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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名地】滦南域内最早的县治——马城

2020-05-18 16:3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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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滦南古今概览》,是滦南政协第十届委员会编纂的又一部文史力作,该书主要介绍了滦南域内从古至今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和社会事业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一书在手,可窥滦南古今社会发展之脉络,可知滦南深厚历史文化之底蕴,可瞻滦南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之现状及蓬勃生机,堪称滦南历史文化之精华。

滦南文化底蕴深厚,各界人才辈出。《滦南古今概览》一书的宗旨,是让读者了解滦南的悠久历史和前辈先贤所创造的灿烂文化,珍惜我县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所取得的辉煌业绩,激发读者爱家乡、爱滦南、爱祖国的热情,为把我县建设成美丽、富强、生态、和谐之强县而奋斗!

为进一步发掘、保护、传承、弘扬滦南县域传统文化,增强滦南人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了解滦南的昨天、今天,更好地建设明天,激发广大读者爱祖国、爱家乡、爱滦南的热情,为加快建设新时代“沿海强县、魅力滦南”提供精神动力,滦南县委网信办、县政协文史文卫科联合推出网络版,辑选刊发部分文章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域内最早的县治——马城

马城,是滦南最北部的一个城镇,也是域内最早的县治所在地,它承载和见证着滦南的悠久历史。这里,汉初曾经建海阳侯封国,距今2200多年;盛唐时期在此地建马城县,距今约1700年。

汉初的海阳侯国

据正史和地方史志记载,汉代的海阳县故地就是唐代的马城县域。

《汉书·地理志》载:“辽西郡适有海阳县。”《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载:“平州北平郡,属三县。马城。中。古海阳城也。”

关于海阳侯国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海阳齐信侯摇母余,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千八百户。”

《畿辅通志》载:“高祖六年(前201)三月庚子,以定三秦击项羽功,侯,千八百户。谥齐信。传哀侯昭襄、康侯建、哀侯省。孝景中六年(前144年)侯省薨,无后,国除。”

史志所载俱表明:汉高祖六年(前201),高祖以摇母余率领东越军随汉军打败秦军后,入汉,定三秦,又以都尉之职率军攻打项羽之功,封为海阳侯,食邑海阳侯国1800户。到了汉景帝中元六年,侯位传到哀侯省,省死后无子承嗣,遂撤销海阳侯国封号。至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14)之后为海阳县。马城是汉初摇母余的海阳侯国,亦有史籍可查。

民国版《滦县志·卷九》所载内容与前面《畿辅通志》所载一致。

《新唐书》《辽史》均载:“马城、望都、滦州,皆海阳故地也。”

《永平府志》载:“马城,古海阳地也。”

《滦州志》载:“三代时,滦地属侯国,至汉初,封摇母余为海阳侯。名始著于史册。”

《滦县志》载:“大抵海阳之境,北距肥如(今卢龙)、令支(今迁安),南际于海,今(滦)县之东偏及乐亭地。”

《乐亭县志译稿》称:“《汉书·地理志》有辽西郡海阳县。又肥如县之濡水(滦河)南入海。郦道元《水经注》:“濡自海阳南入海。濡水即滦水也。肥如今为卢龙,海阳在其南,又滨海,县地(乐亭)海澨也,则地之属海阳无疑。”

《水经注》中,郦道元引《汉书·地理志》《(北)魏土地纪》所载,把海阳的坐落濡水经海阳的流向和海阳为摇母余的封侯地说得很明确。

唐司马贞史记索引云:“海阳亦南越县地(广东潮州有海阳县),似为近之。然汉地志阙。”今《畿辅通志》《永平府志》均载入,颇有疑义。按母余为东越之族,《山海经》“叔戏生摇民,摇民居越,是为摇氏。”又《风俗通》“东越王摇,勾践之后。”《索引》以海阳为南越县地,似为近之。然汉地志阙。以海阳为南越县地,亦是揣测之词,难以证信。当时南越为赵佗所据,汉之威令未必能及,而《汉书.地理志》“辽西郡适有海阳县。”故《通志》《郡志》据以列入较为确实。如必曰以东越人有功,必封南越之地,何以当时敬侯蔡寅以魏太仆而亦封辽西肥如也?盖汉既统一寰宇,谅不斤斤于是。存以阙疑,以俟明达者辨焉可也。

商、周实行分封制,海阳被封为孤竹国领地。齐桓公灭孤竹,孤竹国王亡,但其地仍为侯国。秦实行郡县制,但侯国不但未废,而且定海阳为国名。汉袭秦制,定此地为辽西郡之海阳国,封摇母余侯其地。后因摇氏族绝,侯国除,改为海阳县。从《乐亭县志译稿》和《滦县志》看,汉建置辽西郡海阳县要比晋初置潮州海阳县早几百年,也可以看出来此海阳县非彼海阳县。

