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人类历史的鼠疫，到底来自哪里

原创 大象公会Elephantia 大象公会

溯源是为了厘清病原体及其传播机制，从而避免悲剧重演。对于鼠疫如此，对于其他疾病也是如此。

文｜麦笛

有史以来，哪种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最深远？答案很可能是鼠疫。

历史上的鼠疫大流行有三次：

第一次即通常所说的「查士丁尼瘟疫」。公元 541 年，瘟疫在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暴发，直接击碎了查士丁尼大帝的罗马帝国复兴之梦。瘟疫流播到地中海沿岸地区，在随后的半个世纪内几度复发。据估计，累计总死亡人数达 1 亿。

第二次即通常所说的「黑死病」。1346 年，瘟疫在意大利暴发。至 1353 年，鼠疫造成欧洲约 2500 万人死亡，在随后的 15~17 世纪又几度卷土重来。它极大削减了欧洲的人口，间接导致了文艺复兴和近代欧洲的崛起。

· 受黑死病的冲击，死亡之舞成为晚期中世纪欧洲常见的艺术主题

第三次大流行的范围更广。1855 年，疫情在在中国云南出现。1894 年扩散至香港，并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 60 多个国家。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这次大流行才逐渐消歇。据估计，全球死亡人数在 1500 万以上。

这其中，前两次鼠疫的最初来源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对欧洲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第二次大流行。人们对「罪魁祸首」的追溯，颇可照映现实。

瘟疫来自东方？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是 1832 年才出现的词汇，在此之前，人们通常称其为 pestis（拉丁文）或 plague（英文），相当于「瘟疫」。

在《十日谈》中，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这样描述这场浩劫的由来：

它几年前发生在东方，夺去了无数人的性命，随后便不幸向西方传播, 一处处地蔓延开来，凶猛之势也愈加强烈。

· 《十日谈》正创作于黑死病肆虐时期。图为 1485 年法文版《十日谈》的插图：薄伽丘等人逃离瘟疫

更具体的描述，来自加布里埃尔·德·穆西斯（Gabriele de Mussis，约1280~约1356）。根据他的记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黑海以东的广袤土地，是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金帐汗国的君主札尼别汗率兵攻打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即今天的费奥多西亚），这是热那亚人建立的据点。

蒙古人围攻卡法三年之久。此时一种神秘的疾病在蒙古人中迅速扩散，许多将士死去。蒙古人因而失去了攻城的兴趣，在撤军之前，他们用投石机将病死者的尸体抛入城内。

卡法城内的尸体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热那亚人被迫乘船逃往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瘟疫随之向全欧洲扩散。

穆西斯是来自意大利皮亚琴察的一名律师。他的描述有板有眼，将疫情的爆发归咎于蒙古人的损招。这一事件，也被视作历史上第一个生化战的实例。

· 空投尸体——古代的生化战

穆西斯笔下的一些内容的确可以得到侧面的验证。根据伊塞克湖（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附近的考古发掘，在 1338~1339 年，也就是欧洲黑死病暴发前夕，中亚曾有不少人死于瘟疫。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疫情由遥远的东方扩散而来。至于遥远到什么程度，人们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根据穆西斯的描述，中国和印度都是最早受到波及的地方。

不少人言之凿凿认为鼠疫来自印度。如英格兰牧师、编年史家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1396）指出：

在那一年和次年，世界各地发生了人口普遍大量死亡的情况。首先从印度开始，接着蔓延到了塔尔西斯，然后蔓延到了萨拉森人中，最后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中传播开来。

当时印度正值德里苏丹统治时期，并没有文献记录表明南亚次大陆在 14 世纪曾流行严重的瘟疫。从交通航线看，如果黑死病发源于印度，首先受到波及的应是中东地区。

阿拉伯人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i）曾到过中国，他在 1349 年死于叙利亚阿勒颇的黑死病大流行。

根据他的描述，黑死病「开始于黑暗之地」，在游荡了 15 年之后，「中国未能幸免，然后，瘟疫感染了印度的印度人」，继而蔓延到波斯、地中海沿岸以及中东各地。作为亲历者，且对中国有较多了解，他的说法值得重视。

