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威评《嘉树堂序跋录》︱一部当代碑帖收藏的启示录

仲威

2020-04-03 11: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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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树堂序跋录》,陈郁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209页,80.00元
从“铭心绝品——崔敬邕墓志”说起

碑帖收藏以墓志为大宗,墓志收藏以六朝为首选,若论六朝墓志最著名者,除却《张黑女》,就是《崔敬邕》,绝无二选。《崔敬邕墓志》传世共计五本,在这五本中,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非“扬州成氏本”莫属。此本流传有绪,纸墨并佳,加之光绪丙午(1906)刘鹗用日本珂罗版术精印百部,后又经有正书局、艺苑真赏社、文明书局、中华书局等辗转翻印,成为广为人知的经典。2015年陈郁以重金购得此册“扬州成氏本”,对嘉树堂碑帖收藏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崔敬邕墓志》
善本碑帖除了极高的文物价值外,更多的是传递收藏文化的理念。“扬州成氏本”带有浓厚的“传古”情结,与传统的收藏之道——“秘而藏之,慎勿轻以示人”截然不同,陈郁深受刘鹗影印传播善本的启发,效仿前贤,使之化身千百,于是开启了《嘉树堂珍本碑帖丛刊》的影印工作,每种也印一百册,册前各有出版导言一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嘉树堂序跋录》一书的内容来源。
下面就来谈谈我学习《嘉树堂序跋录》的几点体会和感触。
出土时间准确性的探讨
作为一名碑帖大收藏家,陈郁自然是以获取善本为最终目标。
何为“善本”,简言之,无非是传拓时间早,传拓数量少的珍稀碑帖。传拓时间早,究竟要早到何时?传世著名碑刻,追求宋拓、明拓当然不在话下,对那些后出碑刻,就要追溯到碑刻出土之初。因此,对出土时间准确性的探讨,是陈郁研究碑帖的第一个科目。
《嘉树堂序跋录》载有《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墓石清嘉庆年间陕西咸宁出土,具体时间文献记载各有不同,近现代碑帖鉴定家一般认为在嘉庆二十年(1815),如方若《校碑随笔》言“二志嘉庆二十年(1815)在陕西咸宁出土,为武进陆劭闻耀遹所得,辇归乡里”。此后,张彦生、王壮弘、马子云等均沿袭此说。但是,陈郁并不盲从,查检嘉庆二十四年(181)碑刻原石收藏者——陆耀遹参与编修《咸宁县志》 ,找到“于嘉庆十二年(1807)出土”的记载。因此,其出土时间就有嘉庆十二年(1807)和嘉庆二十年(1815)两种说法。
此后,陈郁查阅到同治甲戌(1874)刊刻《金石续编》卷三有陆耀遹原文:“此元公志石与夫人姬氏志石,并于嘉庆初出土。石完整。予得拓本珍玩十数年,并二石购得之,以嘉庆二十三年(1818)夏载之江左,藏于家。”这样就找到“嘉庆初出土”的第三种说法,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
幸好嘉树堂藏本中留有陆耀遹手书题跋真迹,其跋曰:“嘉庆初始出于南山,二石俱完整。余以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见拓本于西安,戊寅(1818)购其石以归。”此段文字不仅提出“嘉庆初出土”,还提及“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见到拓本”,从而彻底否定嘉庆十二年(1807)和嘉庆二十年(1815)两种说法。
此册《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陆耀遹题跋本,是存有原石收藏名家本人题跋的传本,具有第一手文献史料价值,远远高出其他传世善本,这恐怕就是嘉树堂不惜重金购买的决心所在。
注重递藏关系
善本碑帖既不会平白无故地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埋没世间而无人知晓。清代金石学兴盛,历代传世善本碑帖得到系统梳理,历经名家递藏,大多有了好的归属,因此,理清善本碑帖的收藏途径和递藏关系,是陈郁碑帖研究的第二个科目。
