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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这些贫困“堡垒”正在土崩瓦解

瞭望智库
2020-05-21 14:3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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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踩着6000多根扎在岩壁中的崭新钢管,来到四川凉山“悬崖村”的。
村民们为民宿、小卖部进的货,沿着梯子运上了“云端”。主播们踏着钢梯,探出身子,拍摄春天的古里大峡谷、日出云海。过不了多久,旅游旺季的到来,每天会为这个与地面垂直距离约800米的村庄送来四五十位游客。

5月13日,“悬崖村”村民 沿着钢梯下山,准备搬进昭觉县 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新家 江宏景摄

向上走出了富裕,也向下走出了希望——5月12日至14日,该村全村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344人陆续搬迁至位于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下一步,这里将通过土地“增减挂”等方式,让更多人搬下悬崖,村里会保留部分老屋发展旅游。

脱贫攻坚之前,这个贫困山村从没有如此热闹。“卷起裤腿、甩开膀子,现在‘悬崖村’的老百姓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决心为美好的未来奋斗着。”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吾木牛说。

一条路,一个产业,一所学校,带来的不仅是新日子,是贫困群众与时代的同频共振,还有人的发展能力的提高。

这样的嬗变正在“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各地发生。

“三区三州”,一个对于中国脱贫攻坚有着特殊意义的名词。“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藏区,以及新疆南疆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州”是指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和云南怒江州。这里贫困程度深、基础条件差、致贫原因复杂,是名副其实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坚中之坚。能否攻克这些“最后的贫困堡垒”,不仅决定着生活在这里的成千上万贫困群众的命运,同时也是整个脱贫攻坚战役胜败的试金石。

打赢脱贫攻坚战总攻的号角,响彻这片千百年来山远天高烟水寒的苦瘠之地。蜕变,正如春风一样悄悄到来。

记者|吴光于 关俏俏 杨静 刘洪明 新华社甘肃分社全体记者

执笔|徐欧露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20年5月20日,原标题为《瞭望|这些贫困“堡垒”正在土崩瓦解》,原文刊于《瞭望》2020年第20期。

1

生活质量:

“村里的喜事会更多”

土地肥美的川西平原向西而去,山势叠嶂而起。大地的褶皱中镶嵌着四川凉山州最苦瘠的村庄。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列尔社就是其中之一。

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悬崖村”,得于那段由藤条和木棍编成的“天梯”。从前,村民进出挂在半山上的家,要顺着天梯爬两三个小时。贫穷被“锁”在了大山。“过去列尔社行路难,姑娘们要嫁进村来,都要掂量掂量。”阿土列尔村村支书某色吉日说。

5月13日,四川省昭觉县南坪社区安置点,村民某色达体(左)和妻子在新家阳台上远眺 王曦摄

2016年,凉山州、昭觉县投入100万元,建成了宽1.5米、2556级的钢梯。那年1月,阿土列尔村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路”好了,销路不愁了。2016年种下的脐橙树,2019年开始已成为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随着基站的建成,村里实现4G网络全覆盖,再也不用“爬到山顶找信号”。无人机成为医务室药柜补充药品的工具,单次往返仅需10分钟。

全寄宿制村完小改建完成、山上的幼教点也建好了,彻底解决“上学难”。过去只有少数重视教育的村民愿送娃上学,“现在大家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越多,越想让娃多念点书”。

“悬崖村”名气越来越大。去年这里的游客量近10万人,村民们通过开小卖部、接待食宿等方式获得旅游收入近百万元。

钢梯建好不到4个月,村里已迎娶了6位外村新娘。“以后村里的喜事会更多。”某色吉日说。

像“悬崖村”一样,脱贫攻坚不仅让“三区三州”的贫困群众圆了几千年的温饱梦,还越来越接近全面小康梦——

从昆仑山深处的石土房中搬出来的热萨来提·里提甫,站在新房前细数新日子:砖房能遮风避雨,自来水即开即用,“以前路太远,最怕的就是生病。现在生活方式健康了,病少了,乡卫生院就设在家门口。”