阿尔·麦格里齐（Al-Maqrizi，1364~1442）是马穆鲁克时期的埃及史学家，根据他的描述，在黑死病到达埃及之前，已经在契丹人、蒙古人居住的地方流行。三个月内有 16 个王子死去，蒙古的将士也大量死去。大汗和他的 6 个子女也最终死于瘟疫。

· 彼得·勃鲁盖尔的画作《死神之凯旋》

当时的欧洲人和中东人容易混淆「中国」「契丹」「蒙古」等概念，中亚的蒙古人和东亚的蒙古人更会被混为一谈。在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些早期记录多是道听途说。如阿尔·麦格里齐的说法，便多与史实不合。黑死病固然来自欧洲以东，但是否东到今天的中国境内，仍是有疑问的。

黑死病来自中国的说法一度很有市场。加拿大学者约翰·诺里斯（John Norris，1925~2010）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

这一说法在 19 世纪之所以容易被人接受，是和种族偏见分不开的，这种偏见来自西方在技术和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以及将鼠疫视作落后地区（如远东）产物的认识。

美国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1917~2016）则很相信伊本·瓦尔迪的记述，他在其著名的《瘟疫与人》中写道：

鼠疫杆菌于 1331 年现身于中国，或者源自云南-缅甸一带原始的疫源地，或者源自在中国东北地区-蒙古大草原的穴居啮齿动物中新出现的疫源地。之后，鼠疫沿亚洲的商路游历了 15 年，才于 1346 年传到克里米亚。在这里，鼠疫杆菌登船沿着从海港向内地辐射的路径，继续渗透到近东乃至整个欧洲。

此外，美国学者迈克·多斯（Michael W. Dols，1942~1989）推断元朝的鼠疫发生在1332~1333 年之间。

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说法多有可疑之处。在中国的古书中，并没有 1331 年发生大瘟疫的记录。麦克尼尔所主张的蒙古大军远征云南后将鼠疫带回蒙古草原，更显证据不足。

那么，中国古代（尤其是欧洲黑死病暴发前后）是否发生过鼠疫呢？

古书对瘟疫的记载，通常只用「疫」「大疫」这样的简略记述一笔带过，这为探寻这些瘟疫的具体病因造成了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寻绎到鼠疫的蛛丝马迹。

1127 年金人攻陷北宋首都汴京，汴京大疫。1232 年，蒙古大军围攻金人统治下的汴京，再度发生瘟疫，「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宋元交战期间，更是瘟疫横行。有学者认为这一系列大疫都是草原民族带来的鼠疫。

·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 1274 年拜见忽必烈汗的想象场景，不过马可波罗是否造访过中国还有很大争议

进入 14 世纪之后，东亚瘟疫频发，与此前形成鲜明对比。在1308、1321、1330、1333、1344、1345、1350、1352、1353、1354、1356、1357、1358、1359、1360等年份，元朝都发生过瘟疫。

而且这些瘟疫往往相当惨烈。如 1353 年的大同路（属于鼠疫自然疫源地）大疫「人死者过半」。在 1340 年以后，因瘟疫以及其他自然灾害，元朝人口大幅度下降。有学者认为这些瘟疫都是与欧洲黑死病相呼应的鼠疫。

更明确的鼠疫记录来自明代。成功组织扑灭近代两次东北鼠疫的伍连德（1879~1960）最早指出，明代频繁发生的瘟疫是鼠疫。曹树基（1956~）进一步指出 16~17 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与当时的旱灾、人民起义互为因果，在华北地区造成一千万人以上死亡，加速埋葬了明王朝。

· 1910~1911 年东北鼠疫大流行期间的防护装备

不过，即便元代的疫情是鼠疫，仍难以还原出从东亚到中亚再到欧洲的传播链。目前来说，尚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欧洲的黑死病自东亚而来。

