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日——来自全球的抗疫日记(下)

AE Stallings; Simon Callow; Mark Gevisser; Sarah MangusoMiguel-Anxo Murado; Ruth Margalit; Tim Parks; Eduardo Halfon; Anastasia Edel;澎湃新闻记者 龚思量 编译

2020-03-28 12:3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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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散蔓延,人们逐渐感受到了这次灾难对于人们心理、情绪以及日常生活所带来的颠覆性影响。《纽约书评》的作者们以3月17日为起点,记录下了在疫情极速扩张的五天内,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作者们的文字中流露出恐惧、悲伤、绝望与无能为力的情绪;但他们依然坚信,只要我们怀揣着希望、保持团结、相互关怀和坚守我们的道德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疫情期间的挑战,并早日迎来度过疫情的那一天。

AE Stallings
2020年3月19日
希腊雅典——

一切都始于2月底,狂欢节被前所未闻地取消了。在希腊,圣灰星期一的周末(今年3月2日)标志着狂欢节的高潮和大斋期的开始。(东正教的大斋期不是由赎罪的圣灰星期三开始;斋期的无肉腌菜,色拉和海鲜盛宴和飞翔的风筝才是大斋期开始的标志。)我的丈夫、我以及我们的两个孩子(现在分别是15岁和10岁)通常选择离开雅典,前往埃伊纳岛(Aegina)附近的萨罗尼克(Saronic)岛度过我们的长周末,我们在那里租了一个地方。我以为该岛可能会为了例如在帕特雷进行大规模游行,而违反禁令保持商店开放。但是该岛严肃执行了该禁令。因此,我女儿的神奇宝贝皮卡丘服装没有了从手提箱中被取出来的机会。(我在商店里给孩子穿了威尼斯瘟疫医生的儿童服装。)餐厅仍然营业,天空中悬挂着一只风筝。
我们在周一晚些时候返回雅典,却发现我们孩子的学校与一例新冠病例有联系,并且学校将会面临关闭。孩子们参加了在线课程——我儿子的高中班甚至要求他们在线报道,而小学则提供了一系列的在线游戏和作业页面——带着轻微的下雪天的无聊感,我们去了空旷的球场,在春天的阳光下打了会儿篮球。两天后,所有学校都关门了。口罩和抗菌擦拭纸被抢购一空。当我的朋友,诗人兼外科医生约翰·特普罗斯(John Tripoulas)准备在他工作的公立医院里进行手术时,他发现所有的口罩都不翼而飞了——毫无疑问,这些口罩已经被运往黑市非法出售。幸运的是,一名护士保留了一个私人的口罩藏匿点。
随着人们焦虑的上升和病例数的增加,我有些惊讶地发现我那优雅、厉害但又有些虚弱的八十八岁的婆婆去发廊做了头发。现在回想起来,那也许是有先见之明的。第二天,理发沙龙被无限期关闭。在经历了德国的入侵、饥荒,内战和军政府统治后,她习惯于准备好万全之计来应对可能发生的一切。
现在,在希腊经济有所好转的情况下,电影院,酒吧,餐馆,博物馆,考古遗址和季节性旅游住宿都纷纷关门,轮渡也被禁止出行。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的陆地边界已经关闭,所有边界都完全禁止了非欧盟国国民入境,飞往西班牙的航班被暂停,而其他到达希腊的入境者必须自我隔离两个星期。除了必要的活动(即葬礼,有参加人数的限制)外,所有宗教的教堂服务都被暂停了。
