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的城市化，更大的机动性和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发达的运输网使得危险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角落。要说“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的确是一点也不为过。
因为病毒的变异速度十分迅猛，人类每五年都需要应对因病毒出现而引起的重大危机。
从上世纪西班牙大流感，到我们熟悉的2003年非典，从2012年爆发的“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再到2013年肆虐的埃博拉，以及当下大家密切关注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人类与病毒的交锋，一直在持续。
1918年西班牙流感
“历史上最致命流感”
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间爆发的全球性H1N1甲型流感疫潮，由一种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引起的传染病，曾经造成全世界5亿人感染，5千万到1亿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17亿人），传播范围达到太平洋群岛及北极地区。
1918年大流感期间，西雅图警察站在的一条街道上，戴着由红十字会制作的防护口罩。©National Archives1918年的西雅图，工作人员在红十字会的房间里戴口罩，与流感作斗争。©National Archives左：1918年，西雅图的电车服务员拒绝没有口罩的乘客搭乘。右：同年，纽约的清洁工人。©Library of Congress via AP, National Archives
1918年10月，纽约一名打字员戴着口罩在工作。 ©National Archives1918年，旧金山整个法院在户外工作。 ©Bettmann / Bettmann Archive美国奥克兰市政厅在1918年用作临时医院，美国红十字会的志愿护士在照顾流感患者。©Edward A. "Doc" Rogers / Library of Congress via AP1918年大流感期间，日本女学生戴防护口罩上街。 ©Bettmann / Bettmann Archive1919年在澳大利亚，被隔离的人们陆续到达了Wallangarra隔离营。©State Library of Queensland2013年埃博拉（Ebola）
“疫情依旧在更新”
埃博拉病毒病于1976年首次出现于非洲苏丹及萨伊，并常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造成间歇性爆发。
2013-2016 年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爆发的疫情是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最终感染了28637人，夺取了11315人之性命。约900名医疗护理工作者感染，其中500多人死亡。
《与埃博拉斗争的日子》（摄影师：Daniel Berehulak）
山姆·希亚克，30岁，利比亚的卫生主管 ©Daniel Berehulak “我喜欢去找病人并与他们互动，给他们希望。当我离开医院回到家时，我觉得心里特别不好受。因此，在我休假的时候我也会回去对病人打招呼-只是为了多给他们些勇气，他们还可以出来，生活在等待他们继续。”
史蒂芬·哈奇，45岁，来自美国波士顿的医生 ©Daniel Berehulak “在埃博拉的病房里我常常半夜做梦醒来，我梦见自己出现在病房里，但没穿任何装备，只穿了裤子和衬衫站在那儿。我喜欢早起，也喜欢来这里，我认为我们真真切切在为这些人做着改变。”
玛莎·W·穆萨，27岁，护士 ©Daniel Berehulak“在我们访问的某些社区中，有些人说我想杀死患者。 有时他们甚至要求我先喝口一口药以证明这不是毒药。他们会要求我给病人戴口罩，因为我戴着口罩，所以病人也应该戴口罩。”
《埃博拉危机》（摄影师：Daniel Berehulak）