嘉树堂藏《景君碑》,清末为端方所有,其金石同好及幕友纷纷题记题跋,均审为清初拓本。在端方收藏之前,此本为庄缙度藏物。陈郁查阅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得知庄缙度所藏汉碑善本甚富,来源多是黄小松、李东桥旧藏,庄氏与黄易曾在乾隆至道光年间同官山东济宁运河同知,他继承了黄易的衣钵,喜好访碑,并亲自椎拓与装订,且装订样式也效仿黄易。庄缙度所藏碑版,日后又多归端方。如此,既理清了递藏关系,又论证了递藏关系的合理性,真可谓“明明白白”藏碑帖。
《明拓天发神谶碑》
2012年7月,陈郁自杭州西泠拍卖购得《明拓天发神谶碑》,这是他花费过百万而收藏的首件碑帖,在嘉树堂收藏的众多碑帖中,它一直是陈郁最喜欢的几件之一。
除了因原石于嘉庆十年(1805)毁于火,存世拓本稀见,且此本为明拓善本之外,还有以下几层思考:首先,装帧考究,古锦面板,题签精到;其次,淡墨精拓,没有任何填墨涂描;再次,历经名家递藏并多有跋语。此本数百年来之收藏者有:王澍、顾武保、杨文荪、吴志恭、陈墫、吴云、张祖翼、陈景陶、秦淦等。题签题端题跋者众多,计有:褚德彝、秦淦、陈景陶、吴志恭、杨澥、张祖翼、钱步文等。这种递藏与题跋的豪华阵容,无异于“联名担保”,这才是历来碑帖收藏家的最爱。一册在手,我们仿佛置身古代金石家的朋友圈,加入了一次穿越时空的金石雅集。
注重文献记录
清代金石学兴盛,金石文献浩如烟海,既有金石专书,又有散见于方志、文集、题跋等等各类信息,梳理這些文献记录,又为碑帖收藏提供了附加的“乐趣”,当然,这种乐趣非有学识和毅力者不能享用。
《三老碑》
《序跋录》开篇就是《三老碑》,陈郁这样写道:“令笔者高兴及难忘的是,当年拍得《三老碑》拓本后,因见册后题跋与一般的校碑鉴赏题记不同,内容翔实,此碑之来龙去脉交代甚为清楚,故首次从校读碑版延及研读文史,查阅了俞樾、蒋光煦、傅以礼等人的相关著述,几经反复,相互印证,终于略知大概,是为近十数年搜寻碑刻拓本首次用力者,也为自己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不仅要读碑,校勘版本,也要披阅文献,弄清文史。”以上文字,可以视为陈郁鉴藏研究碑帖的体悟。
注重文献史料价值,不得不提及嘉树堂藏《蜀中七阙》,蜀中汉阙的清早期拓本极稀见,清中期拓本亦罕觏,何况七阙合为一册,堪称大观。在此篇结尾处,陈郁写道:“笔者还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偏好和倾向,即除却人见人爱的碑帖大名品之外,对那些小众的品种,只要意味十足,包括具有文献资料价值,亦必珍视,更何况此前从未印行者。不指想锦上添花,但求拾遗补缺。”陈郁的“偏好和倾向”,确实令嘉树堂碑帖藏品与众不同、高出一筹。
《石门铭》
在讨论《石门铭》“此字本”的传拓起始时间时,陈郁认为清乾隆间拓本似乎最早,即乾隆年间可能是“此字本”的时间上限,历史文献也支持这一点。进而指出“碑版的校勘与鉴别,必须与历史文献相一致,这是笔者近些年来的切身感受,也是以后进一步努力研究探索的方向,希冀能从故纸堆里发现历史的真相,仅仅校碑是远远不够的”。
传统校碑一般只能分出早晚与先后,要推断出确切的传拓时间,恐怕只有检索前人相关文献资料,这是碑帖鉴定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型和突破,陈郁领先了一步,可谓先行者。今后碑帖鉴定的话语权,必将属于那些既拥有大量碑帖藏品又掌握文献资料的知识精英。
穷追考据点的确切时间
旧时收藏碑帖讲究“校碑考据点”,即以某行某字损与不损来分析碑帖的传拓时间先后,至于何时损坏,一般无人去探究,因为费时而无功,陈郁却知难而上,乐此不疲,且形成嘉樹堂碑帖研究的特色。
关于《石门铭》“此”字何时泐损,陈郁检得姚华《弗堂类稿》记载:“曾见端午桥本,标为清初搨者,‘此’字石花尚较好,惟墨色字口笔势结法,终不能满志耳。端本固是较旧之本,抑亦不能在王兰泉前也。”其所谓“王兰泉前”,自当乾隆之前。继而又引用吴大澂《石门访碑记》的文字:“《王远书铭》,石多绽裂,摹拓较难,近遣张懋功精拓一本,较王氏《金石萃编》多三十七字又半字三。第二行‘此门’,‘门’上一字全泐,《萃编》作‘此’字。”吴大澂石门访碑,时在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此”字已损泐并脱落,是为石门铭“此”字本的时间下限。据此,陈郁得出“此”字本初步判定的时间上下限,即从乾隆后期至同治末期。
在如何看待校碑考据点问题上,陈郁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研究《西狭颂》(沈心醇藏本)时他指出:“此摩崖石刻体量如此巨大,表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加之不同拓工不同拓法,再者野外椎拓受制于一时变化无常的自然环境,即使同一时期的拓片都会有差别,如果拘泥于某个字及其细小的笔画之细微差别,恐有钻牛角尖之嫌,会将同一时期的拓本视为不同时期的,使人在寻求早本或善本时,刻舟求剑,以讹传讹。”这一观点将摩崖与普通碑版的校碑方法区别开来,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框,率先走出了鉴藏的误区。
