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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文史｜隋唐运河商丘段：一条河的使命（下）

2020-04-22 09:1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编者按

申遗！申遗！申遗！

这仿佛才是隋唐运河商丘段一等千年的光荣使命。一等千年，似乎只为用一个托举的姿势，再给商丘一个力，让这样一座蓬勃奋发的城，在一个更为远大的高度上，在一方更为广阔的平台上，健步而来，盛大展现。

近年来，商丘古城申遗与隋唐运河商丘段申遗的声音都很强烈，捆绑申遗的呼声同样高涨，申遗疑似步入快车道。

而向谁申遗？怎样申遗？胜算在哪里？谜面清晰若此，谜底，似乎不在成功的那一天，都难完全昭然若揭。

2008年12月，在商丘召开的全国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调研工作督察工作座谈会上，睢阳区商丘古城、商丘古城南关外大运河码头两处景点，同步入选国家隋唐联合大运河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象。

自2008年至今，已四个年头。四年里，商丘古城开发和隋唐运河商丘段的考古发掘一直在紧锣密鼓，云帆直挂。这是信念，也是信心。但申遗不仅要放眼国内，还要放眼世界各国。因为申遗不只是商丘的事，不只是中国的事，而是世界的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此纵观横比，很有必要。知差距方能及时补缺；知优势才能一往无前。

“征途”是用来负重的，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更难说一步登顶。如果方向没错，唯有持之恒，“修整河山”，以待盛时。

今夕申遗始于何夕

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被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出土的大量文物所吸引。（2007年摄）

2006年12月，文化部启动隋唐大运河申请世界历史遗产工作，开始在全国8个省、直辖市对隋唐大运河进行考古发掘。商丘有幸成为参与者和发言人。

2007年7月，为配合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商丘成立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考古勘探调查指挥部，拨付了专项经费，组织6个调查勘探队开展了考古勘探调查，特邀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技术人员参与调查，借助遥感、航拍等现代科技手段为考古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经过第一阶段的考古勘探调查，基本上掌握了隋唐运河商丘段的位置走向情况，探明运河商丘段的长度，部分了解了运河河堤的宽度以及河床的宽度、深度和坡度，征集到一大批有价值的文物，收集了一些与运河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不仅为隋唐大运河申遗提供了基础材料，而且为制定运河保护规划提供了依据。

同年12月14日，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匡迪为团长的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考察团来商，就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保护和申遗工作进行考察，徐匡迪等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对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保护以及商丘古城的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2008年3月，为进一步配合大运河申遗工作，同时勘察商丘市地下文物资源，商丘市文物部门组成了“商丘古城大运河码头考古队”，并开始实地勘察。10月锁定在睢阳区古宋乡周边地区进行考古钻探。至12月，历时7个多月，最终在古宋乡叶园村附近发现了被掩埋一千多年的大运河古码头遗址。据发掘现场初步判定，发掘处为河流与码头的边界部分，该段运河呈西北、东南流向，运河宽约100米，水深20米。时任大运河考古调查队领队、今商丘市博物馆馆长王良田断定：“一边是河岸，一边是生活区，判定应为古码头。”另据发掘现场判断，大运河古码头遗址位于运河北岸，码头南北长约52米，东西长约150米，算上附近仓库等附属物，码头总面积约在24万平方米左右。另在南岸还发掘出一个码头，面积16万平方米。

当时在古码头遗址，还发掘出了船板、青砖、瓷片等遗物。在挖掘出的众多遗物中，一枚刻有“熙宁元宝”字样的古钱币，有力地印证了考古专家对该码头年代的推测。但在已经挖掘出的遗迹、遗物中，也出现了两处让考古人员暂时无法解释的遗物、遗迹，给古码头遗址多少增添了一丝神秘。一是不明船板，一是不明烧土。

今天勘定隋唐大运河商丘码头遗址在商丘市睢阳区商柘公路与105国道之间，北岸占地约24.5万平方米，南岸占地约24.8万平方米。在商丘境内长约200公里。自西向东流经睢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至今，夏邑县汴河济阳镇段仍保存有宽20－30米、长20多公里的运河水面。隋唐大运河为商丘留下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产。当年于商丘古城南2．5公里的商丘码头汴河遗址，发掘出大量隋唐时期钧瓷、汝瓷、哥瓷等多个窑口的瓷器，为科学研究大运河隋唐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2011年8月，商丘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商丘市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为大运河商丘段遗产保护提供了科学的法律依据，将有力推动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开展。