有传言称,下一步被禁止的将会是内陆旅行,从阿提卡(Attica)通往乡村的道路和通往岛屿的海路将被关闭。(雅典是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可以去问问修昔底德/Thucydides。)我不想被困在城里,我的家人,带着我们的兔子和猫,于3月13日逃走(在希腊,星期五加上13号并非不幸,13号加星期二才是),回到萨罗尼克(Saronic)岛上,在那里我们可以一边望海一边等待病毒袭来;而我们遇到的主要麻烦是一群野孔雀和在缓慢的网络条件下完成在线课程。尽管新的法律要求顾客谨慎考虑前往超市的必要性,但这里的杂货店仍然营业,而且我们已经储备了必需品:小扁豆,豆类,意大利面和葡萄酒。我们从雅典运来了大量的橄榄油,牛奶和鸡蛋。如果遇上了紧急情况,我们还认识这里掌管产蛋母鸡的人。
当然,呆在偏远地区也有坏处。在这场新的危机袭来之前,雅典的医院已经因残酷的紧缩政策而一蹶不振,但是我们所在的岛上甚至没有医生。当岛民无法到达埃伊纳岛或比雷埃夫斯时,他们只能依靠药剂师来给出医疗建议、调剂兽医和人手去看病。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生病,我们是否能够回到希腊大陆去呢?我在孤岛停电期间写下这篇文章(停电肯定会变得更加频繁),希望计算机的电量能够撑到电力恢复。昨天我们的车坏了。幸运的是,岛修工认为他仍然可以从大陆订购到零件。如果我们重要的处方药用光了怎么办?我们能够熬多久?但眼前的野生鸢尾花,海风,夜莺,迷迭香灌木丛中的蜜蜂,森林的新鲜空气似乎远比考虑这些风险更有价值。
Simon Callow
2020年3月19日
英国伦敦——

只有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当前的大流行——我们没有任何能够指导我们的个人经验。我们徒劳地扫描着加缪(Camus)的书,对他而言,瘟疫是充满隐喻的;而对笛福(Defoe)来说,瘟疫是每日、甚至每小时都要面对的巧妙敌人。但是,这次的瘟疫是不同的,它更像是透明的雾,它的痕迹随处可见,在不经意间被人们捡起并传递下去,直到它找到理想的目的地——老人和患病者,然后稳步地、无误地将其摧毁。而且,除了将自己密封在塑料袋里,和不要踏出我们经过消毒的房屋外,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每一位演员的本能,就是去为人们提供放松一下的“替代选择”,提醒人们他们有着共同的人性,让他们开怀大笑。但是,最困扰我们演员的棘手问题是,在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些表演艺术家无法献上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大的礼物。剧院,录音室,音乐厅和博物馆纷纷关闭。在英国,我们的“国家神话”(national ur-myth)仍然是我们二战期间隐忍的(stoical)英雄主义,尽管这种故事里的大部分内容可能显得自欺欺人,但事实确实如此,在闪电战和整个战争期间,伟大的钢琴家米拉·海斯(Myra Hess)定期在午餐时间段,在国家美术馆内举办音乐会。演员唐纳德·沃尔夫特(Donald Wolfit)和他的公司在不列颠之战(Battle of Britain)期间演奏了他们的经典音乐;1944年,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和拉尔夫·理查森(Ralph Richardson)带领旧维克公司在新剧院演出,炸弹在剧院周围爆炸;而萨格勒韦尔斯芭蕾舞团玛戈特·芳婷(Margot Fonteyn)和罗伯特·赫尔曼(Robert Helpmann)则在大城市遭遇空袭期间全国巡回演出,他们在所到的城市为人们起舞。
据我回忆,在我的演员生涯中,在爱尔兰共和军连续不断的侵略浪潮下,剧院和音乐厅都从未关闭,美术馆或博物馆也从未关闭过。现在每一个设施都被要求关闭。这种病毒邪恶又可笑的狡猾之处在于,所有这些令人愉悦的启蒙庙宇都成为了潜在的死亡陷阱。我们中的每个人——演员、音乐家、诗人、杂耍艺人、芭蕾舞演员、策展人、舞台经理和木匠——都感到寸步难行,好像从膝盖处被断腿,变得绝望又无助。自古希腊以来,剧院存在的目的,一直是将市民聚集在一起,以提醒我们,正如莎士比亚曾无与伦比地指出的那样,“不幸的不仅仅是我们”。恐怕约翰逊先生的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和特朗普先生在美国的讲话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希望距离专业人员接手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Mark Gevisser
