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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下半生,从在非洲贫民窟揪着衣领打架开局

2020-05-18 08:4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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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小南 中南屋世界公民教育

采访李玲是通过电话,我在巴黎,她在波尔多。时值晚春,月夜晴朗。说话到一半,她突然对着手机大喊让我去看天空,“快去看,NASA空间站刚好在上空经过了!”

我拖鞋都来不及穿就跑到窗边,可惜巴黎居住密度高,只看得到被建筑隔出的一片狭窄的天空。在波尔多的她住在城边的一个小院子里,倒是看得清清楚楚。回来后她兴奋地说,就像流星一样,很亮,但是很快就没有了。

在那个夜晚,我虽然没看到她口中那颗闪亮的空间站,却听了一个女孩过去近三十年来波澜起伏的故事。

她和我讲在国内做警察的故事,在非洲贫民窟和一众男人吵架的故事,生病后毅然辞职的故事,在西班牙的小城一眼遇到挚爱的故事。她的人生精彩到像火星,一路照亮十三州府。

南京有八个雾蒙蒙的冬天

看李玲的照片,瘦瘦小小的一个女孩,却告诉我她是警察学院毕业,本科四年修的课程都是侦查,格斗,犯罪心理学等等。当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听了家里的安排,选择了这个保底的院校。“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已经习惯了听家里的,听我爸的。”读警校时的她不喜欢自己身边的环境,攀比,物欲让她觉得不适,可自己也迷茫地不知道想要什么。

毕业后李玲顺利进入了公安系统工作,这也并非李玲本意,可是再一次,由于父母觉得女孩子能进入体制内工作就是最稳妥,最好的选择,她也没有过多地反抗。这之后就是六年的消磨。

六年体制内的工作,李玲换了四次岗位,但工作的内容大同小异。进入职场的头两年,她一直受到办公室性骚扰的困扰。“我向很多人求助过,但大家都告诉我就是这样的,习惯了就好了。”

这种默认的灰色让李玲绝望,她选择了一种极端的自救:她迅速地与同单位的男友结婚了。即便与当时的男友性格并不合适,可制度规定结婚后的两人不能继续在同一单位就职,李玲顺势调离了当时的岗位。这成为她唯一一个逃脱的机会。

这样的生活注定是不快乐的,可一转眼也过了六年。转折点是李玲身体出了问题。

在病榻上的她反复问自己:如果生命只剩下五年,那自己最想做什么?她想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而不是去做那些“别人认为正确的事”。她想重新来过,从做个学生,读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并开拓自己热爱的事业。

幸运的是李玲成功康复了。出院后的她处理了离婚手续,办好签证,买了机票就去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没有想好去做什么,没有找到住处,只是“不想再继续困在自己的壳里了。”

塞维利亚艳阳下,一见钟情

落地塞维利亚后李玲有点懵。虽然英语很好,但是在这个西班牙南部的小城,会讲英语的人不多。路上搭讪的人多带着不怀好意地笑,李玲却突然在城市街边的一个小酒馆看到一张有些许熟悉的脸庞,她没多想上去就问他:“我们是不是认识?”

这个从法国一路骑自行车南下到西班牙的男生被这么一问也很诧异,但还是邀请她坐下。两个人就这样在一个奇妙的时刻相遇了。在后来的交流中李玲得知他叫托马斯,之所以觉得面熟,是因为两人曾都用“沙发客”软件在这座小城找住宿。

托马斯是一名编程工程师,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纪实摄影师。他带着相机从非洲到亚洲,记录着那些无人知晓的人类故事。他在难民营拍摄的照片曾被国家地理选用。

▲ 托马斯教孩子们使用相机

▲ 托马斯摄于利比里亚一所学校,一个学生在对镜头做鬼脸

许多摄影师都喜欢拍摄灾难题材,展现人类群体的痛苦与磨难。而在托马斯的镜头里,李玲看到的却全部是质朴的笑容与温暖。他说想通过自己的摄影作品证明,即便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也还是会有幸福与微笑,因为他相信人类的意志便是如此的坚强与伟大。

李玲与这位一见如故的朋友在西班牙这座小城一起游荡了半个月,他常常会问李玲“你究竟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的人生究竟想要做什么?”这样让人愕然的深远问题,李玲也没有想太清楚,在否定了自己过去全部的人生后,她究竟应该选择一个怎样的方式重头开始?