从《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实施至2019年底,全国1000多万和热萨来提·里提甫一样的贫困人口搬进新居。自然村通电接近全覆盖、通电话比重超过98%、道路硬化率接近80%,约7700万贫困人口参加医保。

“阿姨好!叔叔好!”凉山州昭觉县洒拉地坡乡姐把哪打村的幼教点,童音驱散了山间寒意。虽然位于大凉山腹地,这些三四岁的孩子却讲着标准的普通话。当地因听不懂普通话、文化程度低而难以摆脱贫困的窘境,正在下一代中消失。

近年来,凉山州投入122亿元,建成了各级各类学校1572所,小学教学点1011个,投入22.58亿元,建成3117个“一村一幼”的幼教点。云南怒江州全面落实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两免一补”和14年免费教育政策。2019年,新疆全区义务教育巩固率已达到94.2%,做到了贫困生有学上、上得起学、不辍学。

山乡化茧蝶变,捷报不断传来。2019年底,西藏74个县(区)全部脱贫摘帽;2020年2月,四川藏区实现全域脱贫摘帽;2020年4月,青海全省42个贫困县(市、区、行委)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

在“三区三州”,越来越多贫困群众的命运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曾经他们充满憧憬的生活,正在他们自己身上一步步变成现实。

西藏昌都市芒康县木许乡阿东村鸟瞰(5月6日摄) 詹彦摄

2

生产方式:

让土里生出金子

旦斤再也不愁土里生不出“金子”了。小小当归,正补足这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气血”。

旦斤家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桑坝乡班藏村,平均海拔2800米,高寒阴湿,是中药材当归生长的“乐园”。以前,村民没有意识到自己守着这样的“香饽饽”,多数家庭以种植青稞等传统农作物为生,只能勉强糊口。

2015年,迭部县决心利用当地气候特点试种当归。旦斤加入了,没想到,一年下来就增收4000多元,实现脱贫。2019年,迭部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班藏村村主任吉也介绍,村里正在建立合作社,统一销售,并建设储藏室,帮助村民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要想脱贫快,全靠产业带;要想稳脱贫,产业要先行。”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国务院扶贫办数据显示,近年来,贫困地区特色种养业和电商、光伏、乡村旅游等产业扶贫新模式快速发展,72.3%的脱贫户得到了产业扶贫支持。

想啃下“三区三州”这块脱贫“硬骨头”,同样需要向扶贫产业聚焦发力。

新疆的核桃、四川凉山州的花椒、云南怒江州的草果、甘肃临夏州的牛羊……近年来,一大批适合当地发展特点的产业项目“多点开花”。据农业农村部4月发布的消息,“三区三州”每个县区都形成了带贫主导产业。“三区三州”贫困县已引进和培育1200多家龙头企业、5.6万家农民合作社。52个未摘帽县已发展主导产业122个,带动300多万贫困群众、人均增收1700多元,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

收入来源的改变,不仅体现在新产业的兴起,还表现在传统耕种的“进化”。

耕种模式在变。曾经人种天养、管理粗放的耕种模式,开始向标准化种养殖转型。已经实现脱贫摘帽的凉山州盐源县塘泥湾村的第一书记张大海指着一片果林告诉记者,这里的苹果将进行严格标准化管理,目标是通过有机农产品认证,“进入高端市场”。部分地域特色农产品还开始探索“订单农业”。

耕种手段在变。通过运用科技手段,靠天吃饭如今正实现亩产翻番。通过手机远程操作,排风开启、遮阳网缓缓拉开,3月的阳光照进凉山州昭觉县涪昭现代农业产业园6000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科技手段的运用,让这里的土地亩产值从过去约2000元增至3万余元。

种植观念在变。哪个“果果”好卖,网页上一清二楚。盐源县当地一个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果农们从对数量的追求正变为对质量的追求,“以前觉得结得满就好,现在自己主动疏枝,要的是好果。”

销售渠道也在变。曾经自给自足、分散的小农户参与产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踏着逐渐完善的高速公路和互联网,“提篮叫卖”走进了大市场。