2020年3月19日
南非开普敦——

截至星期二早上8点45分,我们的管家Daisy Nyathi(不是她的真名)走进我的家时,她已经与一百个人进行了近距离接触。其中包括:与她同住的丈夫和小孩;她居住的“按房间出租”的乡镇房屋里的其他十个租户;女儿托儿所里的妇女和孩子们;和她一起挤在等着驶向城镇小巴长队里的十几个人,挤在小巴里的三十多个乘客;在她转乘出租车前往我所在的郊区时,她又遇上了新的乘客。
可耻的是,当我偶然发现一条关于疫情的推文时,我首先想到了黛西上班前一晚可能感染的风险。那条推文是一张照片,记录了成千上万挤在约翰内斯堡的Bree Street出租车停车处的人,他们等着乘车回索韦托或其他黑人乡镇。发推者对现场讽刺地观察到:“这个地方起码聚集了100多人。”
这可以作为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昨晚发表的声明的参考,当时他宣布南非将进入“国家灾难状态”(national state of disaster),与冠状病毒流行病展开斗争。在其发布的条款中,明确禁止了一百人以上的集会。
南非的流行病还没有开始大肆传播。但是今天(周四),已经有116例确诊病例(尽管没有死亡),远高于周一的61例。在乡镇中,人们普遍认为新冠肺炎是“有钱人的疾病”。当国家借“贫民窟清理”这一手段将黑人迁出城市并造成种族隔离时,这种族隔离制度对于人们有关贫困和疾病的观念造成了奇怪的作用,使得像黛西这样这样的劳动者的上班通勤变得异常困难。
事实上,对像黛西那样的人而言,目前被小巴通勤者传染病毒的可能性要低于被飞机维修人员传染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大多数病例来自于曾经出国旅行过的人,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在大量人口的免疫力受到艾滋病毒和结核病的破坏、卫生系统十分紧张、人口稠密的乡镇和农村地区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见病毒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南非,将近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许多人生活在几乎不可生活的拥挤状态下,并且缺少自来水或厕所。
然后,南非还有独特的异化历史。上周,当地一家报纸的头条是“西开普省的新冠疑似病例”,标明了该省的零号病人(尽管没有名字)。“疑似”一词在任何地方都会令人生疑,但在这里更是如此。例如,在南非,与大多数其他非洲国家相比,艾滋病仍然遭受到了更多的污名化: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它被开始称为“同性恋瘟疫”和“黑死病”(后者是带着种族主义的称呼)。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但我们南非人是tjatjarig(一个拟声词CHA-cha-rikh),意为“嘴巴”,我们不尊重权威——这并不奇怪,这可以归功于近几十年来官方政府的盗窃统治和效率低下。然而,自2018年当选以来,向国家发表严峻讲话时的拉马福萨(Ramaphosa)第一次看起来像是一位真正的领导人。已经在面临能源和经济危机的南非人为此松了一口气,他们的领导人正在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是南非社会的本质是,除非我们从自己开始做,否则没有人能够执行社交距离。因此,我们将需要行使另一种被夸耀的南非价值观:ubuntu,“我这样做是因为你也在这样做”。
