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引子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力地位已经开始明显拉开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无论是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还是从“修昔底德陷阱”论断来说，国际权力结构中主导型大国和最有潜力的崛起中大国之间的关系，都是最为复杂和具有冲突性的，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也必然具有体系性变革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担心中国崛起将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已经全面转型，转向了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主导的全方位打压和制衡的战略。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就是美国将冷战后曾经以反恐主导的国家安全战略，彻底转向以保持对中国这个“接近同等能力对手”的充分和坚定的战略制衡，保持美国在军事、安全、科技创新、制造业、金融等综合领域内持续的战略优势。由于美国的中国政策已经出现的这种范式变化，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已经难以避免地进入了“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至少，过去数百年来西方导向的局面会发生改变。

从全球权力结构“东升西降”的战略态势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不断缩小与传统西方国家在尖端科技、贸易和金融等一些关键领域的权力差距，国际体系中崛起大国和主导大国的力量对比，也有望再度出现“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的历史进程。大国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意味着国际格局将会发生变化，国际秩序的变化或许将随之而来。美国内也不乏美国正在经历“霸权衰落”和美国需要对其全球角色进行决定性收缩的争论，也很少有人怀疑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将使中美关系这对全球最为重要的大国关系成为影响和改变现行国际秩序走向的关键变量。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保持美国大国地位和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历来是美国朝野坚定不移奉行的基本战略。但自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自己开始破坏其建立的国际秩序”，这是世界稳定和繁荣正在面临的真正挑战。理查德·哈斯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转型很可能使得未来的世界“缺乏秩序”。

那么，中美的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的未来至少存在着三种变化的可能性：美国继续主导国际秩序、中国开始具有国际秩序的主导性影响力以及未来的世界变得更加没有秩序。从理论与实证的经验来看，哪种更加具有可能性呢？或者，由于“权力转移”并没有真正出现，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来看并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

一、大国崛起是国际秩序重塑的驱动力

国际秩序，简单而言，是指规范和调解特定国际权力结构基础上国家间利益互动、分配和行为方式的一整套规则、规范和制度。中国的大国崛起和由此引发的美国的“战略竞争”，正在对国际秩序的调整和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詹妮弗·林德和威廉·沃尔沃斯认为，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等因素的发酵，必然使得现行国际秩序处于危机。因为随着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定位会更加明确，进而根据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演变推行相应的战略举措，必然要改变现有秩序中对自身利益追求的限制，并按照新的力量对比和自我认定的行为方式来重新塑造利益分配的规则和规范。而这样的政策转变也常常在崛起大国的国内政治中找到合法性和必然性。

尤其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因其“背陆濒海”的地缘特性，而最有潜力成为全球性的崛起大国。昔日大西洋沿岸的美国、英国、法国，现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印度洋沿岸的印度，几乎都具备海陆两栖地缘空间禀赋。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或现实中曾经是或正在成为区域性强国甚至全球性强国，并且对国际秩序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大国崛起之所以会成为国际秩序重塑的核心驱动力，主要原因在于：

（一）综合国力的变化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权力界定利益，即一国根据其拥有的权力大小来追求相应的国家利益。不管是综合国力日益增长的国家，还是综合国力日益衰落的国家，都要根据国力的变化来重新界定本国的利益范围和战略取向。尤其对综合国力增长的国家而言，国家利益的范围、内容以及目标都在不断提高和增加，同时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并会采取更加坚定甚至咄咄逼人的方式来维护战略利益和国家荣誉。对此，约瑟夫·奈指出：“无论如何，随着中国权力的增长，现行国际秩序将不得不改变。”综合国力的显著上升，是崛起大国推动国际秩序重塑的基础条件。

（二）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

在对外决策的过程中，国家领导人往往难以摆脱自身所认定、并愿意承担的“国家角色”的制约与责任。作为衡量一国对外政策的战略坐标，当国家角色发生变化时，对外政策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凸显国家角色和对外政策具有一致性。当国家把自身定义为参与者和建设者时，国家就会扮演国际秩序守护者的角色；当国家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历史情结以及领导人的战略判断选择必须充当挑战者时，国家就会扮演国际秩序激进的变革者的角色。

（三）国家间权力及利益争夺方式和国内政治变量

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从历史到今天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其基本特征依然是独立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下争取权力、声望以及财富的循环斗争。换言之，由于国际体系呈现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总是稀缺的，谋求影响力与权力地位依然是大国战略博弈的优先选择。一定时期内，国际秩序可以被认为是大国之间战略互动、权力分配以及利益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现有国际体系的“霍布斯文化”的不变性

