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谈上世纪后期的美国汉学

澎湃新闻记者 黄晓峰

2020-04-26 10:1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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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进兴(章静 绘)
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黄进兴院士,自1976年赴美留学,师从史华慈先生和余英时先生。留美近十年,与当时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多有学术交流。曾出版《哈佛琐记》一书,对此有不少描述,近期他又出版了《学人侧影》一书,借此机会,《上海书评》采访了黄先生,请他谈谈对上世纪末美国汉学的印象和理解。
《学人侧影》,黄进兴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
您是1976年去美国留学的,当时美国汉学界的研究状况与现在相比,您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黄进兴:我是1976年到美国留学的,我那时候所看到美国汉学界的现象,应该是1970年到1980年那时候美国汉学的表现。1983年我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到台湾,对于当时美国汉学界的看法当然也不是全盘的,也限于我自己个人的接触以及我所阅读的书籍。我觉得那个时候欧美汉学的学风受到日本的汉学影响很大,所以你会观察到:当时在欧美,很多人为了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都是借道日本的汉学。所以一般他们的留学经验,大部分都是到日本,一小部分到台湾。因为当时大陆并没有开放,所以他们对大陆学术的了解是很隔阂的。你看到我举的几个名家,例如像英国的唐史名家杜希德,他的很多作品受日本汉学的影响很大。例如他的老师仁井田陞就是中国法制史的大家,所以他不管写财政史,还是攸关法制史的,你可以从注解里看到许多日本汉学家的著作。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我快要毕业离开哈佛的时候,从芝加哥大学来的孔飞力,你看他的作品,也是看到日本汉学的影子。他们的著作在当时都是以政治史、经济史为重点。我的老师史华慈则是个例外,他喜欢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其他的像文化史、医疗史,那时候比较罕见。他们除了假道日本汉学,还有一个趋向,会采用当时英美流行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问,当时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先生便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另外,像洋学者孔飞力的著作,你就会看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而我的同学杜赞奇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便是大量采用日本满铁调查的原始资料和人类学的概念。但整体的感觉,你觉得他们做的东西都是中规中矩,正经八百。议题也比较严肃,不像二十世纪晚期,后现代理论取代了前一阶段的社会科学,后来的新文化史,使很多你看起来的作品就像小品文一样,趣味性很强。许多生活的或者细节或者感觉会被呈现出来。例如我们看到差不多九十年代之后像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研究那些明代的情欲、感觉、放纵、欲望这些东西;或者像高彦颐的《砚台的社会生命:清初的工匠和学者》,文物砚台都可以拿来做研究的对象。我并不能说他们有一定有高下之分或对不对,但是每个时代的风尚均有所歧异。我的看法当然也是限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并不能以偏概全。
杜赞奇
我们注意到,1981年您曾经和康乐先生主编过一本《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余英时先生做的序,文章择选和翻译都相当精到,至今看来仍不过时,能说说这本书的编辑因缘吗?
黄进兴:因为当时从台湾出来不少留学生,在欧美各个不同的大学受不同的教育,例如康乐,就是在耶鲁,还有参与人之一的康绿岛,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政治学位,钱永祥在英国念哲学等等。还有些是在其他的学校,例如普林斯顿。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想法,我们每一个人受的教育环境不一样,也算读了一些书。如果把我们读过的书的一些好作品译成中文,算是一个集体的合作。后来大家都努力做到了。因为当时在博士班的时候,大家心无旁骛,心志纯一,所以容易认真地把它翻译出来,翻译的质量也比较高。后来这本书也受到台湾、大陆学者的欣赏,可惜这个书再版后出版社就关门了。这本书到现在很难找得到。常常听人家说这很可惜,应该再把它翻印出来。一方面我在大陆也找了几个出版社,但是后来都不了了之。这本书基本上我是负责选文和找人翻译。康乐因为组织能力强,所以他负责跟出版社交涉,后来的催稿这些事情,在编译的过程中,他处理的也很多。总的来说,这是我们两个跟其他一些热心的留学生同心协力的成果。
史华慈先生对您的博士论文没有运用西方思想的训练感到遗憾。您在美国留学期间,修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的课程,这些学术背景对您此后的研究起到什么作用?
