没能应对这个挑战，斯大林也没有这个能力。

到如今，普京做出了一项很有争议的决定：对叙利亚内战进行军事干预，这个决定将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并且最终可能会破坏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逊尼派穆斯林在俄罗斯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其人口众多，在俄罗斯1.2亿总人口中，逊尼派穆斯林有2000万人。换句话说，每七个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是逊尼派穆斯林。仅住在莫斯科的穆斯林人口就有200万。生活邻近的中亚地区的穆斯林人口达5500万。突然，俄罗斯与位于叙利亚境内、由逊尼派穆斯林建立的“伊斯兰国”开战。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俄罗斯的穆斯林在“伊斯兰国”的宣传下被煽动、继而激进化的可能性越大。虽然加里尔斯确实描述了在车里雅宾斯克或附近居住的穆斯林现在与过去的生活，但是她对此着墨不力，在我看来，她没有去充分讨论俄罗斯眼下迫在眉睫的危机：新的一场斯拉夫—穆斯林之间对抗发生的危险很大。过去20年发生的两次车臣战争的血腥场景提醒我们，历史可能会在未来重演。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如加里尔斯在她行云流水的叙述中所假定的那样，俄国只在1917年俄国革命发生之前是“俄国”，而之后的苏联梦魇只是偏离了正轨，那么，普京今天所统治的国家又是什么呢？只是对除了名字以外的沙皇传统的延续吗？还是一种结合了沙皇传统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疯狂的新型政治混合体——它既不产生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制度，也不产生具有普京风格的威权主义？这种政治混合体是现代俄罗斯吗？是普京的俄罗斯吗？有一天，答案可能会显现。也许就是明天。俄语中“明天”这个词是“Zavtra”，俄罗斯人经常用这个词。

在包括加里尔斯在内的许多西方作家看来，俄罗斯人虽然要面临许多日常问题，但是至少在一个方面，俄罗斯人是满意的，那就是对于俄罗斯的未来往何处去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他们现在有答案了。他们相信俄罗斯重新成为了一个“大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充斥着俄罗斯的电视台，光着上身的普京在世界舞台上昂首阔步，他像针叶林中的一只熊那样炫耀着自己的肌肉，他把俄罗斯的传统敌人吓跑或是令它们服从俄罗斯的意旨。普京再次让俄罗斯人对自己作为俄罗斯人而感到骄傲。这位善于投机的俄罗斯总统通过一次次新冒险——无论是在乌克兰或是叙利亚，让俄罗斯回到了全球外交事务的中心位置，在中东的谈判桌上，普京如今占据了有利地位。

俄罗斯人爱他们的俄罗斯；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很难去给这种爱下定义。 “俄罗斯就是普京，普京就是俄罗斯，”许多迷惑的俄罗斯人会这样说，他们无法想象另一个人成为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也不能想象另一个人来领导俄罗斯。据希尔和盖迪说，“普京坚信，他自己的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互交织在一起。”在这个仍然尊重沙皇、领袖的统治力量的国家里，普京已经被视为一个现代沙皇。

加里尔斯的一个朋友亚历山大·谢列兹尼奥夫是生活在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位知识分子，他这样解释普京对权力的控制：“他让俄国获得新生，让她变得更加强大，没有普京，我们什么都不是。”

这种全能统治者的想法有着很深的根源。19世纪中叶，尼古拉斯一世时期的教育部长，属于保守派的谢尔盖·乌瓦罗夫（Sergey Uvarov），试图提出一个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对俄罗斯“身份”的定义。他将东正教、民族主义和专制联结到一起，然后宣称这三者的结合便是对俄罗斯身份的定义。他认为自己制定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时代的定义。事实上，除了保守派人士以外，很少有人对这个定义表示满意。后来，也有人提出了其他一些定义，但只有一个定义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即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地处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它受到两者的影响，但它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它是独立自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东正教的前哨，有一天，它会发挥历史性作用，保护西方文明不受外来威胁。俄罗斯人自豪地回忆起俄罗斯曾经在蒙古人、纳粹入侵时保护了西方文明，如今，ISIS又向西方世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击，俄罗斯再一次地保护了西方文明。

关于俄罗斯“身份”的另一个定义是，它太特别了，国运特殊，因此人们无法用逻辑来去理解它，哪怕是俄罗斯人也无法真正理解它。19世纪的浪漫诗人丘特切夫试着去理解，但失败了：

俄罗斯不能用常理揣度，

也不能由通用的标尺测量：

她的地位独一无二，无与伦比

你所能做的只是去相信她。

我的印象是，加里尔斯属于那些可以在情感层面上“相信”俄罗斯母亲的西方来客。她肯定遇到过许多身上体现出俄罗斯母亲独特性的俄罗斯人，但是，她的这些朋友们逐渐将不再能够体现俄罗斯的力量，而且从他们身上似乎也看不到俄罗斯的未来。加里尔斯向俄罗斯人民寻求答案，以此来回答她对俄罗斯存有的许多问题。赫伯施泰恩则是从沙皇身上寻求答案。在这个“帝王的意志即是上帝的意志”（赫伯施泰恩600年前语）的国家，他可能比加里尔斯更接近今天的俄罗斯的真相。

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是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他是普利策危机报告中心的高级顾问以及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项目的客座学者。他曾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莫斯科分社社长。著有《帝国赌博：普京，乌克兰和新冷战》、《难忘的遗产》、《尼克松备忘录》和《基辛格》等书。

本文选自 Democracy Journal，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原标题：《“战斗民族”的灵魂：答案在俄罗斯人民还是沙皇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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