在《序跋录》中,陈郁还经常提到:“校勘碑版不仅要与早本比较(往上看),也要与晚本比较(往下看)。”这种上下“两看”,过去只有碑帖商人才具备如此条件,普通藏家一般不会同时拥有多种拓本,如今碑帖各种印本广为传播,网上资料层出不穷,为陈郁提出的上下“两看”,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今天的藏家弄清碑帖考据的来龙去脉已经不是难题,相反变成了一门必修课。
不放过任何一个收藏细节
碑帖鉴藏,需要有不放过任何一个收藏细节的能耐,考量的是收藏家的记忆力和串并信息的本事。细节,正是碑帖收藏的乐趣所在,碑帖收藏区别于其他艺术品收藏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一件碑帖有着无穷尽的细节,值得碑帖收藏者不断探索,可以把玩数年甚至一生,始终有常读常新的意外收获。
嘉树堂藏《景君碑》有一段庄缙度题跋:“余藏此碑旧拓一本,将模糊之字割去,以致不完,复少碑阴碑额,大为婉惜。嗣于济庠拓得足本,又不及旧本之佳。今获此册,审为百年旧搨,字无残失,书以志憙。”庄缙度藏有两件《景君碑》旧拓的细节,引起陈郁关注,他在《序跋录》里写道:“近日闲赋于家,整理资料,复见上海朵云轩1996年秋拍有旧拓《景君碑》一册,亦端方旧藏本,有杨守敬、张之洞、张祖翼、李葆恂、吴广霈、褚德彝等题跋。该本亦庄缙度旧物,即庄缙度题跋所言‘模糊之字割去,以致不完,复少碑阴碑额’之本。”
此外,陈郁在把玩《孔褒碑》王瓘藏本時,注意到册末有“王孝禹所藏数百年前旧拓本”钤印,日后又见上海博物馆藏明拓《石鼓文》黄帛本(王瓘藏本),亦钤有此印,由此得出结论:此枚王氏印章从不轻易钤打,是王瓘所藏珍本碑帖的标记。这种意外串并两个善本的乐趣,只有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收藏家方能体会。
注重墨色
碑帖墨色,是碑帖鉴藏的有效抓手,也是衡量碑帖收藏家鉴定素养的一把标尺,运用得好,事半功倍,运用不当,逢“黑”便是明拓,家藏明拓数千,亦只能贻笑大方了。
关于碑帖纸墨,陈郁自有心得。嘉树堂藏《隋元公暨夫人姬氏墓志》,此石嘉庆初年始出土,嘉庆二十三年(1818)归陆耀遹收藏。旧时相传:“二志未归武进陆氏时,石藏两家,故(初拓)墨色不一。凡墨色一律者,皆已归陆氏后拓本也。”陈郁认为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初拓二志拓法及墨色确实明显不同,应出于不同拓工之手,但是,嘉树堂藏陆耀遹拓本(并非初拓),墨色也不一致。究其原因是,《元公》一石表面有无数横向细擦痕,从而导致墨本墨色与《姬氏墓志》不同,稍浅,这才是两者墨色不一的真实原因,而非拓工不同的缘故。
注重墨色,更注重客观事实。陈郁在分析《孔宙碑》(丁念先旧藏本)时谈道:“依笔者之见,尽管此本纸墨甚古,拓法甚早,但断不敢上溯至宋(注:前人多将此本视为宋拓)。笔者以为,前贤所言‘汉碑无宋拓,摩崖无明拓’,还是有相当道理的。笔者是典型的保守派,自然会恪守这一传统说法,而不越雷池一步。何况,能得到明初拓本之汉碑,已经相当知足。由多年收藏鉴别碑版的经验而知,宋拓仅限于唐碑,而汉碑充其量早至明初而已,其中就是《孔宙碑》。”对自藏本有清醒正确的认知,看似容易,其实不然,许多藏家受此病拖累,且终身不得医治。因此,鉴藏碑帖必须要有一个可供探讨的朋友圈,决不能闭门造车。
记录收藏时间价格与收藏动机
历代碑帖鉴藏虽然存有大量文献资料,但是有关碑帖价格和购买动机鲜有涉及,留下不少缺憾。陈郁将相关内容写进《嘉树堂序跋录》,我认为也是本书一大闪光点,读者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随着时光推移,对后人更有实践指导意义。
早就听说碑帖收藏圈的朋友将陈郁呼为“陈疯子”,认为他购买的碑帖多是“天价”,只要陈郁进入拍卖市场,普通藏家就再无捡漏可能。对“陈疯子”这一绰号,陈郁欣然接受,还刻印一方“有人叫我陈疯子”。如今我们回看这些“天价”碑帖,一定会感佩陈郁的英明决断,而这背后运筹帷幄的故事,则尽在《嘉树堂序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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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嘉树堂序跋录》,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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