这种不可预测的大流行同时影响着人们的个人焦虑和公民责任,并建立了新的道德难题:如果我逃离这座城市,我是否会冒险让老年人留在家中?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自我隔离?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正在仔细观察情况,并尽最大努力遵守规则。
黛西暂时不会来上班,但她仍会得到报酬,直到情况变得更明朗为止。今晚,我和我的伴侣正在制定我们家的清洁劳动表。
Sarah Manguso
2020年3月19日
洛杉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在药房内,一个穿着灰色帽衫,短裤,人字拖鞋,戴着昂贵黑色空气净化口罩的年轻人倚靠在控制人流的栏杆上,他赤着手、无精打采地前后摩挲着栏杆,然后伸手去擦拭他的眼睛。之后,他又将手放回到栏杆上。面具模糊了他的声音,药剂师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的编剧朋友会将此场景标记为过于凑巧。
收银员冷静地回答了我关于保险的复杂问题。尽管我对保险公司提出了抗议,但我所有的药丸仍然将在二十七天内被吃完。由于我的免疫功能低下,我为无法在过去两周清除的鼻窦感染而感到特别困扰。在我开心的时候,我想象赌一赌我会先患上哪个,自身的免疫性疾病还是病毒。
当我问物品管理员,哪里能找到温度计时,他直视着前方,而不是看着我,叫嚷着,我们卖完了!这又过于凑巧了。药房里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都突然变成了固定角色。这是一部商店里每个人一起制作的电影,只不过没人愿意看罢了。
我一直在考虑那些被国家藏起来或监禁的人所写的书。如果我突然不再需要为二年级的学生做家教,我会记录下这一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这位二年级学生似乎已充分利用了这一历史时刻,并痴迷于制作自己的大流行期刊。他不想分享自己的作品。他已经掩盖了自己的复杂的情感生活。
如今,汽车和孩子们已经消失不见,街上到处都是松鼠和流浪猫。乌鸦异常安静。我的儿子和我每天都看到相同的人和狗经过我们的眼前。我们在穿过街道,走过街区时都保持着距离,但我们一直互相招手致意,因为我们同意那相当于一次友善的触摸。
Ruth Margalit
2020年3月18日
以色列特拉维夫——

星期一,以色列全国范围关店后的第二天,我带着孩子们来到特拉维夫海滩,心想:“你瞧。还不错。” 当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写这篇文章时,我甚至有些洋洋得意,我注意到空荡荡的道路,就如同忏悔日一般寂静。也许这将教会我们放慢脚步。
然后,不久前,以色列卫生部发布了新的紧急命令。从现在起,公园也被禁止进入。海滩和自然保护区也被关闭——别惦记博物馆或咖啡馆了,好几天前就已关门了。一次步行不得超过十分钟:只限一位父母陪伴一个孩子。没有“上映日”。不能有超过十人的聚众集会。除紧急情况外,没有医疗服务。人们的世界变得只有客厅大小。
“今天要去幼儿园吗?” 我儿子在今天早上6点10分,满眼疲倦地问我。我告诉他今天不用去。“哦。” 他想了一会儿,“我们今天要更换总理吗?” 这就是一年中有三个选举周期的结果(同时还伴随着全球大流行)。您应该对一个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由自己无法控制的巨大失败所支配的男孩说上些什么呢?
每当我摸自己的脸时,他十八个月大的姐姐就开始骂我(“ nu,nu,nu! ”)——我意识到,我经常摸自己的脸。她是从哪里学会的?他们年轻的小意识里正在形成着些什么其他想法?他们会永远讨厌洗手吗?会永远讨厌处在密闭空间里吗?他们会像在经历过大萧条时期、将钞票塞在床垫下的人一样,成为“新冠一代”吗?
