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国发院：科技抗疫与数字战疫彰显中国治理创新力量

4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了主题为“科技抗疫与数字战役：创新实践与政策启示”的线上论坛。这是人大国发院线上论坛第一期，人大国发院执行院长严金明教授致辞，院长助理马亮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7位专家围绕科技抗疫与数字战役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研讨。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严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各类新兴科技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些“破坏性科技”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疫情防控为“黑科技”的广泛应用提供了绝佳场景；另一方面，科技抗疫也引发了人们对隐私保护、数字安全等问题的担忧。因此，对科技抗疫与数字战役的相关问题展开研讨，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人大国发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处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严金明在线上论坛发表致辞。他指出，人大国发院作为跨学科、重交叉、重创新、高产出的国家高端智库，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的平台优势和作用，全力开展应对疫情的智库研究工作。他提出，在本次疫情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具有两面性和二重性。他高度评价本次线上论坛，认为应聚焦新兴科技在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围绕更深层次的问题进行研讨，并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在线上论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部吴逊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高翔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毅教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于文轩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郑磊教授，人大国发院青岛分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楠迪扬副教授等嘉宾参加论坛并做主旨演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发表了题为“科技抗疫的启示”的主题演讲。汪玉凯教授通过分析中国和世界疫情态势，对比了数字化治理的各国差异，总结出中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抗疫成功的三大原因。一是认知方面，中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对疫情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二是防控方面，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和社会管控力；三是数字化治理方面，中国数字化治理基础较好，拥有强大的人口数据库、区块链技术等。

汪玉凯教授总结了中国在科技抗疫和数字化抗疫方面取得的三大贡献。一是中国第一时间公开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研制出检测试剂盒；二是数字化防疫在疫情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子政务、数字政府等在信息公开、信息发布、政策咨询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三是各地各级政府利用数字化政务信息和政务服务平台为群众排忧解难，并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政策服务、办事服务和咨询服务。

汪玉凯教授指出，数字化抗疫同时暴露出信息发布共享不及时，信息公布不准确等短板，且疫情爆发初期传染病直报信息化系统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因此，汪玉凯教授提出完善数字化抗疫的三个建议。一是在疫情全球化格局中，世界各国应以科技为纽带，共筑全球合作抗疫新格局；二是同时要认识到数字抗疫常态化的发展趋势；三是要注重个人数据及个人隐私的保护。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部吴逊教授发表了题为“颠覆性技术与抗疫战中的两难选择”的演讲。吴逊教授首先对颠覆性技术的概念进行了说明，认为公共部门对颠覆性技术的应用落后于私人部门，且公共部门对颠覆性技术的应用潜力不足。吴逊教授提出公共部门运用颠覆性技术的障碍主要包括6个方面：资金短缺、体制约束、技术能力（人员）匮乏、数据安全问题、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和公平性问题。他认为，破解以上障碍主要有两个方式。一是实现技术重大突破，二是实现体制突破。

吴逊教授通过构建防疫边际成本曲线，提出抗疫战中的两难选择，即经济发展与控制感染。他认为，运用颠覆性技术不仅可以有效帮助解决抗疫战中的两难选择，即在保持和减少感染人数的情况下降低经济损失，同时还可以对防疫产生很大作用，包括追踪密切接触者、通过人工智能确定患者病情等。

吴逊教授指出，在公共部门颠覆性技术应用的主要障碍中，资金短缺、体制约束、技术能力不足等问题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但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和公平性问题却不易解决。因此，吴逊教授思考，这三点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一是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保护个人隐私；二是在与私人部门合作的过程中保证数据安全；三是运用颠覆性技术时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

最后，吴逊教授总结了颠覆性技术与抗疫中的两难选择。一是颠覆性技术能够帮助解决抗疫过程中面临的两难选择；二是抗疫为颠覆性技术在公共部门提速发展提供了契机；三是此次疫情为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良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高翔副教授在主旨演讲中，从公共治理视角分析了“抗议中的数字技术与数字鸿沟”。高翔通过浙江省的实时数据，提出了数字技术的提升在政府疫情治理能力中的主要表现。一是以互联网为载体提供公共服务、配置稀缺资源；二是通过微观数据进行精准施策。高翔分析了数字技术是如何提升政府和社会应对疫情治理能力的。一是增强计算能力，二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并重。

高翔认为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促进了政府数字化转型，包括政府治理工具的变化、政府组织形态的转变、政府自身内部结构的变化和政府职能的重构等。她提出，数字化驱动的基础是数据，而数据的价值在于使用。但是，问题在于公共数据高效利用和价值转换的困难、公共数据边界难以划分，以及海量数据需进行风险防范。因此，政府应增加公共数据的供给，建立和完善公共数据治理体系。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毅教授发表了演讲，题为：智慧城市是否“失灵”——武汉数字化“战疫”的得与失。他结合武汉市在疫情防控中数据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五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张毅教授介绍了武汉市的疫情概况及其影响。武汉市作为疫情重灾区，其疫情防治工作事关全国“战疫”大局。其次，张毅教授介绍了武汉市智慧城市的建设历程与成效。他认为，武汉市的智慧城市建设为此次数字化“战疫”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张毅教授介绍了此次武汉数字化“战疫”的几个重要工作。一是武汉战疫过程中的信息公开，二是信息上报，三是互动服务及事项办理。张毅教授提出，数字化抗疫工作为武汉市早期的防疫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基于武汉市的疫情情况及公民需求，其数字化“战疫”过程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疫情防控所需数据“底数”不清，主要表现为基础数据的缺乏和数据共享不充分。二是数据应用功能非常有限，主要表现为数据缺乏多维度多场域应用，仅聚焦于信息服务。三是信息公开与疫情防控需求差距较大，主要表现为信息公开渠道有限、精细度低及回应程度低。四是大数据智能决策程度低及新技术应用不足。