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当时东亚和欧洲的疫情都源自中亚。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 14 世纪，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都笼罩着鼠疫的阴云。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以及草原民族的武力扩张推动了早期的「全球化」，这也使得鼠疫的远距离、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

替罪羊：犹太人及其他

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都太过遥远。人们更愿意将目光聚焦于自己更为熟悉的自然力量或超自然力量。

当时法国巴黎的医师认为，疫情是行星交汇、彗星出现等天体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毒气（类似于中医说的「疠气」）引发的。也有人认为疫情与地震、火山、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有关。

这些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当时小冰期带来的气候波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天灾、饥馑的确令欧洲人更容易遭受疾病的侵袭。

更多的人，认为疾病是神对人类的惩罚。欧洲各国的「鞭笞者（flagellant）」鼓吹末世论，为了替世人赎罪，他们每日早晚各一次在公开仪式中鞭笞自己的胸膛和后背。

· 卡尔·冯·马尔的画作《鞭笞者》

也有人将仇恨宣泄在醉汉、盗墓者、乞丐、妓女、残疾人、麻风病人、吉普赛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女巫等社会边缘群体的身上。

这些人要么是弱势群体，要么是异教徒、异邦人，长期背负着来自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刻板印象。根据人类学的研究，在集体焦虑与恐惧之下，人们往往在身边寻找替罪羊。如果当时欧洲生活着蒙古人、汉人或印度人，想必同样难逃一劫。

犹太人首当其冲成了背锅的对象。

犹太人注重饮食和身体的清洁，在卫生条件较差的中世纪欧洲简直是「出淤泥而不染」，因而感染鼠疫的人相对较少。他们虽然逃得过病魔，却没能逃过人类的愚昧与杀戮。

· 14 世纪诗集中的德国犹太诗人 Süßkind von Trimberg

基督徒本来就对犹太人心存敌意，再加上犹太人以放贷取利，很容易成为平民的仇视对象。犹太人的低感染率，反而成为他们的罪证。

早在鼠疫流行之前的 1321 年，法国南部有一个麻风病人被控往水井里投毒。在严刑拷打之下，他将罪责推给了犹太人。在鼠疫蔓延开来之后，人们又旧事重提。人们认为黑死病是犹太人的人造瘟疫，犹太人与魔鬼沆瀣一气，散播毒药。

· 根据阴谋论，犹太人的首领秘密从耶路撒冷运来提取自蟾蜍、蜘蛛的毒药，分发给各地的犹太人，以污染水源，意图是破坏整个基督教世界

1348 年 5 月，在法国的纳博纳、卡尔卡松、拉博姆等地，犹太人被赶尽杀绝。此后，反犹运动像鼠疫一样迅速蔓延。9 月，一名居住在托农的犹太药剂师被捕，在严刑逼供之下，他最终承认自己受拉比的派遣往水里投毒。

他所在的犹太社团中，7 岁以上的人全部被处死，不到 7 岁的孩童则要接受基督教的洗礼。

· 被焚烧的犹太人

这名犹太药剂师的口供流传到其他城市，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在斯特拉斯堡，民众群情激愤，要求处死城中的犹太人。

1349 年 2 月 9 日，本想保护犹太人的市议会被迫解散，新的议会向「民意」妥协，从 13 日开始逮捕犹太人。在 2 月 14 日情人节这一天，约有 2000 个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民众欠犹太人的债务被免除，犹太人的财产被瓜分。

编年史家雅各布·温格（Jakob Twinger，1346~1420）写道：

其实是金钱给犹太人招来杀身之祸。如果他们很贫穷，如果封建主没有欠他们的钱，他们就不会被烧死。

· 被焚烧的犹太人

在德国美因茨，犹太人群起反抗，结果遭到更残酷的杀戮。正如他们的后辈被赶进毒气室，犹太人被赶上火刑柱，共有一万两千多人被杀。

德国境内有记录的 325 个城镇中，有 235 个曾对犹太人施加迫害。犹太人的鲜血在莱茵河两岸流淌。康斯坦茨的一位教士这样描述这人间惨状：

当木柴和稻草燃尽的时候，还有一些犹太人，包括年轻人和老人，气息尚存。围观者中身体比较强壮的抓起短棒和石头朝那些试图爬出火堆的犹太人头上猛掷，就这样迫使他们最终堕入地狱。