国家将于2014年对包括大运河商丘段在内的整条大运河进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下，商丘码头汴河遗址已进入大运河申遗“立即列入项目”。

有优势方不辱申遗使命

据市文物局副局长刘昭允介绍，从3月中旬正式开始的大运河商丘古城南关码头遗址第二阶段的扩方挖掘，将扩大考古发掘规模，进一步揭示大运河南关码头遗址的深刻文化内涵。

为了配合大运河“申遗”，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管理局联合编制的《汴河遗址商丘古城南关外码头遗址段发掘方案》，早已于2011年4月10日被国家文物局批准，取得国家考古发掘执照。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该处遗址挖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第一阶段已开挖面积约2000平方米（东西宽40米、南北长50米）。在第一阶段已开挖遗址东侧，第二阶段将继续扩方挖掘2500多平方米。

如同商丘古城城墙、城湖、城郭保存基本完好一样，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这才是申遗的最大优势。有优势方不辱申遗使命。

考古勘探发现，隋唐运河商丘段下部为隋代和唐代堆积，上部为宋代堆积，宋代以后堆积和遗物基本不见。商丘虞城县以西受黄河泛滥淤积影响较大，运河掩埋较深，保存非常完好。虞城县以东受黄河泛滥淤积影响相对较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夏邑、永城境内运河故道还保存有高出地面2米多的河堤，后来沿运河南堤修建商丘至永城公路和永城至宿州公路，挖土修建路基时对部分河堤和河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总的来说，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保存基本完好。

“摸样完好”是最难能可贵的优势，另有一种优势不可限量，那就是文化遗存。

近年来，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出土了大量文物，唐宋货船两艘，以及大量的隋唐至宋代的瓷器、陶器、三彩器、铜钱等遗物，尤其是瓷器数量众多，来自十几个不同的窑口。这些发现都为研究运河文化、展示运河文明以及探索唐宋时期的造船技术、瓷器制作技术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而作为隋唐运河商丘段申遗的另一大筹码——商丘古城，两两绑定申遗，不仅可能，而且可行。

虽然，商丘古城的历史远远悠久于隋唐运河。但是可以说，是隋唐运河的繁华漕运，使商丘古城迅速蝉蜕为“一城九万家”的商业大都市。它们互相辉映，互为成全。

2007年11月14日，徐匡迪一行60多人的考察团来到商丘，就隋唐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进行考察。当日上午，考察团先后参观了阏伯台、华商文化广场、八关斋、穆氏四合院、壮悔堂、北城门等景点，并参观了大运河商丘段的出土文物。在下午举行的商丘汇报会上，徐匡迪听完汇报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商丘古城的保护价值实际上在平遥之上，平遥是在清朝晋商发达起来后才兴盛起来的城市，而商丘是从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到隋唐，到北宋都兴盛的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古城保护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商丘古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多，有很多的可挖之处，这都是商丘古城的优势，因为在平遥看不到这些，只看到票号里的账本，没看到这种文化积淀。

商丘古城的文化积淀和文明厚度，远远超越于中国任何一座古城。

中国多古城，以风景见长的，以历史见长的，以文化见长的，以建筑见长的，以传说见长的，各具特色，各见千秋。但一城之间，占尽风景、历史、文化、建筑、传说等等特质的，怕还真不多。商丘古城是一座。198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儿最早闪现中华黄河文明之光。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创造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最先拉开了黄河文明发展的序幕。燧人氏发明人工取火技术，开创中华火文明史，肇始地就在商丘。

这儿屹立着中国华商精神的“诚信”丰碑。商丘是王亥故里，王亥是华商始祖，诚信是华商精神的内核，已毋庸置疑。今天，“诚信”已成为商丘的一种优良传统，一种商业文明，一种立市根本，不仅滋养本土品牌，而且也将守护落地品牌在这片土地上健康成长。

这儿是天下黄皮肤黑眼睛的寻根之地。目前考证出中华千余姓氏的“根”在商丘。在《百家姓》438个姓氏中，有242个源于商丘。目前台湾省的“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10大姓氏中，有7个姓氏族根就在商丘。除帝喾后裔外，有据可查的姓氏在商丘的，还有宋、牛、葛、虞、陶、陈、田、桑、甾、犬、火、睢等。

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涵养，让商丘古城文化成为中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和缩影，具有中原文化涵盖的根文化、都城文化、商业文化、思想文化、宗教文化、汉字文化、科教文化、姓氏文化等固有属性。

某种意义上讲，商丘古城与隋唐运河商丘段有着不可分割的“连体”关系。因此，两两绑定申遗，很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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