从宏观角度而言，当自我和他者处于“霍布斯文化”之中，国家间遵循敌人逻辑，国家间的行为方式就会使它们成为相互生存的威胁；当自我和他者处于“洛克文化”中，国家间遵循竞争逻辑，国家间的行为方式虽然不排除合作的可能，但竞争会阻碍双方的合作；当自我和他者处于“康德文化”中，国家间遵循朋友逻辑，双方间的互信和合作会长久持续下去。在不同的战略文化中，崛起大国与主导大国的关系表现为多种截然不同的性质模式，进而影响到崛起大国在对待国际秩序问题上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总之，这就是战略文化影响崛起大国与主导大国及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逻辑。

关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变迁之间的逻辑关系，克里斯托弗·莱恩以中美关系为例进行了详细阐述。其核心观点是：（1）美国相对衰落与单极格局的结束是无法分割的一体两面；（2）中国崛起表明单极格局接近尾声；（3）单极格局的结束意味着二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终结。13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指二战以来美国建立的并通过美国的超强实力、国际影响力和动员力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莱恩的逻辑，是大国的战略竞争和崛起与衰落的相对变化，必定改变国际秩序。

图1 克里斯托弗·莱恩的逻辑

然而，中国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同样，也并非美国的衰落才会决定性地带来中国的崛起。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证明大国兴衰常常是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产物，但大国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如何追求、审视和使用权力的战略选择才是大国兴衰的决定性变量。美国学者艾米·蔡深刻地指出，冷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曾一度给世界带来稳定与繁荣，并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但世界对国际秩序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美国的“善意”基础上的。21世纪开始，美国并没有衰落，但美国在世界各国心目中的“善意形象”已经消失。约瑟夫·奈也认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利益是否会被其他国家所取代，并不简单取决于竞争性的国家有多强大，而是取决于世界是否认为美国已无法继续承担国际秩序稳定者的角色。奈认为，21世纪恐怕还难以产生一个从硬实力、软实力到国内凝聚力等诸多方面能够全面取代美国的国家。

二、美国单极霸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

二战结束以来，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力就是建立了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经历了冷战的考验，并在后冷战时代因为美国的单极霸权而越发稳定和延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深入地分析了这一秩序的运营规则以及与美国的“锚定关系”。他认为，从权力、权威和制度的组合方式而言，国际秩序通常通过制衡（balance）、管制（command）以及赢得同意（consent）三种方式加以确立并获得稳定。美国在这三方面都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不是简单的力量对比变化可以取代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促成国际体系的调整与转型，但不会带来本质性的变化。

（一）制衡：基于制衡的国际秩序主要通过大国间均势来维持

在均势状态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控制国际秩序。国家间主要通过实现“权力的僵持”（stalemate）来创建战略同盟，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一个实力强大的、具有威胁性的国家获得支配地位。随着制衡的不断发展和演变，国际秩序便获得了稳定。如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各主要大国建立的大国协调机制，其关键就在于通过维持欧洲大陆稳定的均势来保障各国在欧洲甚至全球的战略利益。

（二）管制：基于统制的国际秩序主要通过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维持

在这种等级性的秩序下，国家以高低位置被垂直地整合在一起，并通过强国的支配地位得以维持。从秩序的等级性关系通过胁迫（coercion）得以实现的程度而言，或是从秩序的等级性关系受到自主性（autonomy）、讨价还价和互惠性（reciprocity）这些因素的节制程度的视角来看，基于统制的秩序变化较大。如古代中原王朝所建立的长期主导周边的朝贡体系，意在“防外寇”“护边疆”。

（三）合意：基于以赢得同意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要通过协商而得的规则和制度来建立

这些规则和制度涉及权力的分配和对权力运用的制约。在这种以规则和协定为基础的秩序下，尽管国家间的权力悬殊依然存在，但国家间通过谈判和交易达成的具有互惠性的协议是国家间的规则和制度的集中体现，最典型的莫过于欧盟的成立。

赫德利·布尔认为，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大国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维持和运行国际秩序：（1）维持总体均势。均势具有以下三种作用：首先是防止国际体系因武装征服而演变成为一个世界性帝国；其次，防止一个地区性的主导国家吞并或者支配特定区域的国家；再者，为国际秩序赖以生存的制度发挥作用创造条件。（2）避免危机和控制危机。大国要单独或联合采取措施，其目的在于避免或控制有损于相互间关系的危机，或危机爆发后加以控制，以增进彼此间的共同利益。（3）限制战争。战争对国际秩序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战争是国际社会无序状态的表现，限制和遏制战争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国际社会需要利用战争以发挥国际秩序的积极作用，例如执行国际法、维持均势等。（4）单方面行使地区主导权。这主要包括三种表现形式：首先是支配地位。大国经常对小国行使武力，并蔑视有关国家主权、平等以及独立地位的普适性国际规范。其次是领导。享有领导地位的大国同小国发生争端时具有很大的讨价还价能力。最后是霸权。当一个大国对特定地区或特定国家群体内的较小国家行使霸权的时候，它会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不过只是有时和迫不得已采取的行为。（5）同意尊重各方的势力范围。大国相互确认各自的地区优势地位，避免相互间发生冲突或摩擦。（6）根据大国一致或共管的理念采取联合行动。

