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是如何送走千年“瘟神”血吸虫的?

2020-04-06 21:0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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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0日,纪录片《战“疫”》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国家记忆》栏目播出,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人们不断战胜传染疾病的事迹。

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经历过天花、霍乱、鼠疫等传染病,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依然一度为战胜它们而努力。《战“疫”》中提到的一种特殊的传染疾病——血吸虫病。
 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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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让所向披靡的军队战斗力锐减,它让昔日祥和的村庄变成“鬼村”,它让数万民众闻声色变,一个看不见的对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是怎样群策群力,送走贻害千年的“瘟神”血吸虫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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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上海。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驻扎在松江、嘉定等沪郊一带,为了解放中国台湾加紧水上练兵。然而没过多久,这支所向披靡的10万人部队却突然发生了非战斗性减员的重大事件。 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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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战士出现了皮肤瘙痒,疹子,发热,腹泻,发烧的症状,许多战士倒下了。

经查,致病的元凶来自战士们练兵的湖水,湖水中隐藏着一种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寄生虫,仅从它的名字上,人们就能感受到一种深入心底的恐惧:血吸虫。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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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血吸虫在患病的人或动物体内产卵,随粪便排出,然后在水中孵化为毛蚴,侵入钉螺,发育繁殖为尾蚴,人或动物接触了有尾蚴的水,即被侵入体内导致血吸虫病,严重时常常危及生命。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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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驻守在江、浙、沪流行区的两个军、七个师的统计,感染病例达到了三万以上。

这时,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详细阐述了该怎么防治血吸虫,而写信者是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科研人员——苏德隆。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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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德隆的女儿苏竹君回忆,宋时轮将军看了他的信,就邀请他来参加这个防治工作,不久,一个沪郊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由宋时轮任主任委员,苏德隆和市卫生局的王希孟副局长任副秘书长。

1949年12月21日,根据陈毅的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上海各大医院、医学院迅速组织了2000余名医务工作者和学生奔赴沪郊部队驻地,为解放军战士治疗。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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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务人员的积极治疗下,恢复健康的战士们开赴了抗美援朝的前线。为表彰苏德隆做出的贡献,特意授予他名誉教育主任称号。


但这只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瘟神”较量的第一个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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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在中国的流行已有很久的历史。据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和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男尸查到的血吸虫卵来看,血吸虫病在中国至少有2100多年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以前,血吸虫病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35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1000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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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了血吸虫病,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造成劳动力下降,影响生产;急性或慢性病人若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彻底,血吸虫在人体内不断产卵,释放毒素,使肝脏、脾脏受到损害,发展到晚期可危及生命;妇女得了此病,严重的会影响生育;儿童患了这种病,影响生长发育,严重者患“侏儒症”。纪录片《战“疫”》引用的60-70年代纪录片《送瘟神》片段,图为上海郊区任屯村解放初期的合影

纪录片《战“疫”》引用的60-70年代纪录片《送瘟神》片段,图为上海郊区任屯村解放初期的合影



这张照片是上海市郊区青浦县任屯村在解放初期拍的合影。根据当时的纪录片的介绍,解放前,任屯村被叫做“鬼村”,很多人都病的肚皮大得像冬瓜,面孔黄的像南瓜,手臂细得像丝瓜。

据苏德隆的学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员教授俞顺章描述,当时,这个地方房屋倒塌,一家一户,从老到少都死掉了,去的时候只看到一些成年人,看不到小孩。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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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村庄之一,在解放前的20年间,任屯村有499人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一半。有121户全家病亡,28户死剩1人,活下来的461人中,97%感染血吸虫病,连续七八年听不到一个婴儿的哭声。

