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堂读书记︱以两种清刻本为例谈古籍整理

冬晖

2020-02-21 10:3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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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著述宏富,浩如烟海。虽然迭经散佚,传世古籍仍然很多,从数量和范围上看,堪称举世无双。但现存传世古籍多数收藏在各公藏图书馆,不光普通读者不方便直接接触,专业研究者往往也难得一见。而且古籍往往没有标点,不同版本之间又有种种文字差异,这就需要对现存古籍进行比较系统的校勘、标点、注释等整理工作并重新出版,以便于各种读者研究利用(当然,有些重要版本直接影印出版也是很必要的方式,自有其价值)。几十年以来,学术界和出版界已经整理出版了成千上万种古代典籍,为研究和继承古代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此过程中,也难免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由于种种原因,古籍整理中有时未能核对相关文献的原始出处,而出现了某些不足,本文以两种比较罕见的清刻善本为例,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要谈到的是康熙清远堂刻本,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朱嘉徵所著的《乐府广序》。
朱嘉徵是朱熹的十六世孙,明崇祯十五年中举。他在清初曾短暂担任会稽学教谕、四川叙州府推官等职务,晚年居家专心著述,《乐府广序》就是他的晚年著作之一。此书也是明清时期乐府诗整理和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学术价值很高,现代著名学者黄节、余冠英、萧涤非等在研究古代乐府诗时都重点参考过此书。然而《乐府广序》只有康熙一刻,流传比较罕见,也没再整理出版过,目前还未能为学界广泛利用。
此书前有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黄宗羲所作序言,全文共五百余字,是体现黄宗羲诗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字。这篇序文也收入了康熙刻本黄宗羲《南雷文案》,浙江古籍出版社的《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南雷诗文集》即据《南雷文案》本整理收录。这个全集是目前能看到的黄宗羲著作最详细也最权威的整理本,全书整理水平很高,出版后得到了广泛赞誉,荣获1995年第九届中国图书奖。但由于种种条件所限,此文未能参考核对其原始出处,也就是康熙刻本《乐府广序》原书,经对照后可以发现,两者有比较明显的文字差异,共计约有七十余字不同,应当是黄宗羲后来有所改订。文字改动可以反映黄宗羲思想上的某些变化,不应忽略。下面就抄录原始文本,以供大家参考。整理本的文字差异部分以斜体字加黑注明并在括号内录入。
《汉魏乐府诗集广序》
《乐府广序》序言
原诗之起,皆因于乐,是故三百篇即乐经也。儒者疑别有乐经,秦火之后无传焉,此不知诗者之言也。三百篇皆可歌,若考古制,依咏之数,(若朝夕吟咏)更唱迭和,节以钟磬鼗鼓,和以琴瑟笙箫,其所用与所感,(则感触天机)自不容已。今学者祇玩其文,所得者浅,(浅蹙)诗虽存而实亡,故乐亡也。然犹幸六义之教未亡,导清源而瀹之,(导以天潢,瀹其融伏)作者用者之精神时相遇焉。(时相遇于冥漠)乐亡而诗可孤行者,仅仅籍此(一端)耳。三百篇而降,诗与乐遂判为二,胡然而作之,胡然而用之,皆不能知其故。无他,所谓六义者盖亦亡矣。
其后朱子之注离骚,以其寓情托意者谓之变风;以其感今怀古者谓之变雅;其语祀神歌舞之盛者则谓颂之变。赋则自序,比则香草恶草,兴则泛(滥)景物,于是离骚之指灿然明备,然于他诗则未遑数数也。元末有刘履者,为《选诗补注》,仿朱子之法,以赋比兴论诗,颇于诸家称杰出,(亦诸家之杰出矣)然不及乐府,于风、雅、颂无当焉。夫六义而存纬去经,不亦恧乎。
海昌朱止谿(朱岷左)先生有慨于此,取汉魏六朝有唐之乐府及诗,分为三集。其相和清商五调杂曲新曲为风,其燕射鼓吹横吹舞曲(散乐)为雅,其郊祀庙祀明堂封禅雩蜡为颂,诗附其后,而以赋比兴三者纬之。上下千年,俨然三百篇之余,以比文中子续经之作,盖庶几焉。由先生之著述(著)而论之,六义之教复可兴,(矣)然而终不可用之于乐。
乐之道易而博,审乐而知政,博也。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易也。则诗教全在散声,(乐之道圆而神,其妙全在散声)散声多者不可损,少者不可益,自然之为天籁也。开元诗乐以一声叶一字,朱子深疑之,而亦不能求其故。先生倘有得于篇章之外者,使不为纸上之空言,犹望次第而复之也。先生属余序,余不能审音,聊以答先生之意云尔。
《黄宗羲全集》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中的《乐府广序序》
第二个要谈的是清顺治原刻本姚文燮《昌谷集注》。这个本子我在《我与邓之诚先生的书缘》一文中曾介绍过,这里就不再重复其版本特点了。仅就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部分文字差异,可以补充整理本之不足的,简单举例说明之。
先要讲的就是卷首的钱澄之序。这个《昌谷集注》有顺治原刻本和康熙重刻本之别,钱澄之给两个版本都写了序。但现存的钱澄之《田间文集》中,只收入了“重刻昌谷诗集序”。黄山书社在整理出版钱澄之全集时,也只收了这个重刻序,建议以后重版时增补进去。其实这个原刻的序言倒也不难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中,两篇序言就全都收录了。但顺治原刻本极罕见,这个上古整理本根据的只有康熙重刻本,经对比,钱序中两句有文字上的差异:
首先,钱澄之序说:“就使长吉无诗,经三此注亦当自成一书,孤行于时,何必与吾易相辅行乎!”整理本这句有两处异文,作“何必不与我易相辅行乎”。如果说吾我之别尚且关系不大,差个“不”字可就意思完全相反了。根据上文,这个“不”字明显是衍文。然后,“然则昌谷集有此注,得谓非长吉注长吉乎?”整理本少了个“谓”字,虽然也能读通,加上则感觉更顺一些。
《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
《田间文集》
再说这个《昌谷集注》的正文。康熙重刻本并非简单的重新刻印,而是有很多文字增补和修改,以重刻本作为底本整理出版当然行,但如果有个详细的整理说明就更好了,就可以做到一(整理)本在手,别无所求。还要指出的是,初刻本虽然行世仅仅不到六年(顺治十七年冬初刻,康熙六年重刻),现存不同的初刻印本之间却还有少许差异。今年春天我得到一部昌谷集注初刻残本,存前半部,竹纸印。经与旧藏白纸印本对照,发现这个本子稍后印,文字已经有所改动,举两例如下:
一、卷一目录首页。白纸初印本校阅者之一为“男士远近夫”,竹纸本已剜改为“男士藟绥仲”。
二、卷一“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中的“九月”诗注,竹纸印本增补了一句“宫门以金餙镮亦名金铺”。这首诗注初刻本与重刻本更有颇多异同,这里不再详述。
《昌谷集注》卷一目录首页
《昌谷集注》卷一
从以上两部书的实例我们发现,整理出版现存古籍实在不容易。同一种古籍有众多版本,需要对比;同一篇文章又可能收入不同书籍,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重新整理古籍的难度则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偶然的不足总是难免的,只能不断去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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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余承君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古籍整理,朱嘉徵,黄宗羲,钱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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