即便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也没有完全否认建立国际秩序的可能性。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行为背后的首要动机是生存，因此，某种国际秩序的出现，大体上是体系大国自私行为的副产品。然而，大国会继续寻找机会，争取最大程度占据世界权力，如果出现有利形势，大国就会打破国际秩序。当然，权力丧失已成定局的国家基于均势逻辑的考量，会积极维持现存秩序。

虽然学者们的看法不同，但大国间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的主要作用包括以下三种：（1）各国对权力的争夺引发国家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由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总是稀缺的，谋求权力地位与地缘影响力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选择。因而，国际秩序的构建在某种程度上是主要行为体力量对比和权力斗争的反映。（2）主要大国调整其传统观念或核心观念。观念对国际秩序的建立或重塑起着蓝图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观念会逐渐地被嵌入到规则和规范中。长此以往，嵌入规则中的观念最终会形成强有力的组织程序和规范结构。当然，观念必须要同权力结构或物质利益相联系，这样才会在政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3）注重规范、原则以及规则等制度性要素的作用。制度是由一连串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协议以及规范构成的，它们深嵌在制度结构中并对行为体的活动方式和范围产生“锁定”作用。虽然这些规则、协议及规范有时约束力很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各国都基本遵守。尽管如此，这些规则、协议及规范并不都是合理的。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大国会对这些曾经遵守的规则、协议和规范不合理的部分进行适度的变革，进而会影响到国际秩序的创设与运行。

三、国际秩序发展的基本动力：变革还是维护？

在过去的400多年里，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美苏两极格局开始走向瓦解，国际格局形成了以美国“一超独霸”为特征的单极格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尤其耀眼，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持续疲软。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战略地位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有学者指出，中美“新两极”结构正呼之欲出。2013年11月，渣打银行发布一份《超级周期存在：新兴市场增长是关键》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在全球经济超级周期作用下，到2030年，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影响力将持续下降，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份额将由2010年的38%增加至63%。到2030年，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可能达到53.8万亿美元，全面超过传统的西方国家阵营。2017年2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wC）发布一份名为《从长远来看，到2050年，全球经济秩序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预计，到2050年，新兴经济体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0%。然而，对未来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预测，并非等同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必然挑战世界秩序。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担心，更多是基于对中国力量崛起和使用力量可能的方式难以施加控制的担心与忧虑。

纵观近现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历史，如何对待已有的国际秩序是崛起国和主导国关系互动的中心问题。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依据自己新的实力地位更新自身的利益要求。而国家的利益主张都不可避免地同已有国际秩序中的力量结构、规则结构和相应的利益结构直接相关。大国崛起使得新增长的力量有挑战和改变这些原有结构的可能。因此，大国冲突的爆发点，就是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利益、规则和诉求的博弈和竞争。主导型大国通常会被认为是“现状维持国”，而崛起中的大国会被认为是“现状修正国”。按照这样的理论和历史逻辑，中美关系是否正在变成“现状维持国”与“现状修正国”之间的对立和较量？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处理与国际秩序关系的问题上的战略选择是“融入和参与”，这一战略方针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延续。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性变化，就是将中国从国际体系之外的“游离者”不断地转变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积极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经过40多年在现行国际制度内的发展，中国逐渐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崛起恰恰是中国参与和融入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近年来，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理念”，主张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需要相互包容、文明互鉴、合作共赢。中国始终希望把自己的发展路径和制度实践，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中国崛起所提出的一系列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坚持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基本定位。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崛起的大国并不必然挑战国际秩序。与此同时，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能否对崛起大国的利益和主张采取“包容”和“吸收”的态度，而并非是一味地警备与排斥，同样是对“权力转移”必然带来冲突的批评性主张。