1953年,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9月16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当即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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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特地找来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向他了解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毛泽东当即指出:“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并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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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随即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担任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担任副组长,当时被称为“九人小组”。苏德隆是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办公室及血防局顾问。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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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流行地区的省、地、县各级党委纷纷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建立了许多防治血吸虫病的医院和防治站,在许多公社的生产队设立了治疗点,大批医务人员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深入疫区,为群众诊治血吸虫病。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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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与“血吸虫”的战争打响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回忆道:“高中毕业,我到农村做赤脚医生,上门一家一家去收大便,做大便孵化,发现大便孵化阳性的就是血吸虫感染的病人,我们一个生产大队1300多人,查出来有260多个人大便孵化阳性,国家医疗队就下来,用门板把床铺搭起来治疗,但那会儿没有特别好的药,就是一种叫酒石酸锑钾的,这个药对血吸虫(病)治疗是有效的,但毒副作用很大。”李兰娟说的毒副作用,主要是影响到病人心脏,严重的会导致心脏停跳。。

为了减少病人的治疗风险,后来曾担任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的钱悳,积极改良治疗方案,提出避免和解救锑剂导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大大提高了治疗的安全性。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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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更多有效的治疗药物相继问世,血吸虫病的治疗安全性和治愈率得到了不断提高。

当时,身患血吸虫病的晚期病人,由于肝脏、脾脏等受到了严重损坏,出现了腹水、巨脾和侏儒等症状,仅依靠药物已经难以改善患者健康,各地医疗人员开始对部分晚期病人施行外科手术。

苏德隆学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解释道:“当时对那些晚期血吸虫病,尤其是存在脾脏肿大的患者,医生会切除脾脏。还有一部分患者,因为门静脉的压力很高,医生会把门静脉的血管接到肾静脉,接到身体其他系统上面,减缓门静脉的压力,也就减缓了症状。

对抗血吸虫病,不仅仅要治疗患者,更要做好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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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这次会议,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此开启。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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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影响下,卫生事业不再仅仅是少量医务工作者的工作,而是一项全民的事业。清除垃圾、疏通渠道、清洁水源、修建卫生厕所,消灭苍蝇、蚊子、老鼠、蟑螂等害虫,切断疾病传播途径,规模空前的除害灭病群众运动在广袤的国土上全面展开。
 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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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作为一种寄生病,对环境的要求极高。所以,减少血吸虫病传播,首先要斩断其源头,阻止含有血吸虫卵的粪便进入水源。
 
在解放以前的血吸虫病疫区,农村厕所大多简陋,用生粪作肥料,虫卵随粪便扩散,污染水源。
 
血防领导小组一方面通过各种座谈会,深入浅出地宣传教育群众不在河塘里洗马桶,不用生粪施肥,推广建造卫生厕所,后来又建造了无害化粪池。

与此同时,宣传教育群众不喝生水,发动群众寻找泉水或者打井,推广使用自来水,牲畜也规划了专用池塘,避免血吸虫尾蚴的感染。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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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流域,群众日常及劳作生活当中常常需要下水活动,这就导致了大量的血吸虫感染。显然,不让群众下水是不可能的。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余金明介绍,苏德隆在这种情况下,发明了“防蚴笔”,涂在皮肤上面,劳作时如果有尾蚴,也不会钻进来,这样就减少感染了;还有一个发明叫“防蚴袜套”,套在脚上,防止毛蚴钻到人的皮肤里。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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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血吸虫病的传播环节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钉螺。

据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所长周晓农介绍,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而且是中国血吸虫病唯一的中间宿主。人体排放虫卵后,虫卵进入水体,孵化成毛蚴,毛蚴感染钉螺,一个毛蚴进去后,大量的尾蚴就出来,成千上万的尾蚴就停留在水面上。当人体接触水面,只要十秒钟就会被感染。

所以,防治血吸虫病的关键,就是尽可能地消灭自然界中的钉螺,这样,血吸虫病自然难以传播扩散。

然而,钉螺的分布极其广泛,且繁衍能力极强,一对钉螺一年可繁殖25万只,南方十几个省、市、区面积广阔,地貌复杂,要将其每一寸可能存在钉螺的空间都查遍,并将钉螺彻底消灭,谈何容易?
   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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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一场规模宏大的灭螺运动拉开了帷幕。

