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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文史｜杨东明：立朝善政居乡善俗（下）

2020-04-19 14:2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编者按

中国历史上多贬官。遭遇“二十三年弃置身”的刘禹锡，依旧写“病树前头万木春”；被贬被下大狱的苏轼，依旧歌“大江东去浪淘尽”；被贬的范仲淹，依旧表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此外遭遇被贬命运的还有屈原、杜甫、欧阳修、陶渊明、韩愈、柳宗元……

“贬”惟独对于他们，是一种人性光芒的折射，一种政治信仰的宣言，是赞美诗，是正气歌。他们遭贬却依旧心怀家国，他们遭弃却依旧忧国忧民，他们是挺国家挺民族挺历史的钢铁脊梁。记者想把他们这种骨子里的坚守，称作“政治韧性”。

拥有政治韧性的官员，才是打不倒的官员，才能在历史中挺立成伟人、巨人。历史上，多位权倾朝野的商丘籍官员，像沈鲤、宋纁、吕坤、杨东明等，他们上时唯有刚直敬业，贬时只带回两袖清风。他们始终保持着一个“一身戏”的舞者，一旦朝廷呼唤，就又能健步登台，一招一式，认真“唱念做打”。

杨东明一生于官场上两进两退，正是他超乎常人的政治信仰、政治韧性，成就了一位贡献卓著的历史政要，一个万民称颂的布衣“杨爷”。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将严肃、狭义的政治概念，演绎成国泰民安、盛世太平，哪里要问他是在庙堂之高，还是在江湖之远。

“居乡善俗”，俗要怎样“善”？杨东明的答案没有文字，只有行动。他“置社仓，以备饥馑；设义庄，周助婚丧；隆冬施袱，颠连得所；灾疫施药，疾病赖以生；人有冤抑未伸者，必为昭雪”。五进五退的陶渊明，他为百姓构建的桃花源在幻境。两进两退的杨东明，他为穷苦人建造的桃花源在眼前。

这两年商丘有一个大的文学策划，做历史题材的系列长篇小说创作。同为虞城人，杨东明的这一选题就义无反顾地落在了高青坡的肩上。高青坡是一位底子很厚的写实作家，“厚”的不止是他的文学素养，还有他的人格力量。由他来完成对杨东明的创作，于他于杨东明，就都成了商丘文学的热切期待。

大丈夫居乡善俗

如果给杨东明这位“杨爷”也画上几幅《善政善俗图说疏》，他“居乡善俗”的这一笔，似乎更为耀眼，更为浓墨重彩。

因弹劾沈思孝触怒皇帝，杨东明被贬为陕西布政司照磨，就是一般的小文员。到任不久，他便挂官回乡，脱下官服，做一介布衣。退则泽被闾里，又一个二十年，虽不在其位，他却依旧在践行另一种官样人生。

孔子当初还乡祭祖，曾在商丘多个地方设坛讲学；后来范仲淹留学商丘，并重振应天书院。古往今来，商丘一直彰显有“礼以述法育民德，乐以陶情助风化”的优良教育传统。这不仅赋予了杨东明儒学风范，更敦促他投身其中，竭力践行。

他先是出地捐资，在虞城县老城西郊，与当地名儒创办“折柳亭”学馆。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17年），他与弟弟杨东光捐资重修县儒学馆。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又建“首善书院”。其时不少东林党党魁都曾来“首善书院”讲过课，侯恂就是一个。后以散文名扬天下的侯方域在此上过学，成为杨东明的得意门生。杨东明除亲自讲学外，还广为学校聘请名师，先后教授弟子数百人。他注重教学实践，反对空谈，主张“言必行，教育者应先行”，就是现在适用广泛的“知行合一”。

“植万古纲常，要立定自家脚步；做两间事业，须推开物我藩篱”，这样的襟怀，什么样的阻碍不能笑着面对？什么样的险恶不能踏在脚下？什么样的厄运不能包容于胸？

虽为一介布衣，杨东明似乎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心力造福乡里。见城墙残垣断壁，他与知县同倡重修。城墙原为土墙砖垛，他带头捐资，带动大户、名流捐助，将土城墙修成砖城墙。后崇祯己亥时，流寇围攻县城数日，因城墙坚固，终不能入，城内百姓安然无恙。

当年的黄河已经改道北徙，但坐落在故道边的虞城利民，依旧常常面临水患。这样的时候，杨东明便率领村民抢险护堤，暴风骤雨，昼夜无间。“众有饥者，犒之瓜饼；倦者，鼓之歌唱”，以此鼓舞民众，战胜困难。为防洪水横流，殃及城池、淹田漂庐，他还向知县王纳言倡议，在县城南五里处开挖沟渠，防止水患。此沟后命名为“惠民沟”，至今仍叫这个名字。

有词语叫“入乡随俗”，在哪山唱哪山的歌。身在家乡，杨东明不止是随俗，而是积极善俗。他主张“置社仓，以备饥馑”。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由南宋朱熹首创，社仓不特指某个粮仓，而是一种储粮制度。一般没有专门的仓库而在祠堂庙宇储藏粮食，粮食的来源是劝捐或募捐，存丰补欠。杨东明在乡里建社仓，并带头捐粮、劝捐和募捐，保证了饥民有饭吃，饥年有粮放。