张毅教授根据此次武汉数字化“战疫”的得与失，提出了几点思考。他认为数据是当前智慧社会的基本要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数据加工的重要“利器”，未来应该以需求、应用、服务为导向建设数字化系统。他还提出数字化系统要具备“鲁棒性”，不仅能满足常规需要，还要能满足非常规状态下的风险社会应急管理需要。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于文轩教授发表了题为“信息技术抗疫有效吗？”的主题演讲，从数字化抗疫的有效性视角引发大家的思考。

于文轩教授介绍了信息科技助力抗疫的主要手段，发现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较为普遍使用这些数字化抗疫手段。于文轩教授介绍了基于流行病学角度的两大基本抗疫途径，一是尽量减少输入病例、减少人群聚集、防止大爆发，二是通过积极追踪并隔离密切接触者，使染病者规模可控。他认为，是否能及时有效追踪密切接触者，是数字化抗疫最重要的发力点。

于文轩教授结合流行病学的相关研究，以及新加坡通过鼓励公民安装应用程序协助政府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抗疫实践，探讨了利用高科技追踪密切接触者来控制疫情的效果。于文轩教授解读了最新研究，发展智慧城市的背后存在其他非技术逻辑：利润、权力以及人的主观因素。他认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而言，科技是为人所用的，据此他提出有关科技和人到底哪个是我们抗疫最重要的因素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楠迪扬副教授分享了区块链的概念，以及区块链具备的公开、透明、多中心、可追溯等核心技术特征，并介绍了“区块链+数字抗疫”的应用逻辑。

她提出区块链可以有效帮助发现疫情、追踪人员流动、助力物资流动、组织资源管理、实现宏观指挥、加强质量监管等。但是，她也指出目前区块链的应用还存在部分问题。一是区块链的应用主要是以城市为单元，很多领域尚未应用；二是政府职能部门作为数据整体，产生了大量社会数据，致使许多原始数据质量不高；三是疫情期间建造大规模跨地域协同链，在回归常态化治理后以何种方式运用到具体行业和领域仍有待研究；四是大规模利用区块链信息使隐私保护成为难题。张楠迪扬提出，区块链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存在很大潜力，只有善用区块链，才能更好地提高治理效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郑磊教授发表了题为“疫情数据的发布、开放和利用”的演讲。郑磊教授主要关注各地各级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包括领导指示、政策文件、防控动态、防护知识和疫情数据等。郑磊教授发现，疫情数据分为三种数据模块和三种数据形式。三种数据模块包括整体情况数据、统计类数据、病例信息数据。三种数据形式分为：纯文字式数据、表格式数据和可视化数据。

郑磊教授根据各地疫情统计数据，构造了数据发布流程图。根据流程图和数据发布日期，郑磊教授发现部分地区出现数据缺失、数据不报和数据间断等问题，而上海、山东和福建的数据发布持续性较好。同时，郑磊教授通过疫情数据波普图发现，2月9日、2月20日等日期出现了数据上报的发布高峰，这可能是由于国家要求开始发布和上报各类数据信息。

郑磊教授通过对病例个案数据的分析，发现陕西、西藏、贵州等地上报数据的精细程度较高。但是，个案数据的精细程度高带来了病人隐私保护问题。因此，郑磊教授建议应做好疫情数据发布工作。一是疫情信息和数据发布应具有持续性，全面性、规范性和完整性；二是信息和数据应具有法制的温度，保护个人隐私；三是各地数据发布最好采用可机读格式。

郑磊教授总结了政府疫情数据开放的作用，主要包括建立疫情场所地图、查看行程数据、分析病例关系图谱。与此同时，数据开放部门通过共享数据，实现了数据开放的对接，构造了政府开放数据、市场利用数据、服务公众的完美数据开放闭环。

在论坛中，与会嘉宾对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吴逊教授分享了香港疫情防控方面的观察和思考。他提出，香港防疫的高科技手段与大陆还存在差距，但采取隔离措施较早。他认为，香港可以采用更多科技手段，跟上中国大陆脚步。

高翔教授分享了杭州疫情防控方面的观察和思考。她指出杭州运用数字技术较多，疫情防控主要采取保守策略。她认为，技术的出现可以帮助做出一些决策，但最终公共管理不可能解决所有风险，只能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她对浙江省干部的调研发现，很多干部认为数据共享存在隐忧，但是疫情防控明显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于文轩教授分享了关于疫情防控的看法，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这次疫情使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人们应有底线思维，为全球危机做好充分准备。

最后，此次线上论坛主持人马亮教授对本次研讨会进行总结。他指出，科技抗疫与数字战役值得高度关注，并应该从肯定成效、反思教训、输出能力、畅想未来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和反思。首先，应肯定科技抗疫与数字战役的成效，可以看到数字抗疫中运用的相关技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要反思教训，可以看到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短板、问题、难点、痛点。这些短板和问题的暴露，可以在疫情结束后进行改进。再次要输出能力，这既包括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学互鉴和输出能力，也包括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学互鉴和输出能力。例如，中国前期的疫情防控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较好的能力输出。最后，畅想未来。数字技术和创新在将来能够发挥巨大作用，因此要考虑怎样脑洞大开地畅想，发挥想象力。与此同时，学界、业界、政界要加强交流与合作，让我们共同看到数字抗疫发挥的更大作用。（文字：王泽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