各地的灭螺大军们,沿着村里的水道、河沟、湖泊、洼地、水塘等地仔细翻看、查找钉螺,在钉螺密集的地方,就喷洒药物,将钉螺毒死。
   
科研人员们进行了大量的药物检验与筛选,寻找更加有效的灭螺药物,并制定了灭螺药物的使用规范。
 

除了药物灭螺,各地的疫区干部和群众也在实践中发现,可以结合各地情况,有针对性的改变自然环境从而消灭钉螺。

江西省余江县,是当年血吸虫病流行严重的又一地区。就在余江的灭螺工作进展艰难时,江西省水利部门的一个偶然发现给所有人带来了惊喜。

当时为了发展农业灌溉,江西省水利部门曾经在余江县狮子岩边修建水渠,施工中开垦新沟的泥土把旧沟填平了。后来发现,新沟里完全没有钉螺,旧沟里的钉螺也都成了空壳。针对这一发现,余江县血防人员进行了一项试验,结果证明,土埋钉螺三个月后,钉螺减少接近四分之三。

有了科学依据之后,余江人将水利建设与灭螺结合起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就是开新沟填旧沟。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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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6年到1958年,余江人用两臂双肩,挑了416万方土,填平了347条旧沟和520口水塘,既扩大了耕地面积,还消灭了钉螺,余江县的面貌焕然一新,余江县也成为了疫区中最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发表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欣然写下不朽诗篇《送瘟神二首》——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两首七律诗的发表,再次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激励着广大人民奔赴疫区,围歼“瘟神”,夺取更大的胜利。
 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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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物灭螺的同时,结合农田改造、水利建设、江河湖泊系统整治,改造钉螺孳生环境,加快了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的步伐。
 
上海市青浦县,是当时的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之一,1965年,受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办公室的委托,苏德隆带队研究城镇地区消灭血吸虫病的问题。他选青浦县朱家角镇作为试点,带领师生深入第一线,从流行病学调查开始,了解居民感染血吸虫病的特点和钉螺分布的规律。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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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角镇是一个千年古镇,居民住宅大多沿河而建,在调查过程中,苏德隆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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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学生俞顺章回忆:“朱家角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困扰我们,朱家角的女性比男性发病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们才找到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形。钉螺常在一些水码头下面,石驳岸破损之后,钉螺就在里面作恶,一平方米就有几百只的钉螺。妇女常在石板、水码头一带洗碗、洗衣服、洗马桶,所以她们更容易被钉螺感染。”
 
石驳岸是什么?就是把石头打成长条,作为河水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从表面上看,石头之间会有一条缝隙,可以进水,这条缝隙就成了钉螺完美的居住环境。

据此,苏德隆提出了要改建石驳岸和水码头的设想,采取消灭钉螺和改造环境并举的综合措施。
 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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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态学研究,苏德隆了解到干燥的石面上不适宜钉螺爬行、寻找食物和产卵,于是就发动镇上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喷药灭螺,再用大石块修砌镇河两岸,石块接头处用水泥抹缝,使钉螺接触不到可以生存的土壤。所以在药物灭螺的同时,结合农田改造、水利建设、江河湖泊系统整治,改造钉螺孳生环境,多管齐下,加快了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的步伐。
 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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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战斗,1985年,上海市宣布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全国其他省、市、县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纪录片《战“疫”》截图,图为上海郊区任屯村七十年代合影。此时的任屯村生育率上升,孩子多了,老人寿命也长了,年轻人身体强壮了,情况完全改变了

纪录片《战“疫”》截图,图为上海郊区任屯村七十年代合影。此时的任屯村生育率上升,孩子多了,老人寿命也长了,年轻人身体强壮了,情况完全改变了



李兰娟院士总结道:“一个是土埋和化学灭螺,一个是粪便管理,还有水的管理,治疗病人这样的措施来消灭血吸虫病。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后来有了新的吡喹酮的药,治疗很方便,口服3天就解决问题。所以,这样一边治疗病人,一边运用管理,我们很快把血吸虫病控制下来,基本上做到了消灭血吸虫病。”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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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国血吸虫病人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100余万人,下降到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份先后消灭了血吸虫病,434个流行县(市、区)中有262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达到传播控制标准。目前,全国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份,已经全面实现了血吸虫病传播控制目标,有效控制了血吸虫病的危害。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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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的砥砺奋进,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血吸虫病这一危害人民健康的“瘟神”终于逐渐远去。

来源:健康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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