这里的新闻广播由检测呈阳性的人们的日程表组成。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景象:世界末日的主持人事无巨细地念出一个人一天的琐事。
上午8:30:去过Yehuda Maccabi街上的ATM。9:50 AM:位于Yahud的Shufersal(一家受欢迎的连锁超市)。12:30 PM:前往锡安沙拉三明治店。
前几天,WhatsApp上流传着一个笑话,“像每天都会被贴在社交媒体上一样地去生活。” 其他凄惨的笑话也流传开来。“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将于周六参观37号和148号患者的足迹。” “建议人们不要拥抱或亲吻。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则建议照常行事。” “如果您发烧,头昏眼花,出汗,您就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和孩子们一起被困在家中。”
我想,你已经明白了。
这种流行病感觉上既有未来感,又有圣经意味;有末世的感觉,又显得异常平庸。一些朋友正在花时间对孩子进行“便盆训练”或浏览整个网飞(Netflix)纪录片目录。另一个朋友则建议我们“小心地穿过你的家”。试着把这个建议告诉我的儿子看看?他刚知道我们的书架一旦被清空,就可以被改造成能移动他妹妹的大阶梯。
前几天,我从NASA卫星上看到了一张照片。它显示了中国的鸟瞰图,没有如同菜花一般的污染存在。天空又重归蓝色。现在,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去期待。
Miguel-Anxo Murado
2020年3月18日
西班牙马德里——

我们现在正处于禁闭的第五天。这是一个分水岭:感染后出现新冠病毒症状的平均时间是五天。这并非什么安全保证,而是一种您可以依靠的,近乎迷信的安慰。自从西班牙政府下令,让整个国家都将自己关进屋子里(原则上为两个星期)以来,这个想法出现在了许多人的(当然也包括我的)脑海里:如果我们已经被感染了怎么办?
电台广播中,严厉的机器人声音不断重复地说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去医院。医院正处于即将崩溃的临界点。许多医生和护士都已被感染。医院内没有足够的重症监护病房,没有足够的床铺,甚至没有足够的口罩。每天晚上八点,每个人(整个国家)向窗外望去,对医护人员报以响亮的掌声。我们想让他们振作起来,向他们展示,我们知道他们正在为我们冒着生命危险。
但是在医院里,医生必须决定哪些病人需要重症监护,哪些病人不得不等死。就是这么简单直接,没有办法去掩盖它。如果你在家中生病,就必须打去电话,希望他们会来测试你,然后他们会从医院里对你进行远程监视。但是测试套件快要用完了,他们说电话热线一直不堪重负,忙碌不已。因此,我们知道不能对获得帮助抱太多期望。
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至少有20名老年人在一个养老院里丧生,没人能给予他们任何帮助。昨天,在西班牙各地,接近200人去世。今天,至少还有100人会死去。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在未来的日子里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我们一家三口都呆在家里:我的妻子,我四岁的孩子马丁和我。我们有足够吃上两周的食物。我们还好。我和我妻子都可以在家工作,所以我们很幸运。每天逗几个小时孩子比我想象的要难,但是与我想象中的,发生在我们周围(也许发生在同一套公寓里)的艰苦困难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
我曾经是战争记者,所以我对宵禁或危险并不陌生。但是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整个国家层面的同步宵禁(也许很快,会变成整个星球的),以及微小而隐蔽的危险。在战争中,恐惧是嘈杂的。在这里,它则是怪异的寂静。
我很担心,但并不害怕;然而基于对引起他人感染的罪恶感的恐惧,我近乎迂腐地严格遵守着预防措施。流行病在这方面也很特别:它们不仅威胁你的生命,而且威胁你的良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冒险去外面扔垃圾。
昨天,在我外出的路上,我偶然遇上了一个邻居,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我们俩都停下了,以保持一段距离,我们试着找出如何在保持“建议的六英尺距离”情况下绕过彼此,但是我们做得如此笨拙,以至于我们实际上碰到了彼此。这是他们建议的接触方式吗?废话,我后来在床上这样告诉自己,来试图安心入睡。我触碰到了妻子在毯子下面的身体,感觉十分温暖。带着“是不是有些太暖和了”的想法,我缓缓睡去。