而在与托马斯相处的过程中,李玲也为他的处世方式所感染。他是一个永远会想着做点什么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即便自己的本职是一个编程工程师,他也会定期去NGO做摄影志愿者,通过影像传递这个世界的真实与挣扎,从而帮助困境中的人。

李玲也为这样的人生态度所感染,最终决定申请人权法专业的硕士。有法律背景的她曾十分关注难民问题,也在工作期间遇到了流落境外的朝鲜难民。受到他的影响,李玲也想要为这个世界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变。

当然故事讲到这里,如果没有一个浪漫的结局也太对不起读者了。缘起于一次误打误撞的招呼,李玲和托马斯在相识两年后结婚了。他们的蜜月旅行是去日本骑行一个月,全程没怎么住酒店,两个人背着帐篷在海边,山脚,樱花树下扎营,洗漱就靠城市里的便利店和卫生间。两年前还在病榻上担心自己生命只剩下五年的她,却在一个月里骑行超过一千公里,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 在日本骑行一千公里

李玲最终确定去肯特大学的比利时校区学人权法专业,她的关注点依然放在了难民问题上。她研究国际人权法中有关难民的条例,研究国际援助如何改变难民的生存困境。

学习期间,她还曾在欧洲议会实习了半年时间,处理着各种法律文件。她所在的团队由一位外交经验丰富地马耳他政客带领,在工作中有关许多观点的碰撞,她也更加理解法律的产生与力量。

可是这丰富的学习与实践经历却出乎意料地加重了李玲的无力感。她看到庞大的立法体系,在刻不容缓的人道主义危机前的冗余与缓慢,以及作为中立地位的束手束脚。

李玲十分关注罗兴亚难民危机,他们生活在孟加拉边境的考克斯巴扎尔难民营,没有国籍,也没有家园,基本的生存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国际人权法体系再完善再具体,也无法保护难民营里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无法让她逃脱被虐杀的悲惨命运。

▲ 一群包括妇女和小孩的缅甸罗兴亚人正在跨越边境,以便进入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区的难民营/ UN news

就在这时,李玲申请到了加纳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机会,那个靠近赤道的西非国家。在那里,过往的知识与经验都被转化为现实,她也得以一瞥人权法体系对每个个体的影响。

忧郁的加纳

李玲在加纳的工作有很大的自由。她的主要职责是生产一份有关加纳监狱人权问题的研究报告,她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式。

为了更好地接近与了解潜在研究对象,李玲通过一个本地NGO的工作人员联系了一处在贫民窟内的住所。当时的她是整个贫民窟里唯一一个外国人。住处也是极其简陋,她在那里的三个月都只能用冷水洗澡。就这样,房租却是100美金一周。

住在贫民窟的唯一好处就在于她的身边都是访谈对象,总有人自己或是家人朋友进过监狱。她通过阅读文献与大量访谈,探究国际人权法对加纳囚犯的基本人权状况的保障,理解为何加纳囚犯大多来自于贫民窟,探索人们的生存环境对于犯罪行为的影响。

▲ 与加纳人权委员会的同事在一起

工作本身是很有成就感的,可是李玲在贫民窟的生活却十分艰难。当初为她联系住处的NGO工作人员骗了她2个月房租,祸不单行的是她的信用卡被盗刷,身上没有现金可以周转。

当她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骗她的人,大声质问并要求对方还钱时,却被周围的人质疑作为一个女性怎么能当众侮辱与挑战男性的尊严与地位。“当时我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我拽着他的领子威胁他把钱还给我。其实还是挺绝望和害怕的。”李玲说这句话时云淡风轻,但她的惊惧可以想象。

让李玲备受打击的并不是生活环境的艰苦,而是李玲没有想到的人性之恶。最初热心帮她安排住宿的好心人原来目的只是骗她两个月房租,身边那些平时一起喝酒聊天的贫民窟的邻居原来只是想让她帮忙付酒钱饭钱,在路上遇见会热情招呼的朋友与路人,在不公面前会因为她是女性而无故指责她。

”当时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让我受不了。我期待的并不是世外桃源,但我也没想到人性能够恶到这个程度。他们不该是坏人,他们只是普通人。”

▲ 加纳贫民窟的生活

心灰意冷的她准备提前结束自己的工作离开加纳,当时的她已经订好了回程的机票。反正雨季的加纳充满泥泞和闷热,毫无诗情画意可言,这似乎也是一个离开的理由。

在一个偶然的时刻,李玲路过一辆停在集市旁的突突车(一种本地公共交通)。车上挤满了人,有人挂在车的门框上大声吆喝着,有人在车厢里唱着歌。就是这样一个情境让李玲决定留下。“那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我清醒了过来,这就是生活,你无法逃避的。我想要逃离的日子,是这些人再熟悉不过的生活。”

后来丈夫托马斯知道了李玲的困境,也是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来加纳陪她。托马斯是一个很能够融入本地生活的人,许多在李玲看来不能接受的事,在托马斯眼里再正常不过。

李玲在加纳有个好朋友,她很喜欢向李玲要东西。“ling,你的衣服很好看,送给我吧”,“ling,这个东西很好吃,你买给我吃吧”。在李玲看来,这像是一种标了价格的友情,需要用相等的价值去交换,可托马斯却提醒李玲,你不能再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判断别人的行为,很多时候对方并没有恶意,只是文化环境不同而已。后来李玲也在逐渐调整自己的心态,直到现在还和在加纳的这位朋友保持联系。

▲ 和托马斯以及在贫民窟的好朋友一起爬加纳最高峰。

在加纳的这段经历也让李玲更好地反思了自己究竟为什么选择人权法专业,自己想要为之奋斗的人权事业,其意义究竟是什么?