“过去我只知道在网上能买到衣服,从没想过能卖出家里的核桃。”和田市古江巴格乡赛克散村的古海尔尼沙·阿吾提感慨。2018年以来,包括他们一家在内的60多个贫困户借助电商将超过50吨核桃卖向全国。

3

生活方式:

“地上落上根羊毛都忍不住捡起来”

如果问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阿拉乡田多村村民东努,哪一刻才感到真正融入了现代生活?他的答案是:用上了干净的厕所、淋浴时。

“热水一开就有,厕所随用随冲,和城里一样。”东努说。

在几年前,这都是他不敢想的。甘南州坐落在甘青川三省接合部,被视为西部最具自然魅力的地区之一。但长期以来,农牧村脏乱差积习根深蒂固,垃圾随处可见,“人与牲畜住一起,家里家外泥汤汤”。

“摆脱贫困,不能只是盖个新房子,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生活观念依然一片狼藉,这可不行!”甘南州委书记俞成辉说。

2015年,甘南州开始把“环境革命”作为全州工作的总抓手,从草原、道路一直治理到灶台、炕头。记者在甘南藏区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干部们下乡,手里拿着一把垃圾钳,进门先教群众叠被子;有领导抽完烟把烟头一扔,走了几步忽然又折回来,捡起烟头装进兜里。

几年过去,甘南草原垃圾少了,散漫在空气中的青草气息扑面而来。牧民家里,“地上落上根羊毛都忍不住捡起来”。

不讲个人卫生、乱丢垃圾这些生活陋习的改善,正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在贫困地区生根发芽:搞旅游、民宿,比的是谁家院落更干净,哪里的村道更整洁,哪里的民风更淳朴;易地搬迁,从深山到城镇,老乡们会使用马桶了,不随手丢垃圾,不随地吐痰了;就业培训,从烹饪到守时守规、“对不起”“谢谢”……一系列技能“打包放送”,补足了现代生活的文明知识。

行为的背后,是思想观念的改变。

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贫开发局局长降初看来,由于历史等原因,一些贫困群众曾有不少精神上的“鬼”。一方面是知识上的愚昧、迷信,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懒惰、落后。

近年来,各地通过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程和“四好文明家庭”创建等方式,探索“精神脱贫”之路。例如凉山出台《关于遏制婚丧嫁娶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的规定》等制度,“不杀牛”成为移风易俗的突破口。随着农村医保逐渐完善,找“比莫”驱“鬼”的现象渐渐消失。

扶智也要扶志,扶起“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精神。一些地方通过加强文化供给服务、搭建教育平台等措施,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孔书记,我今年计划多买入100只刀郎羊,您看成不?”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科克提坎村第一书记孔青山的电话响了,是村民艾尼瓦尔·赛买提打来的,“如今,科克提坎村的村民越来越主动,早就从要我脱贫变成了我要脱贫。”

4

人的跨越:

“史无前例的成就”

某色吉日、东努、热萨来提·里提甫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反贫困斗争的最后一步——新中国成立70年来,7亿多像热萨来提·里提甫这样的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以现行标准衡量,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末的97.5%,降至2019年末的0.6%。

步伐在党的十八大后加速。1650万、1232万、1442万、1240万、1289万、1386万、1109万……至2019年末,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全国共脱贫9348万人,相当于平均每分钟就有近30人摘掉贫困帽子。

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减贫维度多元全面。从生活质量到生产方式,从生活方式到精神文明,脱贫攻坚对贫困群众由内而外“扶”、让大家从里到外“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用人类发展指数衡量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包括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个基础维度。有学者研究表明,我们用不到100年的时间,在这三个维度上实现了西方国家200多年取得的人类发展成就。

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1981年末到2015年末,中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87.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6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3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贫困深度显著降低。贫困深度反映了贫困户的收入和贫困标准的差距。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等人的研究显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1.9国际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估算,1990年中国的贫困深度为24.4%,2010年下降为2.7%,2014年进一步下降到0.3%,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显著提高。