Tim Parks
2020年3月18日
意大利米兰——

3月8日。我们最近经历的一切,都是出于好意。我们已经度过了在看到“所有丰富了米兰生活的事物”都关门后的愤怒情绪。餐馆,音乐厅,剧院,咖啡厅。我的健身房。她的瑜伽。我们宁愿在城市边缘的街道上欣赏一种新的社区感觉。一种在各个种族群体中产生的新意识,预示着一切将会好转。我们知道,这种疾病的特殊问题是,有症状的人中约有5%到10%的人需要长期留在重症监护室内,而这些地方非常稀缺。我们有责任不去生病和避免成为负担。
我们开始蹲守。
毕竟,这与我们平常的日子有何不同?坐在家里写作,翻译。
当媒体告诉我们有人在阳台上唱歌时,我们笑了。我们周围没有人唱歌。
每当我们出门购物时,我们需要下载、打印、填写表格并签名,这样的要求似乎有些过分。他们难道不相信我们会负责吗?但是,现实就是这样。
更加可以理解的是,人们被要求在的超市外,间隔几码,排起长队,以便确保一次只能进十人。我们后面的那个人偶尔会移下口罩,抽一口烟。我的伴侣花了点时间查询意大利每年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每年80000人。
我们一直找不到口罩。不论从任何地方都不行。
我们决定利用呆在家里的额外时间来弹钢琴,读书和看电影。十天了,这没有发生。没有媒体的支持,我们只能猜想。不断蔓延的传染病,每日的死亡人数,堆满棺材的教堂,重症监护室的减少之类的残酷故事,毫无疑问增强了我们留在室内的决心。
早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令人愉悦的新社区精神开始演变成一种更有活力的爱国主义。公共广播播放了国歌,并邀请我们打开窗户一起歌唱。我们的总理说,意大利是全世界效仿的榜样。并谈了许多身处“战争”的话题。
同时,我研究了卫生高级研究所(Istituto Superiore di Sanità)的数据。截至3月13日,已有1266人死亡。(意大利每年有633000人死亡,平均每天大约1700。)到3月17日,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503人。平均死亡年龄:八十多岁。“仅有两名死者没有严重的既存疾病。” 而多数死者有着两个或三个既存疾病。
“但是,你想在缺少病床时生病吗?” 我的伴侣问道,“毕竟,你已经六十五岁了。” 她来自意大利最南端的塔兰托,那里是欧洲最大的ILVA钢铁厂的所在地,以其令人无法接受的污染水平而闻名。她向我展示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计算得出该厂以及污染在八年中导致了约12,000人死亡。但是ILVA钢铁厂太重要了,所以无法被关闭。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了冠状病毒出现。3月16日,他们决定关闭一半的厂,将员工从8000人减少到3800人。
塔兰托全省一共有17例新冠病毒病例。
某天,我在室内填写在超市外面排队所需要的表格时思考着。我热爱的这个国家天气晴朗,我正在写一本纪念加里波第和复兴运动的书。但是昨天,《共和国报》 告诉我,警察指控近8000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家外出”。在这里的四十年来,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经济遭受打击。社会受到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我不确定在这一切叠加起来后,会带来什么后果。
Eduardo Halfon
2020年3月17日
法国巴黎——

今天是巴黎封锁开始的第一天,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禁闭(le confinement)
的开始。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窗外可以看到一个完全空荡荡的弗洛雷斯大街(大约一个世纪前,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和爱丽丝·托克拉斯Alice Toklas在这里接待了如此多的艺术家和作家)。没有行人。所有商店的窗户内都一片漆黑,所有餐馆和咖啡馆现在都关门了,桌子和椅子被整齐地堆放在里面。
从今天开始,直到另行通知前,任何人外出都必须随身携带一份正式文件,名为“ 外出证明书”(Attestation de Déplacement Dérogatoire),并需要妥善填写并签字,以表明外出的原因。外出的原因只有五种可能性:从家里去工作地点;去授权场所购买必需品(例如食品);由于医疗原因外出;由于家庭的紧急情况、向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或托儿服务而外出;和因有限的个人体育活动以及因宠物的需求而外出。
