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是如何送走千年“瘟神”血吸虫的？

2020年3月30日，纪录片《战“疫”》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国家记忆》栏目播出，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人们不断战胜传染疾病的事迹。

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经历过天花、霍乱、鼠疫等传染病，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依然一度为战胜它们而努力。《战“疫”》中提到的一种特殊的传染疾病——血吸虫病。

纪录片《战“疫”》截图

它让所向披靡的军队战斗力锐减，它让昔日祥和的村庄变成“鬼村”，它让数万民众闻声色变，一个看不见的对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是怎样群策群力，送走贻害千年的“瘟神”血吸虫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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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上海。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驻扎在松江、嘉定等沪郊一带，为了解放中国台湾加紧水上练兵。然而没过多久，这支所向披靡的10万人部队却突然发生了非战斗性减员的重大事件。 

纪录片《战“疫”》截图

大批战士出现了皮肤瘙痒，疹子，发热，腹泻，发烧的症状，许多战士倒下了。

经查，致病的元凶来自战士们练兵的湖水，湖水中隐藏着一种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寄生虫，仅从它的名字上，人们就能感受到一种深入心底的恐惧：血吸虫。

纪录片《战“疫”》截图

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血吸虫在患病的人或动物体内产卵，随粪便排出，然后在水中孵化为毛蚴，侵入钉螺，发育繁殖为尾蚴，人或动物接触了有尾蚴的水，即被侵入体内导致血吸虫病，严重时常常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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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驻守在江、浙、沪流行区的两个军、七个师的统计，感染病例达到了三万以上。

这时，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详细阐述了该怎么防治血吸虫，而写信者是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科研人员——苏德隆。

纪录片《战“疫”》截图

据苏德隆的女儿苏竹君回忆，宋时轮将军看了他的信，就邀请他来参加这个防治工作，不久，一个沪郊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由宋时轮任主任委员，苏德隆和市卫生局的王希孟副局长任副秘书长。

1949年12月21日，根据陈毅的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上海各大医院、医学院迅速组织了2000余名医务工作者和学生奔赴沪郊部队驻地，为解放军战士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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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务人员的积极治疗下，恢复健康的战士们开赴了抗美援朝的前线。为表彰苏德隆做出的贡献，特意授予他名誉教育主任称号。

但这只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瘟神”较量的第一个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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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在中国的流行已有很久的历史。据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和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男尸查到的血吸虫卵来看，血吸虫病在中国至少有2100多年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以前，血吸虫病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35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1000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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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了血吸虫病，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造成劳动力下降，影响生产；急性或慢性病人若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彻底，血吸虫在人体内不断产卵，释放毒素，使肝脏、脾脏受到损害，发展到晚期可危及生命；妇女得了此病，严重的会影响生育；儿童患了这种病，影响生长发育，严重者患“侏儒症”。

纪录片《战“疫”》引用的60-70年代纪录片《送瘟神》片段，图为上海郊区任屯村解放初期的合影

这张照片是上海市郊区青浦县任屯村在解放初期拍的合影。根据当时的纪录片的介绍，解放前，任屯村被叫做“鬼村”，很多人都病的肚皮大得像冬瓜，面孔黄的像南瓜，手臂细得像丝瓜。

据苏德隆的学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员教授俞顺章描述，当时，这个地方房屋倒塌，一家一户，从老到少都死掉了，去的时候只看到一些成年人，看不到小孩。

纪录片《战“疫”》截图

作为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村庄之一，在解放前的20年间，任屯村有499人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一半。有121户全家病亡，28户死剩1人，活下来的461人中，97%感染血吸虫病，连续七八年听不到一个婴儿的哭声。

1953年，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9月16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当即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纪录片《战“疫”》截图

1955年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特地找来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向他了解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毛泽东当即指出：“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并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纪录片《战“疫”》截图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随即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担任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担任副组长，当时被称为“九人小组”。苏德隆是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办公室及血防局顾问。

纪录片《战“疫”》截图

不久，流行地区的省、地、县各级党委纷纷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建立了许多防治血吸虫病的医院和防治站，在许多公社的生产队设立了治疗点，大批医务人员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深入疫区，为群众诊治血吸虫病。

