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第三帝国元年的小人物与……大历史

1933年，史称“第三帝国元年”。

这一年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二十五岁，刚从法学院毕业，是柏林高等法院的实习生。他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 》（周全译，译林出版社，2017 年9月）写于1939年初，当时他逃亡到英国不久，该书内容始于1914年夏，终于1933年年底。书中有一章专门谈小人物与大历史写作的关系，很有意思。哈夫纳在写作的过程中就考虑到可能来自读者的各种严厉指责，比如作者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青年人，唠唠叨叨的个人遭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想知道的是希特勒与布隆贝格、施莱歇、罗姆等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暗盘交易？究竟是谁在国会大厦纵火？布劳恩为何亡命海外？奥伯弗伦何故自杀？……“他未必就比我们更清楚那些重大事件。他虽然比较接近现场，却从未深入探讨上述问题，所以甚至还称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目击者。”（214页）哈夫纳预料中的这些指责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陌生，相反是显得太温柔、太文明了，他担心的只是读者可能会逐渐失去阅读的兴趣。哈夫纳说读者的意见不能说是毫无道理，他承认自己没有深入探讨那些重大事件，“我确实并非特别称职的目击者，而且没有人会比我更看轻自己的重要性”。（同上）但是他依然相信一个小老百姓的个人故事同样具有记载大历史的重要意义，由此提出了“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事件”的问题。他有一段话的意思说得很形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常被视为一场介于希特勒、墨索里尼、蒋介石、罗斯福、张伯伦等人之间的棋局，他们的名字世人皆知；而我们这些不知名的普通人显得顶多只是历史的对象或棋局中的卒子而已，可以任人摆布、放着不管，或被牺牲宰杀。仿佛这些人的生命存在于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与我们所置身的棋盘完全无关，仿佛我们从不晓得棋盘上的事件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对此他当然不同意，他认为最简单的事实是“真正称得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和决定，便发生在我们这些无名小卒之间，来自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平民百姓的内心。”（215页）听起来似乎是我们熟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老调，其实他指的是，正是所有普通德国人的心灵活动、反应及变化使得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成为可能。

有一个问题是哈夫纳没有想到的：他流亡到英国写自己国家的帝国元年“家丑”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在关于是否应该逃离德国的章节中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真正的爱国就是使它免于纳粹暴政的践踏。另外，更有意思的是他的犹太朋友弗朗克的父亲对他说的那番话：“你难道真的相信，我捏造出骇人听闻的消息，然后把它们寄到国外？你们当中难道真有人相信这档子事？”；“我们犹太人可不会笨到在当下这个节骨眼，做出写信到国外散播谣言的蠢事来。难道我们没有在报纸上面读过，通信自由早就被取消了？说也奇怪，我们居然还获准继续读报纸！”（189页）哈夫纳没有细说此事的经过，大致应该是老先生被人指责写信到国外散布关于德国的谣言，因此受到纳粹的迫害。老先生坚持自己没有写过那样的信，理由之一是早已在报纸上知道通信自由被取消了，我怎么还能写信给国外？ 哈夫纳回答说没有任何明白事理的人会相信这件事，但是他接着说不相信又怎么样呢，有什么实质意义吗？我们所有人都落入了他们手中，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然而老人仍然继续追问：“为什么他们在大权在握、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还要继续撒谎？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191页）这可是一个真问题，但是哈夫纳没有回答他。

毫无疑问，“第三帝国元年”中的小人物与大历史的确有紧密而且直接的联系，他们的个人叙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哈夫纳的故事不仅来自个人生活中的观察与感受，而且紧紧围绕对纳粹暴政的预感、认识和在现实面前的选择，生动而真实地描绘了普通德国人在面对纳粹政治步步紧逼、全面控制社会生活、残酷摧毁宪政文明之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选择，深刻揭示了具有普遍性的国民心态和行为选择如何迎来了第三帝国元年。历史学家的研究著述就不用说了，即使是与同样以回忆录、日记等方式出现的其他个人叙事相比，哈夫纳的这个故事也是讲得非常独特，许多内容太扎心；许多心理分析很冷酷，但真实得让人喘不过气。这部书写完之后，直到2000年才第一次出版，马上引起强烈反响。最重要的反响是，“许多欧美国家的读者均表示：‘同样的事情今天也可能在我国重新发生。’……‘哈夫纳的作品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我们面对下一次考验的时候，果真会有把握做出较佳的表现吗？’”（“译序”）

哈夫纳出身于德国雅利安人中产家庭，父亲是从事立法工作的国家公务员，一个酷爱古典文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家里有数万册藏书。他的家庭充满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氛围：热爱文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关注政治与时局，在自由与暴政之间认真思考和反复讨论良知和个人命运的选择等问题。1933年，哈夫纳在大学法学院毕业，在柏林高等法院当实习生（“候补文官”）。这些法学毕业的实习生没有权力、不拿工资，“但无论如何，许多法官签署的判决书实乃出自‘候补文官’之手。他们在开庭时固然无权作出判决，却有资格进行口头报告，到头来往往确实可以影响判决结果。”（120页）去年，一位在美国的联邦巡回法院实习的青年学子向我讲述了同样的故事，并且补充说他写的报告书都要收入卷宗档案，事实上成为美国司法文献库中的一页。

