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堂读书记︱以两种清刻本为例谈古籍整理

我国历代著述宏富，浩如烟海。虽然迭经散佚，传世古籍仍然很多，从数量和范围上看，堪称举世无双。但现存传世古籍多数收藏在各公藏图书馆，不光普通读者不方便直接接触，专业研究者往往也难得一见。而且古籍往往没有标点，不同版本之间又有种种文字差异，这就需要对现存古籍进行比较系统的校勘、标点、注释等整理工作并重新出版，以便于各种读者研究利用（当然，有些重要版本直接影印出版也是很必要的方式，自有其价值）。几十年以来，学术界和出版界已经整理出版了成千上万种古代典籍，为研究和继承古代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此过程中，也难免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由于种种原因，古籍整理中有时未能核对相关文献的原始出处，而出现了某些不足，本文以两种比较罕见的清刻善本为例，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要谈到的是康熙清远堂刻本，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朱嘉徵所著的《乐府广序》。

朱嘉徵是朱熹的十六世孙，明崇祯十五年中举。他在清初曾短暂担任会稽学教谕、四川叙州府推官等职务，晚年居家专心著述，《乐府广序》就是他的晚年著作之一。此书也是明清时期乐府诗整理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学术价值很高，现代著名学者黄节、余冠英、萧涤非等在研究古代乐府诗时都重点参考过此书。然而《乐府广序》只有康熙一刻，流传比较罕见，也没再整理出版过，目前还未能为学界广泛利用。

此书前有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黄宗羲所作序言，全文共五百余字，是体现黄宗羲诗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字。这篇序文也收入了康熙刻本黄宗羲《南雷文案》，浙江古籍出版社的《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南雷诗文集》即据《南雷文案》本整理收录。这个全集是目前能看到的黄宗羲著作最详细也最权威的整理本，全书整理水平很高，出版后得到了广泛赞誉，荣获1995年第九届中国图书奖。但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此文未能参考核对其原始出处，也就是康熙刻本《乐府广序》原书，经对照后可以发现，两者有比较明显的文字差异，共计约有七十余字不同，应当是黄宗羲后来有所改订。文字改动可以反映黄宗羲思想上的某些变化，不应忽略。下面就抄录原始文本，以供大家参考。整理本的文字差异部分以斜体字加黑注明并在括号内录入。

《乐府广序》序言

原诗之起，皆因于乐，是故三百篇即乐经也。儒者疑别有乐经，秦火之后无传焉，此不知诗者之言也。三百篇皆可歌，若考古制，依咏之数，（若朝夕吟咏）更唱迭和，节以钟磬鼗鼓，和以琴瑟笙箫，其所用与所感，（则感触天机）自不容已。今学者祇玩其文，所得者浅，（浅蹙）诗虽存而实亡，故乐亡也。然犹幸六义之教未亡，导清源而瀹之，（导以天潢，瀹其融伏）作者用者之精神时相遇焉。（时相遇于冥漠）乐亡而诗可孤行者，仅仅籍此（一端）耳。三百篇而降，诗与乐遂判为二，胡然而作之，胡然而用之，皆不能知其故。无他，所谓六义者盖亦亡矣。

其后朱子之注离骚，以其寓情托意者谓之变风；以其感今怀古者谓之变雅；其语祀神歌舞之盛者则谓颂之变。赋则自序，比则香草恶草，兴则泛观（滥）景物，于是离骚之指灿然明备，然于他诗则未遑数数也。元末有刘履者，为《选诗补注》，仿朱子之法，以赋比兴论诗，颇于诸家称杰出，（亦诸家之杰出矣）然不及乐府，于风、雅、颂无当焉。夫六义而存纬去经，不亦恧乎。

海昌朱止谿（朱岷左）先生有慨于此，取汉魏六朝有唐之乐府及诗，分为三集。其相和清商五调杂曲新曲为风，其燕射鼓吹横吹舞曲（散乐）为雅，其郊祀庙祀明堂封禅雩蜡为颂，诗附其后，而以赋比兴三者纬之。上下千年，俨然三百篇之余，以比文中子续经之作，盖庶几焉。由先生之著述（著）而论之，六义之教复可兴，（矣）然而终不可用之于乐。

乐之道易而博，审乐而知政，博也。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易也。则诗教全在散声，（乐之道圆而神，其妙全在散声）散声多者不可损，少者不可益，自然之为天籁也。开元诗乐以一声叶一字，朱子深疑之，而亦不能求其故。先生倘有得于篇章之外者，使不为纸上之空言，犹望次第而复之也。先生属余序，余不能审音，聊以答先生之意云尔。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中的《乐府广序序》

第二个要谈的是清顺治原刻本姚文燮《昌谷集注》。这个本子我在《我与邓之诚先生的书缘》一文中曾介绍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其版本特点了。仅就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部分文字差异，可以补充整理本之不足的，简单举例说明之。

先要讲的就是卷首的钱澄之序。这个《昌谷集注》有顺治原刻本和康熙重刻本之别，钱澄之给两个版本都写了序。但现存的钱澄之《田间文集》中，只收入了“重刻昌谷诗集序”。黄山书社在整理出版钱澄之全集时，也只收了这个重刻序，建议以后重版时增补进去。其实这个原刻的序言倒也不难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中，两篇序言就全都收录了。但顺治原刻本极罕见，这个上古整理本根据的只有康熙重刻本，经对比，钱序中两句有文字上的差异：

首先，钱澄之序说：“就使长吉无诗，经三此注亦当自成一书，孤行于时，何必与吾易相辅行乎！”整理本这句有两处异文，作“何必不与我易相辅行乎”。如果说吾我之别尚且关系不大，差个“不”字可就意思完全相反了。根据上文，这个“不”字明显是衍文。然后，“然则昌谷集有此注，得谓非长吉注长吉乎？”整理本少了个“谓”字，虽然也能读通，加上则感觉更顺一些。

《田间文集》

再说这个《昌谷集注》的正文。康熙重刻本并非简单的重新刻印，而是有很多文字增补和修改，以重刻本作为底本整理出版当然行，但如果有个详细的整理说明就更好了，就可以做到一（整理）本在手，别无所求。还要指出的是，初刻本虽然行世仅仅不到六年（顺治十七年冬初刻，康熙六年重刻），现存不同的初刻印本之间却还有少许差异。今年春天我得到一部昌谷集注初刻残本，存前半部，竹纸印。经与旧藏白纸印本对照，发现这个本子稍后印，文字已经有所改动，举两例如下：

一、卷一目录首页。白纸初印本校阅者之一为“男士远近夫”，竹纸本已剜改为“男士藟绥仲”。

二、卷一“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中的“九月”诗注，竹纸印本增补了一句“宫门以金餙镮亦名金铺”。这首诗注初刻本与重刻本更有颇多异同，这里不再详述。

《昌谷集注》卷一

从以上两部书的实例我们发现，整理出版现存古籍实在不容易。同一种古籍有众多版本，需要对比；同一篇文章又可能收入不同书籍，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重新整理古籍的难度则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偶然的不足总是难免的，只能不断去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