出现埃博拉病征的男子在“无国界医生组织”治疗中心外等待接收。埃博拉疫情最严重时，很多人无法被治疗中心接收。©Daniel Berehulak 几内亚的艾蒂安·奎莫诺。他的孩子被认为是埃博拉病毒的第一位受害者。©Daniel Berehulak 傍晚，在利比里亚邦县埃博拉治疗中心的医务人员正在高危病房进行高强度的长时间工作。©Daniel Berehulak 工作人员进入利比里亚邦县治疗中心的高危区域，身穿多层防护的保护衣。©Daniel Berehulak 昵称为甜甜的女孩在塞拉利昂洛科港的看护中心，她父母都因感染埃博拉去世。©Daniel Berehulak 《埃博拉在塞拉利昂》（摄影师：Pete Muller）
2014年8月18日，在塞拉利昂的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进入一间房屋前穿好防护服。©Pete Muller一名政府卫生工作者在一个埃博拉隔离检查站进行记录。©Pete Muller12岁的莫莱·卡马拉（Molai Kamara）独自坐着。他是埃博拉幸存者，刚被治疗中心释放。他已经失去了整个家人，无处可去。©Pete Muller检查站外，没有通过许可证的塞拉利昂人被拒绝通过。只有持有政府许可证的人才被允许离开埃博拉病毒传染区。©Pete Muller2002年的非典（SARS）
“非典后遗症”
2002年11月，广东省出现了首例非典型性肺炎感染者。这种高危险性的肺炎简称萨斯SARS，在2003年上半年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以极快的速度广泛传播。据统计，全世界一共有8000人左右感染，死亡人数约为800人。
《戴口罩的日子》（摄影师：张乾琦）
2003年非典疫情大爆发时，带口罩的女孩。© 张乾琦2003年非典疫情大爆发时，带口罩的婴儿。© 张乾琦2003年非典疫情大爆发时，带口罩的女孩。© 张乾琦《非典后遗症》（摄影师：张立洁）
李桂菊，因照顾家中病人，她和丈夫儿子同时感染非典，公公婆婆在非典中离世。图文©张立洁2003年，张伟年近八十的老母亲从非典的鬼门关闯了过来，但是从那后没多久就一直卧病在床。张伟自己也有多处骨坏死，现在他全天候照顾母亲，喂饭、导尿、擦身……他已经做了6年时间。图文©张立洁1981年出生的杨璐颖是最年轻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之一，原北大医院急诊科护士。“非典刚来的时候，消息封锁，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知道这种类型感冒的严重性。他们的防护就是薄薄的一层口罩而已。”杨璐颖偶尔会到小汤山疗养院接受治疗。泡温泉是缓解骨坏死病痛最好的方法之一，同时还能在浮力的帮助下锻炼肌肉防止萎缩。图文©张立洁因非典期间曾有大批非典病人在此集中治疗，有效的遏制了非典的蔓延，故"小汤山"一词成为与非典息息相关的一个标志性词语。在高速运转了51天,送走680多名非典患者后，它将被彻底拆除。图文©张立洁《非典后遗症患者》（摄影师：钟锐钧）
56岁的吴如欣每次出门都要靠轮椅或者拐杖。她在非典后离了婚，患有骨头坏死和肺纤维化，在一位中医师的调理下病情渐渐稳定下来。由于家庭财产的纠纷，她和80岁的母亲被赶出家门，四处租房。对她来说，非典后的生活犹如一场不知何时结束的噩梦。她每天上网写长微博，讲述自己的非典遭遇。©钟锐钧武震在患病前是一名实习医生，非典后，男友一直坚持在身边照顾她，两人甚至买好了家具打算结婚。但感情终究没有战胜现实，2008年，男朋友坚持不下去了，两人联系越来越少，武震提出了分手。2013年的2月27日，武震刚完成右股骨换骨手术，至此，她的两边股骨都已经完成了更换。在康复期间，父母和妹妹每天都来医院照料她。©钟锐钧李桂菊是杨志霞的嫂子，在这个破碎的大家庭里，李桂菊的小家庭得以幸存，因此回忆起往事她显得相对平静一些。©钟锐钧王立刚姜鸿燕夫妇 王立刚患非典的时候，只有26岁。那年他们正准备当爸爸妈妈，22岁的妻子姜鸿燕已经怀孕8个月。非典来了，他们从鬼门关走了出来。可是，治疗的时候使用激素过多，医生建议打掉孩子。回忆起十年前的经历， 每当想起被打掉的孩子，姜鸿燕还是忍不住掉眼泪。©钟锐钧《SARS病房》（摄影师：贺延光）
2003年4月30日，北京地坛医院，一位SARS患者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一名医生久久地站在他的遗体旁。©贺延光2003年5月11日，楼下和楼上分别是一病区和二病区，该院接治非典患者共有9个病区。©贺延光2003年4月30日，地坛医院一病区。几位医生不顾有创气管手术最易受感染的威胁，正紧张地抢救一名非典重症患者。©贺延光每一场灾难的背后，考验的都是人性，有几分自私就有几分坚毅。当一线医学人员在替整个人类负重前行之时，我们能做的仍然是从自身做起，主动学习，搜集信息，理解他人，理智决策。这些有形无形的力量，才是对抗这场战役最有利的后盾。
（本文获授权转载自Aperturist光圈微信公众号，原文题为《病毒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