减贫广度前所未有。从南海之滨到戈壁深山,精准扶贫路上,不因困难落下一个人。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作为“最后的贫困堡垒”,“三区三州”贫困人口由2018年的172万减少到2019年底的43万,贫困发生率由8.2%下降到2%,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西部地区平均水平高出3.6个百分点。

千百年的贫困堡垒,正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土崩瓦解。

延伸阅读一

为什么是难中之难

文 | 刘娟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20年5月20日,原标题为《为什么是难中之难》。

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致贫原因复杂……提及“三区三州”,总会让人联想到这样的标签。正因如此,这里一直被视为“最后的贫困堡垒”。

生态环境恶劣。打开地图,“三区三州”80%以上面积位于高原地区,无人雪山、天险大河、戈壁沙漠纵横其间。还有一些地方处在地质灾害频发地带,“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年年有小灾”,实现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果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曾流传着一句话:“全国脱贫看甘肃,甘肃脱贫看临夏,临夏脱贫看东乡。”千年来贫中之贫的东乡一直困囿于“水”。“以前走亲戚,最好的礼物是带上一桶水。”东乡县沿岭乡和平村村民马麦藏说,过去东乡吃水难,取水时下沟上山人挑畜驮来回要一两个小时。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果耶镇勒阿村驻村第一书记张金利(右)与一位村民打 招呼(4月21日摄) 陈斌摄

基础设施薄弱。恶劣的自然环境又造成了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滞后,西南缺土,西北缺水,青藏高原缺积温……深度贫困地区的建设成本和施工难度远远大于其他区域,道路、电力、通讯等物质基础设施薄弱,教育、卫生、公共文化等社会基础条件先天不足,长期以来这些地方社会经济和文明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要发展,用电必不可少。2018年3月,国家电网启动供区内“三区两州”深度贫困地区电网建设,在山地占比超过7成、海拔高差超过5000米的大凉山,电网线路跨越高山峡谷,穿越河流险滩,经过无人区,施工难度超乎想象,“开挖一个基坑的时间是常规工程的2~3倍。”国网四川凉山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程瑞说,连看电视、用冰箱这些日常生活,对于“三区三州”群众来说,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社会问题庞杂,文化发展水平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或是革命老区,或是民族地区,或是边疆地区,往往面临着多种问题,加大了脱贫攻坚的复杂性和难度。其中还有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

“怒江州有40%的群众不会讲普通话,这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之一。”云南直过民族青年和志青说,他是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架究村出的第一名大学生。“我读书很努力,高三那年数学成绩在整个怒江州都名列前茅,但高考英语只考了39分。”和志青说,“不是我不想学,我们小时候连普通话都说不顺溜,更别说学英语了。老师教banana时,我连香蕉都没见过。”

贫困人口众多。截至2019年9月,“三区三州”仍有17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国的12.5%。数字中的每一个贫困个体,都面临复杂而具体的生活困难,有些已经放弃努力,缺失了脱贫动力;有些则面临住房安全、饮水安全等最基本的生存挑战;有些更是因病因残致贫,亟需一对一的精准帮扶……

诺言如金。精准扶贫方略实施以来,超过9000万贫困人口脱了贫。面对最后这些脱贫难度最大的人群,我们一定能保证他们在脱贫道路上一个也不被落下。

延伸阅读二

奇迹怎样诞生

记者|吴光于 杨静 关俏俏 王大千 白玛央措

执笔|程姝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20年5月20日,原标题为《奇迹怎样诞生》,原文刊于《瞭望》2020年第20期。

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呜——

5634次列车到达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月华站。

建档立卡贫困户翁古木且牵着一只绵羊上了车,径直走向最后一节车厢,那是为方便群众携带牲畜、家禽等,专门开辟的行李车厢。

全程运行353公里、经停26站、耗时9个多小时……每天穿梭于四川大凉山普雄和攀枝花两地,客运5633/5634次列车被沿线的13万群众亲切地称作“小慢车”,更是名副其实的“扶贫车”。