问题是，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会成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吗？比如一战之前的德国，威廉二世上台后很快放弃了俾斯麦长期奉行的“大陆政策”，开始实施“世界政策”，欲将德国塑造成陆海权力兼备的世界大国。在威廉二世政府的“世界政策”的指导下，德国大力发展海军、加快扩张步伐。然而，这种扩张德国海权的政策与英国维护自身海洋霸权优势的既有战略存在根本性冲突，换言之，德国的政策行为对英国在当时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构成首要威胁。后果就是，世界政策不仅迫使英法俄三国携手对敌，还致使德国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战略资源分配走向分散，难以聚成合力，从而陷入了陆海地缘战略高度紧张的双重困境中无法自拔。一战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从中国的视角来说，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再加上中国今天经济、资源和能源对世界的高度依赖，尤其是美国和西方依然具有的国际权力制衡结构中的绝对优势，会使得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继续成为国际秩序的有效合作者和建设者，最大限度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美国现在的“中国定位”，是要把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把中国作为“现状挑战者”不仅可以让美国的“中国威胁”具有“合法性”，这本身也是美国今天对抗中国、打压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获得国际动员力的需要。用“修正主义国家”的政策话语定义和解释中国近年来的国际实践，已经成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主导潮流，也是美国应对中国力量崛起的战略选择。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建构”。

中国建立金砖国家对话机制和增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等做法，从一开始就被美国学者称之为是中国试图利用这些新的制度来取代现行国际秩序。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美国利益》杂志主编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指出，中国正在反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和西方确立的各种全球和区域性政治安排。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维权和维稳行动，更是被大肆攻击为中国作为“修正主义国家”的标志性做法。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发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中国第一次超越俄罗斯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开始全面抛弃其众多前任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寻求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我们面临的经验事实，不是崛起大国所带来的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变革”，而恰恰是主导型大国为了遏制崛起大国的发展，从战略到理论、从政策到规则，都在竭力把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丑化成为“修正主义国家”，从而为美国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崛起的私利寻找国内和国际的合法性。权力变更中谁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谁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不是简单的秩序规则和稳定要素的分析，更不是国家行为的经验论证，事实上已经成为大国竞争中的话语体系的重新塑造和调整。美国对今天中国崛起的攻击性和否定性的话语构建，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战略竞争概念对中国的政治否定和战略遏制，显示了单极霸权基础上的主导型大国对中国缺乏“兼容”的战略空间。这是今天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挑战。

四、大国战略竞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大国间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演变的影响和作用是多样化的。美国学者研究的重心，压倒性地放在主导型大国力量的相对衰落和缺乏对“修正主义国家型”的崛起大国发动的挑战做出坚定的战略回击，视为国际秩序衰微以及战争霸权的主要根源。约翰·伊肯伯里指出，作为挑战者的崛起大国的权力上升与主导型大国的权力衰弱，必然引发战略对抗（strategic rivalry）、冲突或战争。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主导型大国的力量下降，以及缺乏对原有秩序稳定所建立的自由主义价值、规则和制度始终保持有效维护的决心。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的现有研究，都是把大国战略竞争导致的国际秩序失稳、失序的根源，压倒性地放在崛起大国的权力意志、战略能力和修正主义的国际观等方面。这些理论相信，对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当现有国际秩序难以满足其战略利益时，将会重新分配、塑造和使用其力量要素，通过与主导大国进行战略竞争来打破现有体系中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规则、规范和制度，并推动其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方向发展。

然而，当主导型大国为了自己的私利、一味将崛起大国妖魔化为“修正主义国家”时，国际秩序又如何验证主导型大国和崛起大国的话语体系竞争，并对其难以避免的战略竞争进行调节和引导？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持有利益和持续诉求的其他国家究竟如何对大国的战略竞争做出反应？世界其他大国对中美的战略竞争究竟如何认识和选择？未来的国际权力结构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延续，究竟是走向合理的均衡、还是美国的“单极霸权”继续巩固？

显然，只有对上述这些问题做出思考和回答，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中美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国战略竞争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是双向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影响国际秩序的走向，同时，由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支持和选择的国际秩序的和平、合作和渐进式的变革方式，也将对大国战略竞争轨迹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同样产生重要影响。

（一）国际秩序的稳定、合作性发展是世界政治中最大“公共产品”

回顾近现代的世界历史，大国间权力竞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是西方大国完成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无论16世纪的海上霸主和商业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17世纪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抑或18世纪中期开始全面走向世界、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和技术的全球优势，利用坚船利炮进行贸易掠夺、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最终建立起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

二战结束后，美英霸权和平轮替，世界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中心由欧洲转向北美。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但对世界政治中规则、价值、国际制度和国际治理的影响力，作为自由主义霸权国家的美国压倒性地超过了苏联。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和1991年12月的苏联解体，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得以全面建立和成型。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核心是全球化推动下的世界各国开放和自由竞争、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人权与公民自由基础上的普遍价值以及多边主义的国际议事规则。这一秩序的背后，是美国保持一超独霸权力优势下的“霸权和平”——自由主义的美国国际义务和责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本上可以相互调适。但单一霸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其弊病也十分明显。阎学通指出，美苏作为主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其所制定的规则、规范带有明显的霸权色彩和双重标准。对盟友采取的是道义规范，即通过建立双边或是多边军事同盟来为本国和盟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对非盟友采取的是实力准则，即通过培植亲美/苏政权、扶植代理人或进行代理人战争等方式来解决冲突。