· 被焚烧的犹太人

截止到 1351 年底，欧洲各国发生了至少 350 次反犹屠杀，60 个大型和 150 个小型犹太人社区被消灭，数万名犹太人死亡，被驱逐、财产被没收的更是不计其数。

鉴于反犹运动愈演愈烈，教皇克雷芒六世（Clement VI，约1291~1352）不得不在 1348 年 7 月 5 日颁布《犹太人保护法》。他说：

由于这场瘟疫流行于各地，它折磨了并继续折磨着犹太和其他许多民族，因此，认为犹太人造成了这场罪恶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回到东方

在中世纪，当时的「西医」对黑死病可以说束手无策，对于造成疾病的病原体更是茫然无知。

1894 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之际，疫情蔓延到香港。人们又将目光转移到东方，正是在东方，人们发现了鼠疫的真正罪魁祸首。

此时，法国人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和德国人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已经掀起一场现代医学的革命风暴，他们奠定了微生物致病学说的基础。日本人北里柴三郎（1852~1931）是科赫的高足，他带领研究团队来到香港，宣称发现了鼠疫的致病菌。

· 鼠疫杆菌

但事后证明，北里柴三郎并未发现真正的病原体。同样是在 1894 年，来自巴斯德研究所的瑞士（后入法国籍）人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63~1943）也来到香港。虽然遭受冷遇，但他买通看守太平间的英国士兵后接触到死者尸体，鉴别出了真正的致病菌——鼠疫杆菌，并研制出了抗鼠疫的血清。

为了表示对巴斯德的敬意，耶尔森将他发现的病菌命名为巴斯德鼠疫菌（Pasteurella pestis）。而为了纪念耶尔森的贡献，该病原体在 1967 年被重新命名为鼠疫耶尔森氏菌（Yersinia pestis）。

· 耶尔森

1898 年，同样来自巴斯德研究所的法国医生保罗·路易斯·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1858~1947）在印度工作期间，发现啮齿类动物（如褐鼠、黑鼠、沙鼠、土拨鼠等）是鼠疫杆菌的主要宿主，而寄生在啮齿类动物身上的跳蚤则是传播鼠疫杆菌的主要媒介生物。

值得注意的是，至迟在乾隆年间，中国的传统医者也观察到了鼠疫与老鼠的联系，但更多的是将老鼠的大量死亡视作鼠疫来临的前兆。在清代末期，「鼠疫」一词正式出现。随着西方现代医学的介入，中国的鼠疫防治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 黑鼠

至此，鼠疫的肇事者才真正浮出水面。但故事还远未结束。

随着欧洲各地病死者尸骸的不断出土，为我们认识第一次、第二次鼠疫大流行的病原体提供了直接材料。研究者从尸骸中提取出了鼠疫杆菌，证实查士丁尼瘟疫和黑死病的确都是鼠疫。研究还发现，尽管时隔千年，鼠疫杆菌仍没有太明显的变异。

2010 年，来自德国、中国等国的研究者通过对全球 17 株鼠疫杆菌完整基因组的分析，指出这些鼠疫杆菌的共同祖先源自中国或中国附近，其时间可以追溯到 2600 年前。三次鼠疫大流行可能都是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西南丝绸之路的副产品。

2013 年，研究者又分析了 133 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鼠疫杆菌基因组，发现来自中国青藏高原的鼠疫杆菌遗传多样性最为丰富，表明引发三次鼠疫大流行的鼠疫杆菌可能源自青藏高原或附近地区。

而根据 2015 年和 2019 年的研究，早在约 5000 年前，欧洲便已有人类感染鼠疫杆菌，这些鼠疫杆菌的共同祖先可追溯到 5783 年前。鼠疫杆菌很早便游荡于欧亚大陆，不过早期版本的病菌并没有太强的致病性，而且不能通过跳蚤传播。在后来漫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中，它才逐渐具备了杀人于无形的破坏性。

