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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单了一百只口罩，遭到了一番笑话

2020-03-05 17:1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关于疫情，最初的记忆应该是在跨年那天了。听说很多人都会去江汉关等待零点敲响的钟声，我本来也想去凑凑热闹，可是在微博看到了“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最近又逢复习周，我坐在图书馆的沙发上，一直犹豫去还是不去。“不明原因”四个字代表着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只是大多数人对历史的记忆当中，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概率似乎总不太大。当时微博上有人说是sars，也有人说没事的，但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最终还是选择了按兵不动。现在回想起来，所幸当时没有图乐子、凑热闹。

当晚在交易群里找了一位出口罩的同学，买了三只，只是当作“镇定剂”罢了。晚上回寝室也提了几句，看大家都不是太担心，我也在想自己是不是有点“带节奏”了。

（当时认为自己买到的是N95口罩，其实是医用外科口罩）

第二天，“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相关的话题在微博上更热了，我心里也更慌了，用我妈的话说，我这人太惜命。晚上又找人家买了六只，总共九只，刚好够我回家之前在武汉每天用一个。那时以为出了武汉，就万事大吉了。一出站，觉得家乡以往充斥着雾霾的空气，都让人有几分舒心。而在武汉的最后几天里，不论是考试周的压力，还是自己对相关信息的过度关注，抑或是身边可能隐藏的病毒，都让人感觉难以喘息。

最后几天里，我用上了食堂的一次性筷子。在能戴口罩的地方都尽量戴着口罩。本来打算买点“周黑鸭”带回来，也没有再去买。

回到家乡山西忻州的繁峙县之后没几天，疫情扩散，受到了全国的关注。我当时还在犹豫到底需不需要屯点口罩，毕竟身处这座距离武汉1000多公里的小城很容易让人产生偏安一隅的感觉。当时网上的口罩也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特指N95和医用外科口罩一类的口罩），有幸在京东上找到了一家店，为一百只外科口罩剁了手，但最后也是为重点疫区的同胞做了贡献。

小县城里，人们似乎很难重视起来。年关将近，家家户户都会上街去采购年货，菜市场、供销世界、商场、超市，人总是熙熙攘攘，这似乎才是过年该有的样子。但戴口罩的人却寥寥无几。我也没有戴，总觉得那是武汉的事情，偏安于小县城里，问题真的不大吧？

过年了，按着习俗，大家都团团圆圆地待在家里，包括正月，都很少上街去，出门也只是去串亲戚。以往正月里都是几家亲戚轮流坐庄，大家卸下一年的奔波劳碌，坐在一桌上，聚聚餐、搓搓麻将、打打牌。今年只是除夕那天中午去餐厅吃了顿火锅，之后大家便约好今年不再聚了。这个决定让我有些失落，毕竟这又会使年味打不少折扣。

（这是我在学院的摄影比赛中投稿的三张照片，我将主题定为“寻光”，希望我们处于阴霾仍然能寻见光亮。）

年前跟爸妈谈起疫情，都觉得问题不大，不必要产生惊慌，我下单了一百只口罩，遭到了一番笑话。后来，我爸这种人也戴起口罩，比谁都戴得勤快。

到底是什么时候小城里的人们才重视起来，戴起了口罩？我回想起来，其实过年前一两天，我去药店买口罩，就已经脱销了。但当时戴口罩的人并不多。大概是过完年，初四五的时候，县里的防控严了起来，大家也才真正重视起来。我想可能也是因为过年那些天人们闲了下来，有空去关注、去谈论公共的事务。当然那些天疫情确实严重了，有好几百的样子。各个药店也贴出了“口罩无、消毒液无、体温计无”的标语。

过完年，我退了票，取消了2月10号和男友去南京的行程。如果疫情允许，大概四五月份我们才能再见，到时候算起来也有半年未见了。

整个正月里，必不可少的就是报备信息和汇报体温。我每天要向村医，乡里的书记，高中班主任这三个人汇报。县里对武汉返乡人员的观察采用“四包一”的政策，基层的防疫工作让我有些惊喜！虽然基层工作中也闹出了一些诸如隐私泄露之类的事情。

隔离在家的每一天只能刷着手机看新闻，一时感动，一时又愤然，但更多是存留着那种偏安一隅的心态。然而身边还是有很多熟悉的人，他们都行动起来了。县医院派出了驰援武汉的护士，熟悉的老师们也都在执笔撰文，奔走呼号。尤其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去参加了县城里的防疫消毒工作。看到他在空间发了照片，整个人被厚重的防护服包裹起来，显得身体都很僵硬了，摘下工作帽以后是满头的汗珠和疲倦的面容，当时觉得很动容，也心生了些惭愧。我还有一位刑警学院的朋友，听说她的一些学长们也前往武汉执勤了。他们都还只是普通的一众学生。而我自己除了每天汲汲于抢购口罩来自保，就是催促家人戴口罩罢了。诚然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都不缺他们这样的人，但看到自己熟悉的那些人也在其中，是很震撼的，也很容易使人泪目。