面对纳粹暴政的步步紧逼，在这样的家庭和教育背景中出来的自由知识分子首先感受到的是人格上的屈辱感。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第三帝国元年”正式揭幕。第二天，法院实习生哈夫纳像往常坐在柏林高等法院图书室翻阅卷宗资料，突然有一群冲锋队员冲进来要驱逐犹太人。当哈夫纳正在因为阅览室里有几个实习生高声谈笑着说“他们正准备把犹太人撵出去”而对那几个家伙暴露出来的纳粹面貌深感震惊的时候，“一个身穿褐色制服的家伙朝着我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劈头就问：‘你是雅利安人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的。’他用检视的目光望了望我的鼻子以后就走开了。这时我的脸部涌上一股热血——我慢了半拍才领悟到，自己已经蒙受奇耻大辱并打了败仗，因为我说了‘是的’！我固然是‘雅利安人’无误，所以我并没有撒谎。只不过我让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竟然对着一个无权向我问话的人，很屈辱地作出了肯定的答复……最可耻的事情就是，我用那个答案换来现在可以继续不受打扰坐在卷宗后面！尤有甚者，当我面对第一次考验时就失败得一塌糊涂！我真想打自己一记耳光。”当他离开高等法院的时候，周围一切如常，没有人知道这个机构此时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也没人知道“我刚刚才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那个耻辱很难洗刷。”（177页）他后来一再提到这件事。

另一件事发生在他父亲身上。有一天他收到一份官方寄来的函件，里面有一份长长的问卷，要求他详实填写，“凡未加答复或所述有违实情者，将导致退休金之丧失……”。问卷的问题包括曾经参加过哪些政党、社团及组织，而且要列举自己曾经对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最后必须在一份事先印好的书面声明上签字，表示自己将“毫无保留地效忠于‘民族奋起政府’”。“一言以蔽之，他为国服务长达四十五年以后，现在还要卑躬屈膝才有办法保住自己的退休金。”他默然地凝视着这份问卷，哈夫纳问他是否打算填写，他沉默了很久以后反问：“难道你认为我不该填写吗？”轮到哈夫纳沉默了。他父亲接着说：“如果不填的话，我不晓得你和你的母亲又该如何活下去。”；“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又怎么会有办法去巴黎并撰写博士论文呢？”几天之后，他父亲填写了问卷，“趁着自己改变主意以前赶紧把回函投入邮筒。从此他虽然表面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改变，讲话的语气也不比过去激动，可是这一切都已经让他心力交瘁。”（275—277页）

屈辱产生于被迫接受，同时也产生于内心的搏斗而且是落败的结局。哈夫纳在取得法官或律师的任职资格前必须通过中级文官考试，七月份突然宣布参加考试者必须先集中到“团体生活营”参加军训，“彼等将于营区内接受军事化训练，体验健康的团体生活，并接受正确的世界观教育，为自己所须肩负的重责大任预作准备，以便成为德意志人民法官。”（289页）别的先不说，入营的第一天就要穿制服、戴臂章。戴还是不戴，那个在他心里认为是丑恶象征的万字臂章？他想到如果拒绝，甚至很英雄气地把它踩在脚底下，只会显得既疯狂又可笑，同时也将意味着会被送入集中营，再也无法通过考试，违背了对父亲的承诺，甚至就此一命呜呼，“不但死得轻如鸿毛，而且是为了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而亡，连观众也没有。那未免太离谱了！”同时他十分清楚的是，这里每个人都扎着万字臂章，其中许多人或许有相同的想法，“可是假如我做出那个戏剧化的动作，他们只会耸耸肩膀而已。”所以最好的做法还是戴上去。他在内心试图为自己开脱，这只是一场游戏，自己只不过在里面扮演小角色而已。“然而，我的心头又冒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你已经套上了万字臂章！”他还想到了未来在法庭上的审判，“那个法庭不接受这种借口，只是铁面无私记下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开庭时，法庭不会直视我的内心，反而只是盯着我的万字臂章仔细端详。”（327—329页）

在屈辱的感受之外，对时局发展的感受和判断更为直接地影响着行为选择。哈夫纳虽然从小成长在自由知识分子家庭，却并非很早就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奇特的是他有相当发达的精神上的嗅觉，依据一种主要来自美学价值上的嗅觉来对纳粹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判断。他根本就懒得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还想讨论在纳粹声称的目标和意图背后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讨论的，他用鼻子就能闻到纳粹不仅是他个人的敌人，而且是他所珍惜的一切事物的敌人。但是他也承认自己犯下了绝对的错误：没有看出他们可以是多么可怕的敌人。因此他像很多对纳粹不能认同但是远没有足够重视的人一样，后来才认识到“那种态度在当时帮了纳粹很大的忙，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如此。”（123页）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的那天晚上，哈夫纳和他父亲经过讨论的共识是，这个新政府固然有机会制造出许多祸害，但不大可能长期执政下去。在写这书的时候他才认识到，“当初我们都过于确信不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发展……根本就没有想到，万一出现了最恶劣的状况，又该采取何种手段来加以制止。”（127页）轻视与确信，这的确是他们的重大失误。