运行近半个世纪以来,票价始终不变,最低只要2元,却承载起深度贫困地区大凉山彝族旅客出行、经商、上学的愿望,也成为他们的致富车、运输车、校车、希望车。

今年,是列车长阿西阿呷在小慢车上工作的第23年。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小慢车外的深度贫困地区也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自来水安起了,路也通了,还免费发了家用电器。种地的人修上了新楼房,女孩儿家也能上好学校。”阿西阿呷说,“小慢车见证了我们大凉山彝族的变化。”

小慢车的“慢”,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温暖。这份温暖的背后,是一份掷地有声的庄严承诺——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让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4月29日,安徽省宣布,省内所有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至此,我国已有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南、海南、重庆、西藏、陕西、青海、湖北、江西、安徽等15个省区市的贫困县实现了全部脱贫摘帽。

立下愚公志,啃下硬骨头。

作为最难啃的硬骨头,“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仍在进行最后冲锋。神州大地上,贫困的地盘每天都在缩小,全面小康愿景愈加清晰。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黑陶匠人闹吾措在制作传统藏式黑陶(2019年11月 11日摄) 张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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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优势创造奇迹之源

作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看天一条缝,看地一道沟;出门靠溜索,种地像攀岩”曾是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俄科罗村村民和坡益的家,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种些青菜、养几只鸡,平时下山干点零活,这就是一家人的生计。

这天,暮色渐浓,天空飘起小雨。刚从苞谷田里劳作回到家,就听到一阵敲门声。敲门的是怒江州社科联副主席祝培荣,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俄科罗村拉谷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队队长。

背起重重的行囊,这支12名怒江州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负责动员大山深处的贫困户搬迁到福贡县城安置点。村民都亲切地称之为“背包队”。

搬出大山,和坡益有些畏惧:“下去之后什么都要买,没有钱可咋办?”

祝培荣拿出傈汉双语版的政策文件和安置点的户型图,用傈僳语向和坡益详细介绍当地的扶贫搬迁政策。“安置点有扶贫车间、有公益岗位,任你们选择。”这已是祝培荣第三次来讲政策、算经济账。

易地搬迁,让群众挪穷窝、断穷根,是怒江州发展的现实选择。今年2月,怒江州组建了15支“背包工作队”进村入组,全力动员搬迁。截至4月2日,怒江州共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25158户95859人,累计分房率达97.35%。

行动组、工作队……这一个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背后,正是中国制度优势在脱贫攻坚领域的生动体现。

上下同欲者胜。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各地建立起脱贫攻坚党政一把手负责制,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

实施五级书记遍访贫困对象行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遍访贫困县,市(地、州、盟)党委书记遍访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乡镇,县(市、区、旗)党委书记遍访贫困村,乡镇党委书记和村党组织书记遍访贫困户。

在云南,贫困县党政正职每月至少要有5个工作日用于扶贫。

在新疆和田地区,今年1月底开始,对10个未摘帽深度贫困县开展挂牌督战。地、县、乡、村四级干部坚决扛起脱贫攻坚主体责任,38名地区厅级领导、281名部门包联单位主要领导,县、乡、村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各级帮扶干部,先后到督战村、帮扶村、包联户。

从沿海发达地区到内陆地区,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历经多次完善、不断成熟,从资金援助、教育和医疗资源帮扶上升到以精准扶贫为导向的产业帮扶,靶向帮扶拔穷根的路径越来越清晰。以“闽宁模式”为代表,东西部多个省区市结成对子,实现了对30个民族自治州的帮扶全覆盖。

在山东,利用“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专项招聘活动,组织山东企业到青海海北州开展联合招聘,并在济南、青岛等地设立了“青海省海北州劳务输出工作站”,提供就业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让海北州赴鲁就业人员随时都能找到“娘家人”。