黄进兴:因为史华慈先生知道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常常跑去听社会科学和哲学的课,甚至修习他们的课程。他那时候对我的评价就是,博士论文写得还可以。但是他有些微的失望,我没有把所学习到的西方的学问应用到论文里。所以毕业临走前,他就跟我讲,希望有一天你能结合你在哈佛所学到的西方学问和中国的学问。的确,我的博士论文受到余英时老师的影响。他希望我的博士论文做李绂,代表清初的陆王学派,余先生这个题目是刻意挑选的。他找了一个罕有人问津的冷门题目。李绂除了在钱穆太老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一章以外,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只有点到为止,自然我就无所依傍。必须要一步一步把他的作品啃完,再逐步理清自己的一些读后心得,所以当时的确很难用上我读到的一些千奇百怪的西式学问。不过经过二三十年回想起来,当时在哈佛读的这些书也不能说完全白费工夫。后来我在从事孔庙文化研究的时候,这些学问慢慢就浮现出来了。当然不是硬搬过来,必须要做融会贯通。所以在做孔庙文化研究时我就发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念,就影响了我对宗教的看法。还有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的观念,以及他对中国宗教的研究,都影响了我探索孔庙文化。其他的东西多少都有一些,但是很难一下讲清楚、说明白。
您在书中提到,彼时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已显衰落之势,中国思想史研究尚待开拓。前几年,葛兆光先生也曾说起思想史研究的衰落,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黄进兴:关于思想史在西方和在中国所遭遇的样态及流行时程颇有落差。因为事实上,思想史在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并不是主流的学问。在历史学科里面,她慢慢地被其他专门史取代了,例如文化史、医疗史、环境史之类的探讨。在西方的思想史其实本身有极大的变化,我自己有一篇文章应该是收在《从理学到伦理学》这本书里,分析从二十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晚期思想史的流变。实际上它历经五六次大的转变,即使如此,仍旧到后来越发不是主流的学问,反而在中国在这一二十年方兴未艾。这当然是跟欧美文化的发展不同调,它的阶段性也不一样。整体来讲,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一般来讲比较单纯、比较传统,没有像西方的思想史那样变化万千。这个有其优点,当然也有其缺点。但整体而言,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您一直提到史华慈和余英时先生对您的影响,能否谈谈两位学者治学路径的差别?
黄进兴:史华慈教授和余英时教授对我的影响,那是毫无疑义的。我觉得史华慈教授教我对学问和议题都要保持批判、怀疑的态度。另外一方面,余英时教授则是培养我对中国学问的品味和实质判断。所以两位均令我受益良多。我的中国学问受余英时先生影响最大。没有他的话,事实上我不可能走向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那两位学者的治学路径当然不一样。史华慈基本的基础是来自于对法国思想史研究。虽然他博士论文是研究毛泽东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但之前研究的却是法兰西思想史。余先生的学承跟史华慈完全不同,他最重要的两个老师,一个是钱穆,到哈佛后受杨联陞教授影响。钱穆帮余先生打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宽厚的中国学问的底子。杨联陞先生就打开了余先生认识日本汉学和西方汉学的眼界。余先生聪颖非凡,他结合中国的学问,加上日本汉学和西方学问的熏陶,所以做出他自成一格,卓然大家的学问。史华慈跟他迥然有别,基本上还是源自于西方主流学问的熏陶,所以他才会有像严复这样比较思想史的经典之作。一方面,他对西方的思想有所了解,因此借着比对严复的翻译,找了一个比较容易发挥的题目,而得到别有心裁的看法。史华慈先生也喜欢把别人的立说或者理论分析得很透彻,最后这理论有时候就无立足之地了。所以说他是一个理论的批判和摧毁者。他有个口头语——on the other hand,就是另一方面怎么说,所以我在《哈佛琐记》有提到,人家称他Mr. On the Other Hand,称号“但是先生”。你的理论、你的立说,但是怎么样?他就开始把你解构掉了。
您和渡边浩先生谈话时,都认为美国汉学界轻灵有余,厚重不足,能具体谈谈吗?
黄进兴:渡边浩先生对自己的日本学问和传统非常有自信,而且他的英文、法文十分好。我们两个人在哈佛曾经在一起两年,常藉午餐时间,品评学术功过得失,乐趣无比。我们有个共同的想法,就是美国人的作品颇有巧思,往好方面讲,就是有新意、有创意,但是基本功夫就较欠缺,例如对中文材料的爬梳、浸润,整个学术背景的掌握和了解这一方面就显得薄弱!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因人而异。例如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普林斯顿的牟复礼教授的国学底子就非常好。他老师是萧公权先生,年轻时在南京念过书。牟复礼还会做一些汉诗。他的学问的风格style比较接近中国人的style。所以有时候也不能以偏概全。
黄进兴(左)与渡边浩
您当时曾觉得,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多忧心忡忡,而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多乐观活泼,现在呢?