虽不能肯定马城就是汉代海阳县城旧址(因为海阳县是西汉设置,《汉书.地理志》没有明确记载海阳县治在马城,却出现在了宋代人所修的《唐书.地理志》里面,这就存在疑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两汉时期,马城一带的社会经济文化已经相当发达。1989年,从马城北200米处,发掘了一处汉墓遗址,出土了一批陶楼、陶井、陶屋、陶鸡、陶狗、陶制博山炉等,这反映出此地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庄园经济达到了相当地水平。

近年来,在东距滦河约11公里,东北距马城镇约7公里的殷庄、大马庄一带陆续出土了一批有明确纪年的两汉石刻,多达206块,纪年从西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8)至东汉献帝初平四年(193),时间跨度272年。

这些石刻所在的墓葬群,西南紧邻周夏庄村汉代遗址和小坡子遗址,东邻殷庄遗址,北距小贾庄汉代古战场遗址约3公里。这批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印证了史书所载新莽、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对匈奴、鲜卑、高句骊、乌桓等的边疆战争。特别是建武二十五年盟书,还原了当年东汉中央政府与鲜卑结盟共同抵御匈奴的全过程,此盟书正史阙载,是一篇珍贵史料。新莽时期的石刻还提供了有关王莽新朝年号、官制、地名等内容。

建武二十一年墨祁冢誌,是一个完整的墓志范文,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推翻了墓志源于魏晋、唐朝说。

如始建国四年,王莽还强行征发高句骊兵征讨匈奴,不料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抗。《汉书·王莽传》载:“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新出土的石刻有志石可与之印证:

三块出土的石刻载:

“故辽西大尹从事申庆,海阳口里人。于建国四年五月乙酉剿贼物故,良日戊子,且葬幕境,以待归里。”

“军都尉济阴甄城张平,元兴二年二月廿日,海阳之战物故,死在此下。”

“奉车都尉汝南邵陵王永,延平元年四月廿二日,海阳之战勿故,死在此下,春秋三十又四。”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安帝元初“六年秋,鲜卑入马城塞,杀长蔓,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与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众。”

出土石刻载:“张平正字直方,金城浩盛人,度辽将军麾下越骑校尉,元初六年击胡之战物故,春秋卅又二。”

《资治通鉴》(卷五十.汉纪四十二)也记载了安帝元初六年和建光元年鲜卑两次寇马城。正史记载与出土石刻的文字相印证,充分说明海阳县域内的马城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争夺的战略要地。

另一方面,从石刻集中出土来看,该墓葬群很可能是汉代用以安葬东北边郡兵将、官吏的国家大型公共墓地。《新唐书·地理志》平州北平郡条下有“马城,古海阳也,开元二十八年置,以通水运。”的记载,可知汉海阳县辖区就是唐代的马城县域,并且海运发达。

汉代时,发源于塞外的濡水(滦河),流经右北平、辽西诸县,最终在此入海。滦河自古便通水运,有舟楫之便。作为辽西郡属海阳地处辽西西南端,东面濒临海疆,西面与右北平相邻,且依附滦河,是海运、陆运、河运的交汇点,大致位于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四边郡的中心位置,马城成为当时边郡与内地之间人员、物资往来的集散中心。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是将这里选择作为公共墓地的主要原因。如果从运输便利的角度来考虑,阵亡于渔阳、右北平,甚至塞外的将士被运送至滦河,然后再沿滦河集中到海阳安葬,符合情理。而阵亡于辽东境内的将士,通过海运到达海阳安葬也不无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滦南石刻中还出现了辽西楼船士的志石,说明在当时的辽西郡,有专门的水军设置,也可进一步反映出辽西郡水运频繁的状况。

这些石刻主要是王莽新朝和东汉各时期中央政府对匈奴、鲜卑、乌桓、高句骊、濊貊(hui mo)等的边疆战争中,战死者的墓葬志石。其所涉内容可与《汉书》《后汉书》等正史文献的记载互为印证,亦可补正史之阙、纠正史之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为两汉时期东北地区民族关系史,提供新的史料。

也说明,在两汉时期,马城已发展为经济富庶、交通便利的边塞重镇,胡汉民族争夺的水陆交通枢纽。

盛唐时期的北方上县

马城位于滦河下游西岸,北靠燕山山脉,依托长城关塞。南浸渤海,联控漕运,扼进出关内外咽喉要道。

在唐朝建立之始的武德元年(618),滦河通水运,漕船便可由山东的登莱抵漂渝津(今天津海口一带),然后泛海入濡(滦河),上行至马城、平州等地。《永平府志》载:“马城南八里至暖泉,即运粮故道。……自暖泉至新桥海口不及百里。”

唐初从贞观十九年开始,唐太宗、唐高宗四次征伐高丽,战场摆到了今辽宁盖平地界。唐军的军械粮草多靠“泛海入濡”从中原而来。南来的军械粮草之船,入渤海从蚕沙河口转泝河至马城,或缘滦河北上或转陆路东进辽西,运送到军前。马城,作为重要的粮草屯积地和水陆交通枢纽,在支援唐王朝征服高丽的征战中,可谓厥功甚伟。