我们被警告不要因为任何其他原因而出门,也不要在没有这份文件的情况下离开房屋。换句话说,它好比战时的通行证。
封锁是从中午开始的,因此,在只有几分钟时间的情况下,我决定最后一次赶去街对面的面包店。
玻璃门还开着。地板上有蓝色胶带做的大十字,胶带从地板延伸到柜台。我走进去,踩在我的蓝色十字上,想着这面包店本身就是剧院舞台,而我们这些相距甚远的顾客们,正在像演员一样准备登台。我慢慢地走到柜台前,他们在那里摆放了一系列长桌,以便戴着手套和面罩的员工与我们保持安全距离。
我为自己要了一条法式长棍面包,为我儿子点了一份巧克力面包,对女员工说,我会在封锁期间想念每天早上来店里买面包的日子。她大声地嘲笑着说,我们店当然会在封锁期间一直开门,并按正常时间营业。比起感到困惑,她似乎更像是受到了我的侮辱。所以我向她道歉,并给了她一些硬币。
当我离开店里时,要留意不要碰到任何仍站在蓝色十字上的人,我意识到巴黎的所有一切都可能衰退,一切都可能崩溃、倒闭,所有药房的洗手液和口罩,甚至药物都可能面临短缺——但总会有一个面包师在早上四点做着面包,而且仍然会有巴黎人将通行证放进口袋,将一头啃过的新鲜法式长棍夹在胳膊下,在外面走来走去。
Anastasia Edel
2020年3月17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

到星期四下午,没有游客的旧金山市中心已变得像鬼城一样寂静。不到一个月前,在街角一直在排队等待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拍摄他的新《黑客帝国》电影的人们,现在带着机箱和显示器,乘着网约车(Uber和Lyft)出行。他们被告知要远程工作。
一位意大利经理从巴特里街,一家关闭的Illy咖啡馆的玻璃门后向我挥手,他戴着蓝色的一次性手套,脸上挂着略带歉意的笑容。一直劝他远离人群的父母,因新冠病毒的蔓延在佛罗伦萨被隔离了一段时间。看上去他们好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从空旷的Salesforce Transbay客运东站登上一辆巴士,我带上几瓶洗手液当作送给银行同事的离别礼物,我作为合同撰写人为银行工作(或者说工作过)。我坐在驾驶员右边第一排的座位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下班回家,并且我想将旧金山湾的景色尽收眼底,在这个春日里旧金山湾显得格外壮观。
桥梁上的交通不畅。我们花了不到十分钟时间行驶到了桥的下端,从那里我可以看到白色的游轮停靠在奥克兰码头,一架孤独的直升机盘旋在它的上方。“至尊公主号死了”,当我们从桥上驶下并开始驶入奥克兰这个迷宫时,驾驶员喃喃自语道。我邻居的父母曾在那艘船上。他们现在在特拉维斯军事基地,等待他们的测试结果。
我在坚持认为“这不可能成真”和询问自己许多奇怪的问题上花去了一个周末,我问自己,我是否应该向孩子们解释,至少向十六岁的孩子解释如何申请我们的人寿保险。我突袭了正在“迅速耗尽”的杂货店,从货架上拿起我从未想过会需要的东西,例如斑豆或十二只包装的肥皂,同时我也感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如果说成长在商品严重短缺的苏联经济中对我有什么启发,那就是你无法战胜失灵的供给关系: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什么会消失,即使你猜对了,市场的供应也只能让你勉强度日,直到最后商品全部用光。
一件值得好好保护的事物是人们“保持正直”(decency),这是我们过去在前苏联生活中的一线希望;那时候,“国家紧急状态”(state of national emergency)几乎是永久的。如今,在美国,正直的风气在过去四年遭受了打击,保持正直这可能意味着一些简单直接的事情,例如不要同时买走最后两条面包,不转发有关末日的链式邮件,以及即使在健康的状况下也不要外出。
明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了。从我开始撰写本文以来,包括我所居住的六个湾区县已经发布了居家避难令。保持正直不会挽救我们,但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它都会让我们改变后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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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疫情日记, 国外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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