纪录片《战“疫”》截图

一场与“血吸虫”的战争打响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回忆道：“高中毕业，我到农村做赤脚医生，上门一家一家去收大便，做大便孵化，发现大便孵化阳性的就是血吸虫感染的病人，我们一个生产大队1300多人，查出来有260多个人大便孵化阳性，国家医疗队就下来，用门板把床铺搭起来治疗，但那会儿没有特别好的药，就是一种叫酒石酸锑钾的，这个药对血吸虫（病）治疗是有效的，但毒副作用很大。”李兰娟说的毒副作用，主要是影响到病人心脏，严重的会导致心脏停跳。。

为了减少病人的治疗风险，后来曾担任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的钱悳，积极改良治疗方案，提出避免和解救锑剂导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大大提高了治疗的安全性。

纪录片《战“疫”》截图

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更多有效的治疗药物相继问世，血吸虫病的治疗安全性和治愈率得到了不断提高。

当时，身患血吸虫病的晚期病人，由于肝脏、脾脏等受到了严重损坏，出现了腹水、巨脾和侏儒等症状，仅依靠药物已经难以改善患者健康，各地医疗人员开始对部分晚期病人施行外科手术。

苏德隆学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解释道：“当时对那些晚期血吸虫病，尤其是存在脾脏肿大的患者，医生会切除脾脏。还有一部分患者，因为门静脉的压力很高，医生会把门静脉的血管接到肾静脉，接到身体其他系统上面，减缓门静脉的压力，也就减缓了症状。

对抗血吸虫病，不仅仅要治疗患者，更要做好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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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这次会议，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此开启。

纪录片《战“疫”》截图

在广泛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影响下，卫生事业不再仅仅是少量医务工作者的工作，而是一项全民的事业。清除垃圾、疏通渠道、清洁水源、修建卫生厕所，消灭苍蝇、蚊子、老鼠、蟑螂等害虫，切断疾病传播途径，规模空前的除害灭病群众运动在广袤的国土上全面展开。

纪录片《战“疫”》截图

血吸虫作为一种寄生病，对环境的要求极高。所以，减少血吸虫病传播，首先要斩断其源头，阻止含有血吸虫卵的粪便进入水源。

在解放以前的血吸虫病疫区，农村厕所大多简陋，用生粪作肥料，虫卵随粪便扩散，污染水源。

血防领导小组一方面通过各种座谈会，深入浅出地宣传教育群众不在河塘里洗马桶，不用生粪施肥，推广建造卫生厕所，后来又建造了无害化粪池。

与此同时，宣传教育群众不喝生水，发动群众寻找泉水或者打井，推广使用自来水，牲畜也规划了专用池塘，避免血吸虫尾蚴的感染。

纪录片《战“疫”》截图

在长江流域，群众日常及劳作生活当中常常需要下水活动，这就导致了大量的血吸虫感染。显然，不让群众下水是不可能的。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余金明介绍，苏德隆在这种情况下，发明了“防蚴笔”，涂在皮肤上面，劳作时如果有尾蚴，也不会钻进来，这样就减少感染了；还有一个发明叫“防蚴袜套”，套在脚上，防止毛蚴钻到人的皮肤里。

纪录片《战“疫”》截图

另一方面，在血吸虫病的传播环节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钉螺。

据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所长周晓农介绍，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而且是中国血吸虫病唯一的中间宿主。人体排放虫卵后，虫卵进入水体，孵化成毛蚴，毛蚴感染钉螺，一个毛蚴进去后，大量的尾蚴就出来，成千上万的尾蚴就停留在水面上。当人体接触水面，只要十秒钟就会被感染。

所以，防治血吸虫病的关键，就是尽可能地消灭自然界中的钉螺，这样，血吸虫病自然难以传播扩散。

然而，钉螺的分布极其广泛，且繁衍能力极强，一对钉螺一年可繁殖25万只，南方十几个省、市、区面积广阔，地貌复杂，要将其每一寸可能存在钉螺的空间都查遍，并将钉螺彻底消灭，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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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一场规模宏大的灭螺运动拉开了帷幕。