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的国际规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导致国际局势出现“南升北降”的发展态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和不平等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革。即便中国一再强调尊重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机制，坚持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和推动建设文明互鉴、平等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成果，必然引发美国的强烈反弹。美国学者认定：“随着中国经济力量上升，中国正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规则。”

然而，后冷战时代恰恰见证了中国不断加强国内体制的改革、继续深入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从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中国调整各种国内治理机制加入世贸组织，再到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融合度是在不断扩大和上升，而不是缩小和下降。近年来，中美双方摩擦、冲突和利益纷争的频率和次数不断增加，其本质不是因为中国实力强大而采取的颠覆性的国际政策与行为，也并非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中的规则、规范和国际制度采取全面挑战和否定性主张，而是美国在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对策抉择上出现了根本变化。中国和美国今后将围绕着资源配置、国际影响力和具体“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进程展开长期的战略博弈，但中国即便在美国压力下的竞争性国际利益，同样并非改变现有的秩序，而是需要继续推动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稳定和合作性发展。

说到底，中美战略竞争，争的不是简单的“美国接受中国”或者“中国接受美国”，而是在当今国际战略大环境中，谁的主张和国际实践能够更多地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理解和接受，谁的国内治理机制和能力建设能够更多地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和尊重，谁的国际作为能够更好地被认为是引领世界所期待的稳定、和平与繁荣的发展方向。现有的国际秩序并非只是中美的秩序，而是世界各国共同熟悉和期待的秩序。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支持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合作方向发展的国家，将是中美战略竞争究竟孰优孰劣的判断者、影响者和未来的决定者。

（二）国际体系中权力格局的变化

国际秩序与国际权力结构存在密切联系。一般而言，秩序的形成是以特定的国际权力结构作为基础，并因为权力结构的稳定而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国崛起尽管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但崛起中的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国际权力结构的实质性变革，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无法排除依然存在着的不确定性。美国同样可以重新恢复对国际治理机制的作用和在国别外交中的优势来展开和中国的全面竞争。例如，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和美国依然存在显著差距，在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依赖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更重要的是，大国间力量对比，并非只是GDP，其国际动员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同盟国的数量等，在区域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中才是衡量大国实力的可靠指标。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其中国战略的巨大调整更使得中国崛起的国际战略环境正在出现历史性大调整。中国在无法回避的中美战略竞争中需要保持和实现的根本战略任务，是让中国崛起的战略进程不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和伤害，保持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和发展势头不受到断崖式的跌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不是谁能够领导和代表今后的国际秩序，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降低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下所受到的限制和伤害,寄希望于“美国衰落论”更是一种幻想。更可能的是，一个对自身实力不再自信的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和伤害可能愈发严厉。

合理的中美战略竞争，不是简单地想象中国不断走向强大和美国的不断衰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家，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也在不断上升。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迄今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将对推动区域内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洲际经济联系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创办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成立金砖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设立非洲共同增长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国际治理机制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作用”不断扩大。中国积极推进的“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强调结伴不结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理念的创造力。

但是，中国外交这些重大成就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和国家间制衡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也并不意味着国际金融与经济的治理权正在向新兴大国转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智库有关美中战略竞争的报告从来不掩饰对美国优势力量的自信。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心转移，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变革。对此，我们同样需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

（三）西方力量的变化与全球制衡态势的重组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竭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颠覆了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长期坚持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一定程度开始转向“新孤立主义”。特朗普政府频繁的“退群”举措，例如退出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和终止美苏当年签署的中导条约，让大西洋两岸的美欧关系出现了裂痕。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同样也将欧洲国家作为制裁对象，力压欧洲主要经济体和美国重新签署自由贸易法案，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跨大西洋自贸协定计划已经完全终止。

2019年以来，美国的一系列地区安全政策，例如用无人机暗杀伊朗革命卫队领袖苏莱曼尼，完全袒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建立合法定居点的“中东和平”倡议，以及用结束情报共享来威胁欧洲国家完全拒绝与中国的华为公司在5G建设中的合作等，让欧洲主要国家对特朗普政府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不满持续上升。2020年2月德国主持召开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扬言“西方正在获胜”的论调，遭到了欧洲主要政治领导的怒怼。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会议开幕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特朗普的外交和国际政策。

然而，欧洲国家即便对美国不满，期待中国崛起为国际权力结构带来更好的均衡，也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增强。今天，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欧洲国家的疑虑和顾忌依然沉重。欧洲的立场同样反映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国家的态度和主张。面对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影响力的不断增加，美国内有观点主张，美国要通过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并且调动现行秩序的资源与中国进行竞争。尤其是美欧关系和整体的“西方势力”，具有宗教主义、政治价值、社会结构和高度的经济、金融、科技和教育体系的内在聚合力。中美战略竞争是否真正能够带来欧洲选择更加平衡的国际权力结构这一战略选择，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五、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面