在重大事件面前的讨论状况，同样折射出严重的问题。哈夫纳说绝大多数德国人在1933年2月时相信的确是德国共产党在国会大厦纵火，但是他认为当时人们的错误认识是：既然这样，政府理所当然有权采取“强有力的干预行动”！甚至连一起在法院实习的同事也是这样，他们有些人甚至并不真的相信官方的说法，但却没有提出质疑——“为什么从此我们的电话交谈可以被窃听、信件可以被拆阅检查、书桌可以被外力强行打开，仿佛那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他坚持认为以纵火案为理由剥夺个人权利是对个人的侮辱，“只不过因为有人宣称某个共产党员放火把国会大厦烧了，所以我就无法再阅读自己想看的报纸。你们难道没有同样的奇怪感觉吗？”（143页）实际上他的感觉又岂止是奇怪而已。后来在“团结生活营”中有一个平时相当讨人喜欢的同伴说他也不相信那些被告就是真正的纵火者，“可是，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足以陷人入罪，所以我们可以抬起头来不必感到难过。多死几个人或少死几个人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哈夫纳说听到这些议论后就应该“立刻拿起一把斧头朝着讲那种话的人劈头砍下去。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只有这么做才对。”但是，真的能去砍吗？先不说这样做的后果，更重要的是自己最终还是默不作声，说明“我们两个之间难道会有很大差别吗？那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331页）真是足够残酷的思想斗争。同样的一件事，也是在这个营地里，有人说要“把巴黎炸得稀烂”，“这不正像是一把直直插入你心中的刀子吗？为什么你连一句话也没有说？”（329页）他反复思考，不知道该说和能说什么。在那种氛围下，或许可以说“是该这么做，不过好像有点可惜。”他马上觉得如果这么说就显得太怯懦和矫饰了。如果正儿八经地纠正他、和他讲道理，则完全是对牛弹琴，不会有任何效果。因此沉默才是上策。（330页）这还是在这个圈子里，都受过高等教育，是知识分子及未来的法官，不可能都是缺乏信念、个性全无的软骨头。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同志般的团体生活”所造成的结果，因为这种环境把人的智力水平被锁定在最低的程度，而且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讨论。在这里，所有的“‘讨论’立刻就会染上‘唱衰’和‘找麻烦’的色彩——那可是滔天大罪。”（336页）

他也提到知识分子圈的讨论。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只是没完没了的空泛讨论，反而像帷幔一般遮住了视线；人们挖空心思想把时局硬生生套入一个早已不合时宜、无法切中时弊的政治观念体系之中。多年后更发现那时人们做出的解释是那么无谓、所提出的辩解是那么愚蠢、所做的尝试更是肤浅得不可救药——虽然已清楚嗅到了恐怖与讨厌的气息，却让自己的理智削足适履来适应一切！所套用的各种“主义”完全脱离现实！“当我回想过去情景的时候，禁不住会出现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160 页）关于犹太人的讨论更是典型。当纳粹开始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德国知识界掀起一股空谈和讨论的浪潮，每个人都感觉有必要或有权利针对犹太人来抒发己见，于是有些替犹太人辩护的人认为把“规规矩矩”的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区分开来，有些则指责在科学、文艺和医药等领域正因为犹太人而“充斥外来影响”，进而统计出那些帮犹太人讲话的人在医生、律师和新闻记者等行当中占了多么高的百分比。（166页）哈夫纳指出，纳粹的意图要把整个民族变得像是一群互相撕咬的恶犬，“换句话说，经过数千年文明发展才被压抑下去的残酷暴虐天性，现在又释放了出来，而且还刻意遭到培植。”（167页）

有一个问题哈夫纳一直想不通，第三帝国伴随各种残暴行为而来，各党派、各团体的反抗由于各种复杂原因而被阻止也就罢了，为什么各地同样没有出现个人的反抗行为呢？他说这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指责。他思考的结论是因为继续照常运转的日常生活机制，使人们觉得生活还可以进行下去，每日的例行公事还可以带来安全感与生命的延续。对于雅利安人中产阶级，不说反抗，就连逃离德国的念头也都难以付诸实践。哈夫纳在1933年3月因为激愤而暴跳如雷，提出脱离公职、移居国外等狂野的建议，但是说出来以后都不了了之。（161页）你不走，第三帝国的元年当然要降临你的头上。小人物与大历史，就是这样叫上了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