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内江，有这样一群“侦察”英雄！

当人们避免去医院等高感染风险场所，有一群人却逆向而行，深入隔离病房、疫点、疫源地开展调查；当人们纷纷与亲友“断绝往来”，有一群人却不得不与患者、疑似患者和留观人员“近距离接触”；当人们对长期的居家生活感到无聊苦闷，有一群人却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在忙碌的工作中忘记了时间。

他们，就是内江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现场调查组工作人员——“流调侦察兵”。

流调组工作人员在收集汇总相关资料  （受访者供图）

自1月24日内江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以来，内江流调工作人员每天穿梭于发热门诊、定点医院、集中医学观察点、隔离病房，开展调查工作。他们直面病毒，与疫情“赛跑”，只为发现患者活动轨迹，找到密切接触者，阻断病毒传播，为全市人民筑起坚强的生命防线。

啥都不怕，就怕调查不够完整

流调组工作人员都是“胆大”的人，余华就是其中之一。1月24日，余华正在资中县银山镇检查发热门诊、预检分诊设置情况，得知首例患者W确诊，她立即带人赶到收治患者的资中县人民医院了解情况，并前往感染地、疫点、疫源地、隔离病房等开展调查工作。

在W的老家，余华和同事与8名W的密切接触者面对面谈话。后来，8人中有4人被确诊。

那时，余华和同事的防护条件有限，但她们没有时间“害怕”。因为比起害怕，她们更在乎如何能快速、完整地完成工作。

在隔离病房开展调查时，患者D情绪十分低落，使得调查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余华心里着急，却还是小心安抚和引导，帮助D平复了心情并配合调查。

为了尽量减少与隔离病房的人和物接触，降低感染风险，流调组工作人员通常采用站立方式开展调查工作。在病房里站了近3个小时后，余华的腿几乎已经麻木，但看到写满了调查信息的纸张，强烈的成就感还是涌上了心头。通过调查，余华和同事们共梳理出D的密切接触者27名。

实际上，有时哪怕已经从隔离病房出来了，余华还是满脑子在想“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没问到，有没有漏掉什么细节……”

寻找密切接触者，仅靠患者的回忆远远不够。这时，就需要“流调侦察兵”们携手合作。

余华（左二）和同事在开展调查工作  （受访者供图）

1月底的一天，市民L感到身体不适，乘坐出租车到某医院就诊，但因为症状不明显未进行隔离观察。第二天，L再次打车去医院，经过诊断和样本检测，最终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密切接触者必须找到！余华和同事们兵分四路，分别到隔离病房、L的家中、隔离观察点以及医院相关科室、监控室等地点寻找线索。

在L的密切接触者中，出租车司机也在筛查范围内，但是，靠L的记忆，根本无法回忆出租车及驾驶员的信息，那么要如何才能找到搭载L的3辆出租车的驾驶员呢？

此时，医院的监控视频成为寻找车辆信息的最主要手段。3名“流调侦察兵”在L就诊的医院监控室调取监控，从夜里11点一直到凌晨3点，终于找到了搭载L的3辆出租车。

在“四方合作”机制的支持下，他们将车辆信息交给了交通主管部门并成功找到了相应时段的驾驶员，3名驾驶员随即被隔离观察，有效阻断了病毒的进一步扩散传播。

42岁，24年党龄，六度进入隔离病房参与流行病学调查，余华早已将危险置之度外。面对病毒，她说自己唯一担心的是“怕调查不够完整，怕漏掉细节”。

两入隔离区，只为查清真实轨迹

“这几天你做了什么？去了哪里？跟哪些人接触过？”厚厚的防护服和口罩下，内江市疾控中心流调组工作人员刘鹃必须用力说话，才能保证跟前的患者听清自己的问题。

2月1日，患者A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当晚8点多，刘鹃和同事以及区疾控中心共4名流调工作人员来到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隔离病房开展调查工作。

刘鹃在整理流调信息

病房里，刘鹃和同事在A的病床旁站立，她小心翼翼地询问患者的生活轨迹，身后的同事则将关键信息记录下来。

A略显吃力地回忆着近期动向。这是一名无症状感染者，无法通过“发病日期”来推算自己的活动轨迹及接触者，只能依靠记忆来合理推理。但是，患者是否记忆准确、表达是否清楚无误、是否存在有意隐瞒，这些都需要刘鹃和同事们通过更加周密、细致的询问和调查来佐证核实。