早在本世纪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著名中美关系和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就指出，中美关系是战略合作与战略竞争的混合物。实际上，正如沈大伟所言，中美关系既包含战略合作的内容，也包含战略竞争的内容，在中美关系不同发展阶段表现有所不同。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和美国始终保持着积极合作、协调利益和管控分歧为基调的双边关系，北京和华盛顿都致力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大幅调整。尤其是2017年年底以来，中美间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两国关系迅速朝着冲突和对抗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随着蒂勒森、马蒂斯的下台，特朗普的对华外交已经全面 “变”字、“狠”字当头。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首位“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并明确指出中国试图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取代美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经济模式的影响范围，重塑对其有利的地区秩序……中国数据搜集能力无可匹敌，四处扩张它的威权网络。它正在建立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最强大、资金最充裕的军事力量。其核武库不断增长和多样化。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向南海诸岛及附近水域出动航母战斗群呈现频繁化与常态化的趋势。2018年年初以来，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还积极拉拢日本、澳大利亚以及英国等多国在南海实施联合巡航。在科技上，美国则加大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击力度。

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对华“战略竞争”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军事方面，尽管中国的防务装备现代化、作战能力体系及海外投射能力发展迅速，但仍难撼动美国在第一岛链以外的海洋霸权，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安全秩序并未出现根本变化

首先，面对中国海空军事装备与海外军事投射能力的迅速发展以及对美海上霸权的挑战，美国全面加大在印太区域内强化军事同盟和与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力度和强度，以继续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霸主地位和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力。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解放军的海空实力日益强大，海空军武器装备与海外军事投射能力保持快速发展，如001型航母、095型攻击核潜艇、052D型驱逐舰以及轰-20隐身战略轰炸机等。2019年，中国举行国庆大阅兵，多种尖端军事装备首次亮相。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和相关海峡进行训练已实现常态化。其中，055型驱逐舰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区域防空型驱逐舰，使中国海军编队的区域防空能力大大提升；075型两栖攻击舰则使中国海军成为亚太地区除美国海军外投射能力最强的海上劲旅；001型航母是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关键一环。这些新式武器装备的出现，基本具备跨时代的战略意义，将有效提高中国的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空中打击、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

对美国而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仍然是影响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美国有能力在任何可能威胁其重大利益的冲突中取得胜利。美国海军在其发布的《未来的海军》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参与所有领域的激烈竞争，拥有巨大空间、网络和核力量，两者挑战美国在海上领域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和利益。这份白皮书提出了四条关键性的政策建议：（1）建立一支更加强大的海军。海军将需要12艘航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部署5—6个航母打击群。同时，海军将配合空军组合使用第四代和第五代攻击战斗机、无人机以及反潜巡逻直升机。（2）美国将与其主要盟友和新的防务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加强在国际水域中的前沿军事存在和“航行自由行动”的能力。（3）加快对无人机系统的研发，扩大在关键领域的存在。（4）利用定向能、弹道导弹以及先进的网络工具来削弱潜在敌人跟踪或瞄准美军的能力。

美国至少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1）大规模提升和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额达7160亿美元的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美军军费将增加2.6%，为九年来最大增幅。（2）不断深化同传统盟友和主要防务合作伙伴的军事关系，如积极帮助日印加强军事实力，提升对日印的武器出口力度。例如，2018年9月，美印签署《通讯兼容和安全协议》，该协议因涉及加密安全通讯和两军使用通讯系统等而高度敏感。该协议允许美印两军使用同一制式的加密军事通讯和高端通信设施，实现C4ISR系统的数据共享，标志着美印安全合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3）不断提升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感和安全影响力。例如，美国在关岛北部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了B-1、B-2、B-52战略轰炸机，F-22隐形战斗机；位于西岸的海军基地，既有可以停靠航母的泊位，又可以部署核潜艇、潜艇救援舰、运输武器和物资的海上预置舰等。美国此举是确保由其继续主导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保证其海空霸主地位。

其次，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军事力量保持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对比。从地理条件来看，中国近海东西短、南北长，西出太平洋与东经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和连接海区被其他国家的岛屿、海峡和陆地所包围，具有典型的半闭海特征。战时易遭到敌兵力封堵分割；黄海、东海以及渤海的平均水深非常有限，而且海岸线顺直，海底坡度小，不利于大型舰船活动。冷战时代，美国就通过构筑两条“岛链”来围堵中国。美国现在联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推出的“印太战略”，更是想构建“第三条岛链”围堵中国，压制中国海上力量的运行与投送能力。