黄进兴:我留美那个时代大概1980年左右,你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忧心忡忡,日本学者多乐观活泼。跟那个大时代的背景有关系。那时候中国还没崛起,日本的经济却蓬勃发达,四处扩张,锐不可当。那时候还有一本书,叫《日本第一》(Japan Number One)十分风行,可见一端。所以研究日本的学者一般都比较趾高气扬,心情愉悦!研究中国的都是看到中国从甲午战争以来节节败退,国难频繁,情况都不是很理想。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一般心情都比较沉重,研究日本问题比较达观,相对轻松、活泼。现在的情况,有些反过来了。
最近十余年,大陆新文化史的研究,是否受到美国汉学界的影响,您是怎么看待的?
黄进兴:新文化史最早当然是从美国、欧洲这些地方传播过来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新文化史跟传统的文化史颇有出入,传统文化史就是说比较精神性的、比较艺术性的、比较零散性的。而新文化史是扣紧文化跟物质层面的关系,也牵扯到宰制的权力问题等等。但是它又修正那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观念,即物质的基础决定上层的精神文化层面,新文化史觉得这两个方面是交相影响的,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新文化史研究阅读行为、研究黄鹤楼,也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所以这些现象是跟美国汉学很像。还牵扯一些语言的问题,强调语言本身不只是一个工具,它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媒介,所以新文化史有很多跟传统不一样的地方。文化史在二十世纪初期是被比较看轻的,被认为是比较软性的的学问,林林总总什么都扯,谈的松散而不严谨,颇受批评。但新文化史因为跟后现代包括福柯都有渊源,跟年鉴学派的第三第四代又有连结,所以在取材各方面也比较宽广,而且生活性也比较强。在各方面比较严谨地开发新的议题,包括像心态的问题,各方面都可以包括在里面。
关于新文化史,我之前的同事李孝悌先生会更熟悉,事实上他是台湾新文化史的一个先锋人物。然后他又把这个观念到大陆四处宣扬,我想多少有一些影响。
您怎么看近年广受海内外学界关注的“新清史”及其相关议题?
黄进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自己对新清史在大陆那么流行,坦白讲有一点意外。因为在我们1960年代、1970年代读书的时候,修习辽金元史,我们的老师,是陶晋生先生、萧启庆先生。陶先生是金史权威,萧先生是蒙元史权威,他们在课上都会提到日本人的著作。例如像当时最出名者――田村实造的《征服王朝》三大册,这里面就牵涉到很多后来跟新清史有关系的问题。所以新清史对我们来讲,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说不是那么新鲜,好像我们在三十年前就曾经接触到这些问题。举个例子,两年前,哈佛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到史语所演讲,当时听众不少。欧立德先生的汉语十分流利,他也擅长演讲,一表人才,当时我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在演讲完后,就有一位大陆的学者,我记得是姓王,据说在日本任教,他就很不客气地质问,说欧立德先生你所讲的这些,日本人在三四十年前都讨论过!语气相当唐突直率,当时气氛有一点尴尬;但是欧立德先生很有风度,就说你讲的不错,事实上我也受日本老师的影响。因为欧立德曾经在日本留学过,他老师本人也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性的人物,叫冈田英弘。欧立德先生就讲,我虽然是受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影响,但是我进一步把它阐发,然后把它用英文讲得更清楚。事实上新清史对当时的大陆学界有一点像清凉剂的作用,因为传统的学者很容易以汉族为中心,来讨论异族王朝辽、金、清,觉得他们都完全被汉化了。这个又讲得太简单、太狭隘了。所以一些学者,尤其现在在美国的几个代表性的学者,包括我当时读书时候的朋友柯娇燕,她是比欧立德更激进的新清史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以前的历史学家都以偏概全,事实上异族并没有真的都完全汉化。他们常常还保存自己的生活习俗,还有一些他们的文化,包括饮食习惯。我们随便举例子说,满清王朝非常重视皇族、皇子的狩猎、独特的祭天仪式。这个都跟纯粹的汉朝、纯粹汉人所建立的王朝很不一样,他们只注重四书五经的汉文教育。满清皇朝刻意提倡保存满文。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清代中晚期以后,要维持满文的教育,事实上连在贵族里面推行都颇为困难。满族跟汉人自然就慢慢地融合在一起了,尚武的精神和狩猎习惯也逐渐式微了。这让旗人慢慢失去他的优势和独特性。当然在数据和应用上,关注老满文档案很重要,但是从清中晚期来讲,满文的档案就比较不重要。它的意义不像在清初所占的分量那么重,这个也是跟着时代在变。所以新清史有其贡献的一面,例如说可以纠正以汉族为中心的史观,笼统地认为异族完全汉化。但另外一方面,事实上它来源,最早还是日本三四十年前汉学里面所讨论的某些议题。当然欧立德先生他们的提倡也有与时俱进的意思,所以现在对边疆民族或少数民族的重视,都是一个新的趋势,而且也补充了以前许多没有注意到的盲点,这都是有所贡献,而有现实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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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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