“我回来之后都是自己一个人住，没有出去，没有和人接触……”反复的追问、核实，让A已有些许不耐烦。

在刘鹃看来，A的回答不符合逻辑，她和同事们都持怀疑态度。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她从想方设法旁敲侧击。

“你没有出去，那你每天吃什么呢？你好久给父母打电话或者开视频呢？”面对这些细节问题，A的回答有些含糊不清。刘鹃和同事询问了两个小时，但A始终坚持自己在家多日未外出，未与人接触。

“难道是我们的判断有误？难道A说的是真的？”刘鹃在心里反问自己。但如果A说的不是真的，那会有多少潜在的感染者呢？后果不堪设想。

询问的方式毕竟依靠的是患者自身的记忆，不能保证每个患者都能清楚记得所有生活细节，刘鹃和同事们的工作遇到了困难。

最终，在“四方合作”机制支持下，公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A真实的活动轨迹，并将结果反馈到了市疾控中心流调组。

第二天，刘鹃再次进入隔离病房，仔细地向A核对信息、核实细节，并将公安调查的结果、如果隐瞒事实可能承担的后果向A作了说明，又一阵软磨硬泡、苦口婆心，A最终坦诚回答问题，调查顺利完成。

“为一个病例进去两次不算什么，只要能调查清楚就行。”疫情期间，刘鹃一共4次深入隔离病区开展调查工作。

即使彻夜不休，也要当好防疫先锋

作为东兴区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科主任，许舰允比常人更早了解疫情，并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从1月底开始，她就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守着防疫“门户”，护着人民健康。

1月24日，除夕，许舰允没能和往年一样在家里陪伴家人，而是奔波在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当天早上7点左右，许舰允和同事就出发前往乡镇卫生院开展指导工作。在某乡镇卫生院开展指导时，许舰允发现该卫生院由于房屋条件受限，没能将留观室设置在相对独立的空间，而是与门诊和普通病房较为接近，如果有确诊病例，容易发生交叉感染。

疫情防控容不得半点马虎，许舰允一边向卫生院负责人提出问题所在，一边指导卫生院将留观室单独设置在门诊和病房的楼上，且采用单独的进出通道，做好相应的隔断工作，并在设置完成后指导工作人员对留观室及通道进行消毒，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降低病毒传染风险。

许舰允(左一)在石子镇对武汉返乡人员开展调查    （受访者供图）

1月28日，东兴区确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接到区疾控中心党支部书记的通知后，许舰允立即回到中心参加紧急部署会，她的作战场地也由应急指挥部专班转移回了区疾控中心。

会上，许舰允被安排主导制定确诊病例防控方案。会议结束后，她即刻投入工作。

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许舰允下了一番功夫，她全面了解了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并在控制方案中对疫点所在乡镇（街道）、小区、疾控人员等涉及的工作职责作了详细划分，分类别列出了防控范围。大约5个小时后，一份完整的方案出炉了。

1月29日晚上9时左右，隔离人员转进肖家冲集中隔离观察点，作为技术指导组工作人员，许舰允和同事们来到这里，对人员转进流程、消毒、医护人员防护等工作开展指导。

许舰允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1时，回到家洗漱完毕，已是凌晨两点多。凌晨3时30分，当接到有新增确诊病例的电话时，许舰允又跃然起身，以最快速度赶到单位，核实信息，抽丝剥茧分析病人的活动轨迹、可能污染的场所，为全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保障，一直忙碌到天亮。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觉得我应该让这面旗帜飘得更高，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当好急先锋。”许舰允是一名有着5年党龄的党员，在疫情防控中，她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名疾控人的使命和共产党员的担当，也曾两次申请到武汉支援抗“疫”，渴望用一己之力，为祖国、为社会出力。

抗击疫情，内江疾控人员齐心协力，交出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单——建立健全“四方合作”机制，确保流调顺利开展；针对密切接触者管理的两项举措在全省推广；市疾控中心开展的疫情研判工作获市主要领导肯定；对确诊病例资料实行“一案一册”精细化管理；26名专业技术人员递交请战书，组建3支援鄂应急预备队，邓凯元作为全市唯一一名驰援武汉的疾控队员奔赴前线……

在抗疫一线，无数疾控人员用生命坚守，用无畏奉献，保障着全市人民的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