“没有人是一座独立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主体的部分。”

十几天过去，对我的观察终于解除了。但距我离开武汉已将近四十多天的现在，还是有代表致电“问候”。过了潜伏期和隔离期，我走到外面，发现小区门口都安排着五六个戴着红袖章的社区工作人员在执勤，出进的人和车都要登记，属于鄂、浙等地的车甚至不可以进入小区了。形势看起来很紧张。或许我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做点简单的登记工作。回家听我爸说正好认识一位在居委会工作的大婶，经过她的介绍，我也成了她们当中的一员。起初家人也是不同意的，说我去干什么。当时我虽然已经过了潜伏期，但负责人也还是有些不愿意的，可能是碍于情面才答应让我去了。

每天执勤的大家都很辛苦，有时在寒风中一站就是一下午，为了工作方便，很多人直接摘掉了手套，第二天很容易干裂流血，受冻的手脚再受了热会感觉很痒，这在寒风呼啸的北方很常有的感觉。做公共工作的人，也经常会遇到不愿意配合工作的人。事情很难办。

果不其然，第二天大婶打来电话说让我最好还是在家吧。为了配合工作，我也就没有再去参与了。后来出现了一些潜伏期多达二三十天的患者，不禁觉得有些后怕。很遗憾我只参与了一下午，但也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满足。不过更多的可能只是在救赎自己之前的置身事外。

（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给出进的行人作登记）

小县城里总能保留下一些过节的气氛。往年正月十五前后几天里，都能好好地热闹一番。今年也一概取消掉了。十四下午外出，好像还能听到锣鼓吹吹打打的声音，大概是幻觉罢了。小区里一户人家做白事，也很草草。

今年爷爷奶奶也从村儿里搬到县城住了，但过年贴对联、请神、上坟等工作还是一项不能漏。爸爸和爷爷年后回村请神、上坟，都不敢在村里多停留，毕竟他们密切地接触过我，而我被打上了武汉的烙印。奶奶说，要是村里出了这种病，别人怕会认为是我们给“带”回去的。我很讨厌“带”字的这种用法，心里也觉得愤愤，但也不必出口说些什么吧？

奶奶她老人家实在搞不懂新闻上的确诊是什么，疑似又是什么。只能每天早上习惯性地给我妈打电话，问今天那病又增加了多少？对于这场疫情，奶奶总是说:“我看这种病大概只有老天爷能治吧。”“我记得非典那时候天就一直阴着，后来老天突然放光了，那病也就散了。”“老天下点雨下点雪，这病就没了吧。”“这种病哪有药能治得了？”十几岁的时候，我听着这种无厘头的话总恨得牙痒痒，必定要用所谓的科学道理怼几句。现在只会坐在一旁苦笑。

23号那天，很巧，三五好友纷纷来发来问候:“你没事吧？”

“哈哈，我没事，九号就回来了，在武汉也一直戴着口罩。”

（保存聊天记录，找到当时问候我的两位朋友帮我截了图。）

忘记了从哪天起，原来对这场疫情不以为意的人，比谁都更认真地戴起了口罩。

忘记了从哪天起，我们每天睁眼第一件事便是关注病例的多少，合眼前也必定要看看疫情如何了。

确诊病例数从最开始的两位数，变成上千，再上万，一万变两万，两万变三万，以至于到了现在的七万多。病毒裂变式的扩散使人有些猝不及防。

后来，治愈数也从起初的两位数，终于上了百，上了千，最近已经两万多了！

当然部分地区最近爆发的监狱疫情，又让人倒吸了一口气。

犹记得李文亮医生去世后，朋友圈反响很大。当中有的人大概也深感无力，慨叹道“互联网没有记忆。”这句话大概也有些道理吧？而现世中的人对疫情的注意和恐慌，也让那些不得不面对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琐事冲淡了去。

爸爸的门店开张了，又开始了这一年的忙碌；奶奶也准备回村开始春种了；那家最好吃的蛋糕店终于复业了，人们又排起了长队去抢购；超市里的人群竟如年前那般熙熙攘攘，只是大家都戴着口罩，一时间仿佛梦醒了一般；公园里，三五风筝趁着初春的和风飞上云天。一如往常的生活尽管姗姗来迟，但永远不会缺席。我们所热爱的，终将还是这份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