曾经李玲相信法律与制度的力量,相信人类社会的规则能够改变人性中“恶”的部分,从而规范人类的行为,保障人类的基本权利。可是在加纳的这段时间让李玲认识到:“人之本身是很难改变的,人性中残忍,贪婪的部分是难以通过外界力量去除的。”

可这并不代表与之相关的工作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无法改变每一个人的个体本身,却能够改变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我们能够让一个更好的环境去遏制人性中“恶”的那一部分,从而减少世界上的暴行与侵害。

波尔多这个让人烦闷的春天

结束了在加纳的实习,李玲回到了欧洲继续完成学业。原本计划是毕业后去东南亚关注难民问题的NGO工作,却被疫情的爆发打乱了计划。

现在的她住在波尔多的家,和丈夫一家人在疫情笼罩下的法国。法国的春天是一个迷人的季节,晴暖的天气,鸟语花香,却无法排解李玲心里对未来的不确定。

那种对生活无法掌握的烦闷与无力感让她仿佛回到了几年前。想要继续研究难民问题,却毫无施展平台;被疫情无限期延后的求职季,让李玲有种蹉跎时光的焦虑感。

偶然的契机下,她了解到关注了一年多的中南屋可以提供线上调研学习的机会,并且自己对中南屋提倡的“Chinese Global Citizen”(中国世界公民) 观念非常赞同。

认可中南屋,源于自己在加纳的经历。加纳有许多公益组织,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其中唯独缺少了中国人的身影。她的贫民窟里的邻居,提到中国人,总是异口同声的说:“中国人都是来赚钱的。”她深刻意识到改变这样刻板的印象需要更多中国人走出去,参与国际发展事务。这样的认知与中南屋的理念不谋而合。

就这样,她与中南屋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开始了线上调研。她们调研的课题是被贩卖到中国的缅甸新娘。在导师的帮助与指导下,她研究分析了大量的文献,并与多个缅甸女性赋权NGO、国际组织、相关领域资深学者、国内机构负责人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在不断打破自己认知边界的过程中,她一步步走进了这个鲜为人知的边缘群体的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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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觉得缅甸新娘就是被贩卖的,应该严肃打击这种行为。但随着调研的深入,我逐渐抛弃这一固有印象,开始从这些女性自身的需求出发,去找一个更符合人性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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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过程中,李玲也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感悟与触动。“那是我们团队第一次采访,对象是human rights watch(人权观察)的缅甸项目负责人。当对方看到我们的时候,她惊喜地说‘我真的很少遇到中国的研究团队,你们能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真是让我很感动,我也希望你们能真真切切的做些事情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中文媒体对女性贩卖和难民的报道并不多,李玲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无关乎国籍,我认为去了解人类的苦难并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分担与解决,是每一个世界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这次调研也让李玲更加坚定了投身中南屋工作的决心。“能够用我的所学所知帮助有想法的后浪们成为胸怀天下的世界公民,这样才不辜负我如此幸运的人生啊!”

结语

采访过程中,李玲一直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表示不解,婚姻的失败,重病,在异国他乡被骗到分文不剩,这有什么幸运可言呢?

“在我看来,有可以改变的选择和能力就是最大的幸运。我活过一次,却有幸拥有了两个人生。”不管是曾经当警察的那段时间,还是之后学习了人权专业后,李玲见过太多身不由已,无法与命运和环境抗争的人。而自己虽然在寻找自己的路上走过一些弯路,但永远有改变的能力。

“因为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便更想着为别人,为这个世界去做些什么。”回忆起自己过去的人生,李玲觉得即便是那些不够快乐的日子也不能谈得上浪费。因为度过的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次挫折,每一次失败后的清醒,都是寻找自己的必经之路。

“万物皆有裂隙,那是光透进来的地方。”莱昂纳德·科恩的这句话似乎已经被滥用成了一句“伪鸡汤。”而我觉得真正震撼人心的部分其实它接下来的几句:“你将出征,但是没有鼓声壮行。心中充满爱将带来救赎。”

李玲一个人活得像一只队伍,向着生命的意义出征。她不气馁,有召唤,对自己有方向,有要求,也有原谅。祝她的人生永远闪耀。

后来我一直为没有看到NASA的空间站而遗憾,后来转念一想,如果在波尔多的李玲能看到,我在巴黎又怎么可能看得见?

和李玲的聊天是轻松而愉快地。她也坦言说自己有时候很迷糊,“不然怎么会被人骗光钱,不然怎么会在路边随便遇见一个小伙就结婚?”她身上有一种浑然天成不做作的浪漫,更可贵的是,她有着对这个世界一如既往地善意。

- END -

原标题:《我的下半生,从在非洲贫民窟揪着衣领打架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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