在甘肃临夏州,福建厦门市援建的扶贫车间总数达216个,占临夏州扶贫车间总数的比例达90%以上,解决了4430名贫困人口的就业增收问题。

……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

“中国扶贫奇迹的形成,源于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黄承伟如此总结。

2

经济发展奠定奇迹之基

从高空看,这里既有广袤的戈壁沙漠,也有纵横交错的高山深谷。自然灾害频发,加之资源禀赋贫乏,让这里一度近三个人就有一个贫困人口。

这里是南疆四地州,“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通过易地搬迁、产业扶贫、自主创业……这里,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变化喜人。

长期以来,受地域、自然、经济因素制约,南疆四地州农村富余劳动力多,转移就业渠道窄、质量低、稳定性差等问题突出。在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支持下,近年来南疆四地州一大批涉及交通、水利、电力的重大项目陆续建成,昔日“口袋底”通路通车,产业发展路子越来越宽。

“我现在有工作,靠能力挣钱,我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阿克苏地区乌什县艾斯芬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员工瓦坦古丽·克热穆高兴地说。

在这里和她一样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900多人,其中贫困家庭劳动力300多人。

自2018年起,新疆聚焦南疆22个深度贫困县(市),综合施策,通过扩大就业渠道、拓展就业空间等途径,帮助逾12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截至2019年10月,南疆四地州实现188.95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9.1%降至10.9%。

南疆的脱贫成就,向我们昭示——发展,才是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

中国摆脱贫困的历史,俨然是一部共和国的发展史,中国的减贫奇迹总是伴随着经济奇迹的出现而出现。70多年来,中国经济规模连上台阶,这为新中国的减贫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方面,充盈了扶贫资金投入。从2013年到2019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保持持续增长,年增幅达21%。今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目前财政部门已累计下达1396.36亿元。这其中,对“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进一步加大。

今年,甘肃深度贫困地区获得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新增34359万元。其中,临夏州21924万元,藏区12435万元。而在凉山,近年来每年新增财力的80%,新增一般转移支付及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源有偿出让收益的50%用于扶贫开发。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动了产业扶贫的良性循环,创造了更多减贫机遇。

近年来,贫困地区蔬菜、水果、食用菌、茶叶、牛羊养殖等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每个县区都形成了带动脱贫主导产业。例如,四川省加快贫困地区鲜活农产品仓储冷链设施建设,甘肃省将扶贫主导产业和贫困户产业全部纳入特色产业保险,新疆和田发展扶贫产业园延长产业链,有效带动了贫困户就业增收。

3

人民力量树立奇迹之本

沿盘山公路蜿蜒而上,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驱车前往萨尕尼哈,路面上时有未化的积雪与冰面,翻过一座座山峦,海拔逐渐升高。

萨尕尼哈地处尖扎县尖扎滩乡中心地带,藏语意为“像马鞍一样的垭口”。尖扎滩乡平均海拔约3400米,是全县唯一的纯牧业乡。

“在这生活了一辈子,以前在草原上放牧,一家人住在一顶牛毛编织成的黑帐篷里,可是冬天漏风,夏天漏雨。”79岁的索南吉坐在阳台上晒太阳,身旁刚出生的曾孙在温暖的阳光下熟睡着。

曾经,尖扎滩乡一度面临“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直到2017年,索南吉一家四口彻底告别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与尖扎滩乡洛哇、岗毛、幸福、五星四个村的牧民一起搬到了萨尕尼哈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我年纪大了,还有关节炎,能住进这样温暖的房子真的很幸福。”索南吉扶着膝盖缓缓起身,“这个炉子连着火炕,用炉子做饭烧茶的同时,家里也越来越暖和,这都是政府给我们准备好的。”

走进萨尕尼哈安置点,300多座房屋鳞次栉比。过去这里只有一个小卖部,如今沿街有20多家商铺,蔬果店、餐馆、汽修店、物流服务站等一应俱全。

据统计,截至2019年,尖扎滩乡总人口1301户5866人,含建档立卡贫困户495户2003人,占尖扎县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

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青海藏区萨尕尼哈的巨变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缩影。

每年千万以上的人口脱贫,这样的成就,举世罕见。

奇迹靠什么书写?中国人民!