从军事作战能力来看，中国当前的尖端军事装备和敏感军事技术的研发能力有了实质性提升，但和美国相比仍然相对落后。虽然中国已经有“辽宁”号、“山东”号航母，但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这些航母缺乏远洋作战能力，并在吨位、航程等方面与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仍存在差距。美国不断渲染中国正在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研制导弹攻击预警系统，并指责中国在开发人工智能、5G网络、高超音速导弹、航天科技和无人机群等方面，很可能利用科技创新开创新的作战空域和攻击能力，并进而导致美国和中国军事力量对比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创新驱动下，制造出新的赶超性发展的“思普特尼克时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信息化的作战条件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寻求提高军队的联合作战能力、C4ISR（战场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和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军队追求的“A2/AD”（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这些能力将会实质性加强中国在西太平洋海上进攻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提升中国的中远程精确打击和持续作战能力，并实质性地赋予中国在南海、东海等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的海域采取“强制性行动”以捍卫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的能力。但近期这些能力主要是针对有限的陆地和海上力量投射，而不是海洋控制或远程力量进攻或投送。

（二）尽管中国加快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但美国仍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领先地位，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美对华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就是要全面限制和打压中国高科技发展，限制中国军事和战略能力在高科技驱动下对美追赶势头

首先，面对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在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链中的经费投入，逐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美国全面加大在经济领域同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强度，以保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核心技术优势，加大对前沿引领和颠覆性技术的掌控力度。中国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在2015年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2015年版)》,明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以及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其核心是抢占具有国际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提升制造过程中的智能控制，推动制造业服务链数字化、网络化、社会化。《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该战略通过全球资源利用、业务流程再造、产业链整合、资本市场运作等方式，旨在提升制造业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加快提升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为此，美国至少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1）美国对外大力遏制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空间和全球竞争力。2019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国家情报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中俄等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美国构成新的威胁，特别是在网络空间、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领域。美国将遏制和封禁华为5G技术作为主要的战略抓手。同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宣布正式将华为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企业获得元器件和相关技术。（2）严格监控和限制高新技术和敏感技术与中国的合作，强化美国商务部下属科技与国家安全部分的职能，全面加大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通过提高中国投资审查力度等手段，竭力促使中国资金与美国市场、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的“脱钩”。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法案，例如《武器出口管制法》（AECA）、《国际突发事件经济权力法》（IEEPA）、《2018年出口控制法》（ECA）等，已经成为阻止高技术产品甚至民用核能技术与装备对华出口的重要“阀门”。（3）全力施压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拒绝使用华为技术和设备发展5G项目，以国家安全名义排斥5G技术的国际领头羊华为公司，这完全是美国一手制造的、违背国际商业道德与规则的不正当竞争。2020年2月，美国司法部甚至起诉华为公司“偷窃贸易机密”和在商业行为上“营私舞弊”，要求所有美国公司审查已经用过的华为及中兴技术和设备，勒令美国所有的公司必须拆除华为的设备和器件。在美国的推动下，2020年2月《瓦森纳协定》成员国通过了全面加强对中国、伊朗和朝鲜禁止高科技半导体设备和技术出口的决定。虽然近年来中国在科研经费投入、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在全球领先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方面的战略地位逐渐上升，但中美两国的科技战略竞争仍然呈现出“相对失衡”的格局。中国不仅在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元器件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基础技术这四大方面仍然较弱，而且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中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也相对不足。在R&D经费投入规模上，中国R&D经费年均增速高达17.7%，并在2008年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但美国始终是全球R&D经费投入最高的国家。把对华科技战列为战略竞争的基本内容，是美国自己在破坏开放、公正和自由的国际竞争规则和秩序。

（三）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等“中国理念”，但美国为代表的政策主张及背后的价值体系仍占主导地位，中国在软实力及全球影响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差距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但美国的打压和西方的防范，正在出现新的复杂化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在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两大理论支柱。这与西方的均势理论、国际制度理论、霸权稳定论等明显带有西方功利主义色彩和美国霸权主义烙印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突破以往冷战思维、利己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传统观念和僵化教条的束缚，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实现不同文明间的兼容并蓄与交流互鉴，同时加强沟通与交流，增进互信与合作，保障和尊重每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最终实现国际社会持久和平与全面繁荣的美好愿景。经过多年的反复实践，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写入多份联合国文件中。不过，正如亨廷顿所言，西方文明的衰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其衰落很有可能也需要同样的时间。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若要成为国际主流思想，必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努力才有可能最终实现。