“设义庄，周助婚丧”。义庄为范仲淹首建，范氏义庄有八九百年的漫长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杨东明承继先贤范仲淹遗风，建起杨氏义庄，族人或穷人可以在此领导婚嫁费、丧葬费等。义庄是一种慈善机构，建义庄是一种善举，杨东明为此拿出自家的田地，而且大部分的田租都用来做慈善了。

“隆冬施袱，颠连得所；灾疫施药，疾病赖以生”。除置社仓、设义庄外，杨东明每年的冬天还要积极“舍袄”，就是每到冬天舍出几百件棉袄，供灾民过冬。不仅如此，他还千里搭起粥棚，让一路乞讨来的人有热饭果脯；因灾瘟疫流行，他广施医药，救死扶伤。颠沛流离者在他这儿有义庄安身，有棉衣过冬，有热粥充饥，有药石伐病。

与此同时，“人有冤抑未伸者，必为昭雪”。杨东明何以被乡人尊为“杨爷”？这就是答案了吧。中国人旧时对官僚、财主称“爷”，尤其是京味电影中常听这种称法，不全是敬称，更多是含着一种卑怯，一种卑微，甚至是一种自轻自贱的屈辱。而这样的一声声“杨爷”，却听得我们动情动容，这是义薄云天的人格，这是气塞天地的襟怀。

“退则泽被闾里”，杨东明对此的践行可谓不遗余力，鞠躬尽瘁。

因为理性所以才更人道

同样辞官归里，杨东明就曾对他的亲家吕坤表示过不满。

吕坤回乡后，大多时间是在著书立说，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自己的民生思想，亲闻的百姓疾苦，亲见的民不聊生。他用笔墨呻吟，用文字呐喊。

他这种君子只动口、动手的行为，很让他的亲家杨东明不满。杨东明是一位行多于说的思想者，一位主张“知行合一”的行者。他直言吕坤，不能只做书斋中的隐士。

和吕坤一样，杨东明也一生致力于理学的研究和弘扬。他起初继承、研究程（程颐）、朱（朱熹）、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后专宗王阳明，为当时北方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晚年从王学中分化出来，由“心学”转向了“气学”，为晚明时期气本论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清初三大儒”中的孙奇逢和黄宗羲尊其为“中州山岳”、“理学功臣”。杨东明的理学著作颇丰，主要有《论性臆言》、《性理辨疑》、《兴学问答》、《山居功课》、《金台会语》等。其中《性理辨疑》、《兴学问答》、《金台会语》等散佚不传。

作为北方王门学派重要代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完全影响着杨东明理学认知的方向和确立。

王阳明讲心、讲性、讲良知、讲仁、讲诚、讲修齐治平、讲万物一体等，尤其强调良知、良能、诚意、明德、亲民等范畴。王阳明看重并主张“知行合一”。他认为，知与行的“先后”和“难易”问题，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他表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目的，王阳明自己说，是为吃紧救弊而发，知与行，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里的行，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说到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

王阳明的哲学学说，多得之于传统儒学，基本上都来自《孟子》和《大学》，尤其是其心学，更是对儒家思想资源的继承和发展。他所强调的万物一体，不仅继承了先秦早期的儒学，尤其是孔子仁学思想、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这是王阳明被称为理学家，同时被视为儒家学者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王门理学，其宗不离“儒释道”。商丘是“儒释道”三大传统文化和思想文明碰撞、融合和流播四方的地方。作为土生土长的商丘人，杨东明的理学思想继承的虽是王门衣钵，更多则是直接老庄、孔孟真传。

为官时，他践行知行合一，敢直言，曾多次上疏指陈时政，弹劾奸党，声援东林，其学问、气节为后世学者所推重。为布衣时，他践行知行合一，讲良知、讲仁、讲诚、讲明德、讲亲民、讲修齐治平，居乡善俗，泽被闾里。他的善政善俗，正是老庄、孔孟思想高度统一。可以说，杨东明治学严谨，可谓一位有独立思想的哲人。

晚年，杨东明从王门学派中分化出来，这正是他思想成熟后的一个华丽转身。是在通达“儒释道”正统思想后，在理学思想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他个人独到的见解，可谓是对王学空谈心性的一种纠正，是为提倡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德学说而对王学的一种积极修正。

曾经，台湾著名学者吴秀玉女士的丈夫高双印先生，为撰写好杨东明，不辞辛苦，回到大陆。他先是走访了河南省社科院、黄河水利委员会，后又到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获得了杨东明散落不多的资料，尤其是杨珍贵的《饥民图说疏》。为此，高先生特意来到虞城利民镇，拜谒杨东明墓，并做了大量采访。这是对历史文化的高度尊重，是对杨东明的一次重大“考古发掘”。

或许正因为沐浴着这种理性思想的光芒，杨东明的一生，无论居朝，还是立野，无论为国，还是为民，都那么彰显人道魅力。尤其是在乡间置仓社、设义庄等，他总是先拿自己开刀，总是率先革自己的命，不畏蚍蜉撼树，不言不自量力。这种精神的感召力，极具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舟一辑难渡汪洋，一步一趋难踏大道。众人协力，水敢让路，山会低头。杨东明的时代过去了。但杨东明精神的时代从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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