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深谙边塞之要和马城的战略地位。为使边塞供给无阻,开元二十七年(739)六月,命御使大夫李适之兼幽州长史知节度使事,并增领河北海运使。海运和滦河漕运,在盛唐幽燕之地的军事、经济上更加重要。杜甫专有诗句云此:

幽燕盛用武, 供给亦劳哉。

吴门持粟布, 汛海凌蓬莱。

马城因傍滦河而兴水运,滦河水运兴而使马城极盛一时。马城地处要冲,被历代王朝所重视。在海阳县撤销184年后,即开元二十八年(740),唐玄宗李隆基下旨分卢龙、石城两县之地设置马城县(辖区含今滦南、滦县、乐亭、曹妃甸区、开平区以及丰南、丰润两区)。自此马城成为唐代上县(万户以上)及北方陆路水运中心重镇。

马城县城位居要冲,城小且坚。古城城墙高一丈五尺,辟有五座城门。城门上吊桥高悬,城外护城河急流环绕,易守难攻;城内街道整齐,市井繁华,城内设义仓、驿站;形成“三关四街五座门”、街口对庙“四街不露相”的格局。马城所辖境内平畴万顷,农桑盐铁,粮草丰足,成为边塞名县。

从唐代起,马城逐渐发展成水陆交通便利、战略位置重要、经济富庶之地。

马城县建置后,各朝各代都以重臣署理。

宋辽、宋金对峙时期,双方对马城一带的激烈争夺,曾使这里长期刀兵不息。

辽时,平州、马城一带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发祥地。当时,宋辽战争频仍,今冀中一带是宋辽交战的前线。辽把从宋边境州县俘虏的人口都安置在平滦马一带,所以这一带增加了大量的俘户。这里人口较多,生产较先进,是辽统治下的重要农业区域。随后,在此地设置了辽兴军节度使,后改为滦州永安军,在马城设兵营守卫。

辽统和四年(986)辽圣宗耶律隆绪任命韩德枢为辽兴军节度使,后迁任平滦营三州管内观察处置使,马城在其管辖之下。韩德枢是汉人,熟知辖区民情、地利、物产等情况,对马城重视有加,治理马城一带成绩显著。他积极鼓励当地居民开垦滦河岸边的荒地,并给予十年免除租税的优惠条件,马城周围的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辽史》称:统和二十年(100)出现了“滦麦秀两歧”的丰收局面。故,马城一带作为辽的后方基地,在辽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辽灭亡后,在金国统治北方时期,宋金对平马一带的争夺趋于白热化,时而外交伐谋,唇枪舌剑;时而攻城掠地,刀兵相加。

宋徽宗宣和四年(1120)二月,宋徽宗派使臣赵良嗣以“海上之盟”约定为由,要求金人将燕京(北京)和西京(大同)归宋。金太祖将燕京所辖的涿、易、檀、顺、景、蓟六州给宋,惟平州不允。

其时,平州所辖有七县。七县之中,马城尤富尤重,一县上缴的徭役调发就占七县总和的三分之一。

更为要者,马城所扼之滦河漕运,下行可连通渤海,上行可达塞上,并可转入辽西;北可溯濡水直抵“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南)。如此军械粮草运输之要道,征杀半生而称帝的金太祖如何舍得?

原辽宰相左企弓也曾以诗献言金主:“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这个时期,平滦马一带,植桑农,兴教化,除陋习,重视农业生产,马城县的农业生产也达到了高峰。

马城一带的盐业生产历史也很悠久,早在北魏永熙元年(532),沿海开始置盐灶。到了宋金时期,马城的盐铁更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当时,马城一带,盐业已成规模。马城不仅是调运海盐的转运中心,随着盐行课款贮存总局的设置,亦使马城成为金融中心。

马城盛产盐铁,亦见于史册。《新唐书·地理志》载:“马城东北有千金冶。”现马城东北部至今还有叫“炉渣子城”的地方,高出地面一米多,近年发掘,地下有铁渣和炉渣层,经考证是旧时炼铁的作坊遗址。马城县的乐安镇独幽城出土的陶碑上,就有“千金千人邑”字样,其为当时的民间组织,足见其时的马城县冶炼已具规模。

元初,蒙金战乱不息,此处百姓颠沛流离,马城一带的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元气大伤,疮痍难痊。

至元四年(1267)撤销马城县治。

马城县治虽撤,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赖以连通幽燕、辽东的海运漕运,始终没失其被关注的地位。

至元二十四年(1287)在马城置屯田总管府,称“永平屯田总管府”。

马城自开元二十八年(740)建立县治,到至元四年(1267年),共延续了527年。若前推至汉高祖六年(前201)摇母余受封海阳侯国食邑马城,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悠久历史。

纵观马城自古至今在繁荣县域经济、发展同少数民族贸易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后因元代撤销县治,马城日衰。再后,幽燕水运衰落。因水运而兴的马城,亦随着水运的衰落而衰微,其重要位置逐渐被滦州取而代之。兴衰更替,各领风骚。马城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当载于册,存于史,传于世。

(朱永远供稿)

原标题:《【古城名地】滦南域内最早的县治——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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