六、结 论

中美战略竞争在21世纪的今天，既有传统大国竞争的延续性，又有新世纪国际秩序变革所带来的特殊性。让美中关系陷入美苏式的“旧冷战”，同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不仅仅是要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返“大国竞争”为核心的“国家中心主义”，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要同美国传统的自由国际主义拉开距离，以美国的自身利益作为美全球战略的首要法则，甚至不惜通过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迫使已有的自由贸易体制做出有利于美国的重大调整，拉动制造业投资对美国的回归。今天的美国，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这么做，说到底，是今天国际权力结构中失衡的力量分配，是美国作为单极霸权所具有的超强实力难以得到更多的国家来加以限制和制衡。中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中最有潜力的崛起大国，愿意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为世界稳定、和平与发展做出共同的努力。但国际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的“霍布斯文化”和美国的例外主义，决定了今天美国的战略和政策精英必然将实力最有潜力在所有大国中和自己处于同一量级的中国，视为排斥、打压和遏制的对手。给中国从高科技合作、芯片出口限制、市场开放关系等领域全面打压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全面“妖魔化”中国，从地缘经济到地缘战略的各个角度赤裸裸地制衡中国，将是美国今后具有连续性和国内政治中两党一致的对华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的现有模式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只能奋起回击。中美围绕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博弈将会是长期化的，也必将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世界不是跷跷板，一头上升、另外一头必然下降”，中国作为当前国际秩序和体系中的“后来者”，美国实施的战略竞争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对此我们要足够的警惕和冷静。

中美战略竞争在中短期内不会使得国际秩序处于新的转型期。首先，在美国和西方整体上在当代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度和力量分配等领域依然占有决定性优势的背景下，中国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手段和形式的把握，在总体上依然还处于“防御阶段”。避免中美战略竞争失控、防止战略竞争走向全面对抗的“新冷战”，依然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只要中美两国不陷入全面的战略对抗和地缘政治分裂，国际秩序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向。其次，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已具备了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展开高烈度战略博弈的实力，再加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谋求和中国全面“脱钩”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特朗普政府同样需要顾及对华强硬与美国基本的全球商业利益之间的起码平衡。特朗普本人最近否决美国政府反华鹰派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口商用飞机发动机的事例表明，美国即便已经全面展露了遏制中国的面目，但今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业已形成的中美市场、商业和金融合作，并非美国国内强硬分子说割舍就可以割舍的。

然而，中美之间的科技冷战已经爆发。特朗普政府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在全球市场中全面打压华为、准备对中国企业停止出口芯片、力压荷兰公司不向中国出口刻蚀机等案例已清楚地表明，美国深感大国战略竞争在21世纪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尖端制造业以及经济在全球市场中所占据的份额，一个国家的稳定的财政收入、金融干预能力、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才是真正决定武器装备、力量投送和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对华科技冷战、限制中国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进而压缩中国的经济和财政能力，是美国认为能够重新拉开和中国的力量对比差距、让美国依然能够维持不受挑战的独霸地位的战略目标。未来中美科技战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金融战、全球5G系统的结构设置、技术标准、信息系统和基础工程的中西方分裂，是否将导致全球地缘科技进入形成新的全球地缘经济的分裂？这些问题还未必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越是坚持对中国发动科技战、贸易战甚至金融战，未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开放、全球化和自由、公平竞争的基本体制及规则就将越是受到挑战和破坏。中美战略竞争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不是重在争夺领导权或者主导地位，而是告诉世界：谁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谁又是该秩序的破坏者。

虽然近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身存在着政治多元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现实差异，今后很长时间内将无法形成具有政治凝聚力和战略互信的政治集团。这种群体性崛起对国际权力结构和规则结构的调整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初步的。更不用说相当一部分新兴经济体本身对美国高度的市场和安全依赖。2020年2月24日特朗普对印度的访问期间，印度组织近十万人的欢迎大会，特朗普在演讲中夸赞美印关系是天然的民主国家间的盟友关系。这足以说明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国家要成为具有高度战略信赖关系的政治联盟，依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总之，中美战略竞争还远未走到国际秩序领导地位争夺的历史阶段。未来更大的可能性，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贸易战和科技战等遏制手段，使得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变得更加脆弱和失序。与此同时，在美国的高压和国际秩序的脆弱化进程中保持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战略认识和战略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理念”有了相当成熟的发展。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崛起大国对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强烈期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清晰地体现了中国旨在“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合共生”的安全观、“义利合一”的发展观以及“和而不同”文明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然而，“中国理念”真正走向世界，需要传播，需要淬炼，更需要竞争。中美战略竞争同样给中国提供了在“知行合一”基础上把“中国理念”更深入、更接地气地传播到世界的机会。中美战略竞争应有助于中国在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创造性成长，这将是我们建设性地影响世界各国的对华认知、推动国际秩序转型和成长的战略机遇。

（本文转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作者简介：

朱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本期责任编辑：张馨

原标题：《朱锋：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