各地的灭螺大军们，沿着村里的水道、河沟、湖泊、洼地、水塘等地仔细翻看、查找钉螺，在钉螺密集的地方，就喷洒药物，将钉螺毒死。

科研人员们进行了大量的药物检验与筛选，寻找更加有效的灭螺药物，并制定了灭螺药物的使用规范。

除了药物灭螺，各地的疫区干部和群众也在实践中发现，可以结合各地情况，有针对性的改变自然环境从而消灭钉螺。

江西省余江县，是当年血吸虫病流行严重的又一地区。就在余江的灭螺工作进展艰难时，江西省水利部门的一个偶然发现给所有人带来了惊喜。

当时为了发展农业灌溉，江西省水利部门曾经在余江县狮子岩边修建水渠，施工中开垦新沟的泥土把旧沟填平了。后来发现，新沟里完全没有钉螺，旧沟里的钉螺也都成了空壳。针对这一发现，余江县血防人员进行了一项试验，结果证明，土埋钉螺三个月后，钉螺减少接近四分之三。

有了科学依据之后，余江人将水利建设与灭螺结合起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埋螺工程，主要方法就是开新沟填旧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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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6年到1958年，余江人用两臂双肩，挑了416万方土，填平了347条旧沟和520口水塘，既扩大了耕地面积，还消灭了钉螺，余江县的面貌焕然一新，余江县也成为了疫区中最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发表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激动不已，欣然写下不朽诗篇《送瘟神二首》——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两首七律诗的发表，再次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热情，激励着广大人民奔赴疫区，围歼“瘟神”，夺取更大的胜利。

纪录片《战“疫”》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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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物灭螺的同时，结合农田改造、水利建设、江河湖泊系统整治，改造钉螺孳生环境，加快了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的步伐。

上海市青浦县，是当时的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之一，1965年，受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办公室的委托，苏德隆带队研究城镇地区消灭血吸虫病的问题。他选青浦县朱家角镇作为试点，带领师生深入第一线，从流行病学调查开始，了解居民感染血吸虫病的特点和钉螺分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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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角镇是一个千年古镇，居民住宅大多沿河而建，在调查过程中，苏德隆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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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学生俞顺章回忆：“朱家角有一个问题一直很困扰我们，朱家角的女性比男性发病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们才找到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地形。钉螺常在一些水码头下面，石驳岸破损之后，钉螺就在里面作恶，一平方米就有几百只的钉螺。妇女常在石板、水码头一带洗碗、洗衣服、洗马桶，所以她们更容易被钉螺感染。”

石驳岸是什么？就是把石头打成长条，作为河水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从表面上看，石头之间会有一条缝隙，可以进水，这条缝隙就成了钉螺完美的居住环境。

据此，苏德隆提出了要改建石驳岸和水码头的设想，采取消灭钉螺和改造环境并举的综合措施。

纪录片《战“疫”》截图

通过生态学研究，苏德隆了解到干燥的石面上不适宜钉螺爬行、寻找食物和产卵，于是就发动镇上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喷药灭螺，再用大石块修砌镇河两岸，石块接头处用水泥抹缝，使钉螺接触不到可以生存的土壤。所以在药物灭螺的同时，结合农田改造、水利建设、江河湖泊系统整治，改造钉螺孳生环境，多管齐下，加快了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的步伐。

纪录片《战“疫”》截图

经过人民群众艰苦卓绝的战斗，1985年，上海市宣布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全国其他省、市、县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纪录片《战“疫”》截图，图为上海郊区任屯村七十年代合影。此时的任屯村生育率上升，孩子多了，老人寿命也长了，年轻人身体强壮了，情况完全改变了

李兰娟院士总结道：“一个是土埋和化学灭螺，一个是粪便管理，还有水的管理，治疗病人这样的措施来消灭血吸虫病。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后来有了新的吡喹酮的药，治疗很方便，口服3天就解决问题。所以，这样一边治疗病人，一边运用管理，我们很快把血吸虫病控制下来，基本上做到了消灭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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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国血吸虫病人由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100余万人，下降到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份先后消灭了血吸虫病，434个流行县（市、区）中有262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达到传播控制标准。目前，全国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份，已经全面实现了血吸虫病传播控制目标，有效控制了血吸虫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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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的砥砺奋进，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绩，血吸虫病这一危害人民健康的“瘟神”终于逐渐远去。

来源：健康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