在贵州遵义草王坝村,老支书黄大发带领村民立下愚公志,用36年的奋斗开凿出“生命渠”,拔掉了世代贫困的穷根;在江西瑞金,当地老百姓笃信“没有等来的辉煌,只有拼来的精彩”,克服重重困难,走出一条真脱贫、脱真贫的致富路子;

从带动贫困群众创新产业发展的致富带头人,到身患重病仍顽强奋斗带领乡亲奔小康的合作社负责人;从扎根山区、忘我工作的驻村第一书记,到“敢为天下先”、带领群众苦干脱贫的干部……

从342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结对帮扶570个西部贫困县,到中央企业开展贫困革命老区“百县万村”帮扶行动,再到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社会大扶贫格局充分激发了社会扶贫的潜力。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已有8.81万家民营企业参与行动,帮扶10.27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5.88万个),惠及1163万贫困人口。

回溯脱贫攻坚的历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人民不断砥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志气,中国人民不懈奋斗接续创造着脱贫事业的奇迹。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2020年,中国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绝对贫困,这注定将载入人类发展的史册。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延伸阅读三

美好生活没有尽头

记者|关俏俏 刘洪明 王大千 杨静

执笔|陈燕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20年5月20日,原标题为《美好生活没有尽头》,原文刊于《瞭望》2020年第20期。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新疆和田地区乌尊艾日克村贫困户米尔妮萨·纳斯尔的家庭收入亮起红灯。

1月24日,她所工作的佳美扫把制作中心关闭,每月1000~1500元的收入没了着落。“2月份我向亲戚借了1000元补贴家用,村里送来了羊肉、鸡蛋和蔬菜水果才渡过难关。”

疫情给“三区三州”脱贫攻坚带来一道难度不小的“加试题”。但这改变不了“一个都不能落下”的庄严承诺,也改变不了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摆脱贫困,是千百年的治理难题。脱贫攻坚决战进入最后读秒时间,千百年梦想,浓缩于未来的日日夜夜。

“我们将加强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的监测,分析原因、找准病灶、及时帮扶,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马缨说。

“以前,我觉得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但现在,我相信日子会越过越好。”在“三区三州”,有这样信心的贫困群众越来越多。

在北上的列车上,务工人员布再乃 普· 阿卜来海提向窗外远眺(3月27日 摄)。2020年,新疆将集中力量展开脱 贫攻坚,专门对口喀什、和田等地的贫 困户,让他们“北上务工”,异地就业 赵戈摄

1

发展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交通不便,是云南怒江州长期致贫的重要因素。1954年,州内没有一条公路,仅有600多公里人马驿道。与世隔绝,让这里的人们处于极端贫困。

公路,是改善出行的通道,也是奔向小康的捷径。1956年,怒江州第一条公路瓦(窑)贡(山)公路正式动工,外界的第一缕光照进了深山峡谷。

如今,瓦贡公路六库至丙中洛段改称“怒江美丽公路”,同步建成美丽公路、生态路、景观路和旅游路。2019年底,全州公路总里程6065公里,内联外通的交通网络格局已基本形成。

公路通畅了,思路也开阔了,战胜贫困的信念更强了。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高山深谷、悬崖绝壁让贫困群众世世代代与世隔绝,带来物质生活的阻隔、闭塞、围困。

改变始于凿山开路、修路架桥、易地搬迁、扶贫扶志等,在千千万万新时代愚公的努力下,贫困群众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大山里特色农产品、特色旅游、特色小镇等进入大众视野,大山外现代化产品、文化娱乐项目等走进大山,村民的腰包富起来了,致富思维活起来了,摆脱贫困的底气强起来了。

脱贫只是开了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尽头。近年来,精准扶贫方略落地生根,扶贫长效机制逐步完善,脱贫群众发展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从不知名的施工队队长到脱贫致富模范,赤加的名字在西藏自治区聂荣县家喻户晓。2015年,赤加在尼玛乡组建牧民施工队,带领乡民四处务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聂荣县赤加劳务输出有限公司于2017年成立,培训建档立卡户富余劳动力,对接本地用人单位,实现转移就业脱贫。截至2018年10月底,该公司劳务输出3600余人次,创收达4000余万元,人均1万余元。