从鼠疫的扩散方向以及鼠疫杆菌宿主的分布看，自黑海以东至中国「半月形地带」的广袤草原地带（即欧亚大草原），都是鼠疫的温床。

历史上，商贸、战争、农垦等人类行为都促进了鼠疫的扩散。在中国境内，主要的自然疫源地为新疆、甘肃、内蒙、青海、西藏、云南等省区，分布于长城沿线以北以及藏彝走廊，并扩散到东南沿海。

追溯鼠疫来自哪里并非没有意义。溯源是为了厘清病原体及其传播机制，从而避免悲剧重演。对于鼠疫如此，对于其他疾病也是如此。

鼠疫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人类新发传染病中，有 78% 与野生动物有关。2019 年 11 月内蒙古出现的鼠疫病例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都警示我们进一步妥善处理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

鼠疫或其他疾病的产生与发展，并不受国界的限制。它们的威胁对象，也不受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的限制。诸如中世纪针对犹太人、女巫等特定人群的污名化，才是一种真正的人造瘟疫。

参考文献：

[1]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状况与社会变迁（1230-1960）》，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3] 崔玉军、宋亚军、杨瑞馥：《鼠疫耶尔森氏菌的进化研究：从系统发育学到系统发育基因组学》，《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3年第1期。

[4] 李化成：《瘟疫来自中国？——14世纪黑死病发源地问题研究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辑。

[5] 魏兆飞、尹家祥：《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研究进展》，《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2015年第12期。

[6] Aida Andrades Valtuena, Alissa Mittnik and Felix M. Key, "The Stone Age Plague and Its Persistence in Eurasia", Current Biology, vol. 27, no. 23 (2017), pp. 3683-3691.

[7] Cui Yujun, Yu Chang, Yan Yanfeng, et al., "Historical Variations in Mutation Rate in an Epidemic Pathogen, Yersinia pest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0, no. 2 (2013), pp. 577-582.

[8] David M. Wagner, Jennifer Klunk, Michaela Harbeck, et al., "Yersinia pestis and the Plague of Justinian 541–543 AD: A Genomic Analysis",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vol. 14, no. 4 (2014), pp. 319-326.

[9] George D. Sussman, "Was the Black Death in India and China?"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85, no. 3 (2011), pp. 319-355.

[10] Giovanna Morelli, Song Yajun, Camila J. Mazzoni, et al., "Yersinia pestis Genome Sequencing Identifies Patterns of Global Phylogenetic Diversity", Nature Genetics, vol. 42, no. 12 (2010), pp. 1140-1143.

[11] Jacob R. Marcus,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315-1791, New York: Atheneum, 1979.

[12] John Norris, "East or West? The Geographic Origin of the Black Death,"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51, no. 1 (1977), pp. 1-24.

[13] Joseph P. Byrne, The Black Death,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4.

[14] Michaela Harbeck, Lisa Seifert, Stephanie Hänsch, et al., "Yersinia pestis DNA from Skeletal Remains from the 6th Century AD Reveals Insights into Justinianic Plague", PLOS Pathogens, vol. 9, no. 5 (2013), e1003349.

[15] Michael W. Dol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6] Nicolás Rascovan, Karl-Göran Sjögren, Kristian Kristiansen, et al., "Emergence and Spread of Basal Lineages of Yersinia pestis during the Neolithic Decline",Cell, vol. 176, no. 1 (2019), pp. 295-305.

[17] Rosemary Horrox (eds.),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 Simon Rasmussen, Morten E.Allentoft and Kasper Nielsen, "Early Divergent Strains of Yersinia pestis in Eurasia 5,000 Years Ago", Cell, vol. 163, no. 3 (2015), pp. 571-582.

[19] Vincent J. Derbes, "De Mussis and the Great Plague of 1348",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196, no. 1 (1966), pp. 59-62.

[20] William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Doubleday, 1976.

原标题：《重塑人类历史的鼠疫，到底来自哪里｜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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