更多“赤加”的故事在“三区三州”上演。通过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社会兜底等多种举措,在这些“最后的贫困堡垒”,贫困逐渐远离,幸福越走越近。

2

成为自己的“扶贫工作队”

早上雾还没散,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青珍村党支部书记普华来到牧民家,为牦牛佩戴耳标、拍照、登记、编号。晚上,他拉着畜牧业专家谈项目、说产业。

经过努力,牧民入股成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社。高产的草地提高了载畜能力,暖棚突破了季节性产量限制,牧民不用在“冬窝子”和“夏窝子”之间辛苦转场,在家门口就能剪羊毛、挤牦牛奶……合作社人员达130户562人,饲草种植面积2000亩,2017年底分红户均收益近7000元。

在“三区三州”,不少贫困户之所以贫困,物质缺乏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穷惯了”,缺乏脱贫致富的志气和勤劳实干的精神。有了普华这样的主心骨、领头人,日子就不一样了。

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以普华为代表的一大批基层干部,既是脱贫致富领路人,也是反贫困斗争精神的带头人。在他们的引领下,“三区三州”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得到提升,脱贫的内生动力也被激发,越来越多人成为自己的“扶贫工作队”。

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桐安乡,迎来了易地搬迁贫困户买合肉甫·木拉吧一家五口。很快,夫妻俩找到了谋生计的路子。“想开个小吃部,后来发现大家忙着装修房子,大小零件都要去县城买,这是一个商机。”妻子热娜古丽·喀尔曼说,他俩一合计,在街边临时搭建的彩钢棚下开了一间五金卫浴建材铺,她负责看店,丈夫负责送货安装。

不会技术的买合肉甫·木拉吧,花了三天时间跟着县城的安装师傅到处跑,很快掌握了卫浴安装技术。“卖卫浴主要挣安装费,一件100元,两个多月挣了5000多元。”热娜古丽·喀尔曼说,她用这笔钱给新家添了沙发茶几。

摆脱了精神贫困,才能筑成最牢固的脱贫战线。“三区三州”有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开始创造新生活。

3

凝聚众志成城的集体信念

在新疆喀什地区托万巴格艾日克村,贫困户阿布都克依木·阿布都拉一家七口靠种棉花、核桃等生活,但一年仅1.2万元收入。“这些年家里盖了安居房,领到了扶贫羊和鸭子,但收入不多。”他说,一直想外出就业却屡屡碰壁。

为了确保剩余10个县摘帽、559个村退出、4.21万户16.58万人脱贫,新疆依托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健全完善防止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按照收入和“两不愁三保障”指标,采取“红橙黄绿”四色信号灯分级预警、区地县乡村五级分级负责,及时精准发现问题、动态帮扶。

阿布都克依木·阿布都拉一家的人均收入正处于“橙色信号灯标识”范畴。在当地人社部门帮扶下,阿布都克依木·阿布都拉来到昌吉市务工。“每月有2000多元稳定收入。我多挣些钱,家人生活更好,今年也能脱贫了。”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逐步启动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凝聚起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不断刷新世界减贫的历史纪录。从1978年到2019年底,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超过7.6亿。

这是一场摆脱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人间奇迹,由此凝聚起众志成城的集体信念,让更多人对战胜贫困、改变自身命运有了底气,看到了希望。

3月2日,在做好防疫前提下,佳美扫把制作中心开始复工。乌尊艾日克村第一书记吾肉孜阿力·哈西哈尔巴依说,村里及时协调米尔妮萨·纳斯尔上班,她一天可以捆扎扫把二三十个,每日收入超过100元。

“有这么多人帮我,我自己更要加倍努力,我相信所有困难都会被克服的。”米尔妮萨·纳斯尔说。

原标题:《这些贫困“堡垒”正在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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