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赢了事业会输了家庭吗？

婚姻质量一直是备受社会关注的问题。自2014年起，中国结婚率逐年下降，近两年来维持在3.2‰水平上。相比之下，离婚率同期却快速上升。根据民政部统计公报数据，2003年有超过130万对夫妇离婚，到2018年达到近450万对。2019年有415万对中国夫妇解除婚约。关于2016-2017年间的离婚状况调查发现，婚姻破裂的高发期为婚后的2至7年，而当事人口中最常见的离婚原因是感情不和。多少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新冠疫情所带来的长期居家也使得很多婚姻出现了情况，来自各地媒体的报道显示，当3月份的抗疫隔离期结束，夫妻们开始走出家门，离婚率也随之暴增。

最近，天猫CEO蒋凡被曝光婚内出轨、当当网李国庆夺公司公章与妻子俞渝对峙等新闻频频登上热搜。随着越来越多细节的披露，多数人眼中“成功人士”的婚姻质量进一步引发舆论的关注。

婚姻在现代社会到底有什么功能呢？这个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慢慢走进了经济学家的视野。经济学家之所以关心家庭的决策行为，关心家庭的构成和解体是由于大量证据表明微观行为决策是在家庭层面上做出的。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世界银行曾经斥资在印度农村修建家庭厕所，希望就此减少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改善健康和生产效率。在项目评估中发现如果把修建厕所的钱发给男人，厕所建成的概率就大大降低，钱往往被花在别处，尤其是烟酒消费。但是如果把钱发给女主人，厕所建成的概率大大提高，最终能达到政策目标，改善全家生活状况。这个小例子可以形象说明，家庭的构成，夫妻双方的不同偏好，以及博弈力量会最终影响家庭行为决策的走向。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在1973年和1974年的论文，以及1981年成书发表的《家庭论》里提出，家庭最大的功能是养育小孩。如果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存在歧视，而男性享受相对较高的薪资待遇，那么从家庭层面直接导致“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出现。如果家庭中确立了“女主内”的模式，女性就不得不多付出时间养育小孩和负责家务劳动，而在职场上的付出就相对少，这又“坐实”了性别歧视的雇主的预判。从而在整个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决策中让绝对大数女性处在一种被挤压的状态。（在Gary Becker之后又有一系列的文章讨论了家庭可以为夫妻双方带来诸如联合消费、相互保险、共同融资等一系列的作用。但家庭分工仍然是影响最广和最广为接受的假说。）

当这种被挤压的状态一旦得到释放，女性得以突破传统和伦理以及雇主成见所划定的圈子时，会发生什么呢？她们的配偶、伴侣、家人会调整相应的家庭分工，一起分享女性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光荣和财富吗？还是整个家庭仍停留在过去的状态下，无法“兼容”追求职场成功的女性而导致家庭解体？让人惋惜的是，后一种情况不仅是肥皂剧里常常出现的场景，也被学术研究所验证，不仅是中国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OlleFolke和Johanna Rickne最近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的文章“单身女性：工作晋升与婚姻稳定性”中研究讨论了婚姻中一方在职场的成功对于家庭婚姻的影响。

成功女性更容易离婚？

今天，人们是不是真的认同在男女可以并立在一起、工作、奋斗和竞争呢？那些高智商、有锋芒的女性，在男性眼中是怎样的？在OlleFolke和Johanna Rickne之前，有人曾经做过关于男女约会的实验，结果发现男性更有可能会因为害羞而避开被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更聪明或有想法的女性。与此相似的，也有研究发现，当有人请MBA高管班上的女性学员分享经验时，单身女性学员的分享比那些有男友或者是已结婚的女性要果断明确得多。所以似乎女性的成功往往无法和亲密关系并存。

OlleFolke和Johanna Rickne利用瑞典1979-2012年全国处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注册数据，结合LISA数据库中关于个体税收与收入的数据，从中分离出参与市长和议员选举的样本和公司CEO的样本，并分别对男性和女性在选举成功后的婚姻状况进行了分析。样本数据显示，政治候选人中女性一旦竞选成功，离婚率高达14%，而男性竞选成功后离婚率仅为7%。（7%为瑞典全国离婚率的平均水平）简单的数据描述即显示出女性和男性事业进步后离婚率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厘清这一差异的来源，文章采用双重差分估计，以选举年为基准点，选取基准点的前4年到后8年之间为窗口期，追踪这一窗口期内婚姻状况的变化。通过对比竞选成功和失败的同性别候选人，文章发现对于男性来说，是否竞选成功，对婚姻状况基本无影响。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竞选后，女性竞选成功者较之于失败者离婚率要显著高出7个百分点。这样的性别差异不光出现在政界，也出现在商业界的CEO身上，在当选后的日子里离婚的女性CEO比例可达到男性CEO的2倍。

为什么女性的成功更容易导致其离婚？

还是需要从匹配讲起。Gary Becker 谈到婚姻所能生产的“公共品”（指不用发生额外成本，夫妻双方都可以同时享用的物品），不仅仅有孩子，在后续的文章中他还把这个概念扩展到彼此的陪伴。这种陪伴往往要求观念上的“情投意合”、“志趣相投”。举个例子，如果男女双方在婚前就都认为男女平等的话，那么在双方看来女性的成功不会带来诸如社会压力或者在家里家庭话语权的改变，那么婚姻稳定性自然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相反，如果双方都秉持一种“男主外，女主内”，对男性在职场上的成功要求更高的话，那么女性的成功将毫无意外地通过这种观念影响到婚姻内部的稳定性。例如女性对男性的期望值上升导致家庭内部关系紧张或者男性认为女性不应该在家庭外的环境中谋求更大的晋升导致冲突，等等；但男性在职场上的成功将会符合双方的期望，无论是来自个体的价值实现（男性）还是对于自身婚姻选择正确的自豪感（女性），都不会使得婚姻的稳定性出现明显下降。

怎么检验这个假说呢？这个假说一个可检验的推论就是，如果我们能找到在样本里哪些家庭更认同“女主内”，那么离婚率的升高就更容易出现在这类家庭中。如何判断一对夫妻是不是认同传统的“女主内”模式呢？OlleFolke和Johanna Rickne利用他们收入和劳动供给的数据做了一个近似处理。他们通过夫妻的年龄差距和产假的使用情况来区分“传统家庭”（年龄差距较大或妻子休产假时间较长）和“性别平等家庭”（年龄差距较小或妻子休产假时间较短）。其中，夫妻之间的年龄差往往意味着经验与话语权的差异，而妻子休产假的时间反映的是一段时间内妻子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大小，如果休的时间越短就变相说明妻子的工作收入对整个家庭越重要。分组后，OlleFolke和Johanna Rickne进行了组别间的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认同性别平等的夫妻对于女性的成功有着更大的包容度，而传统的夫妻在面对女性的晋升时更有可能面临婚姻的危机。

“赢了事业输了家庭”是“自找”的吗？

一旦女性“赢了事业输了家庭”，一般总会面临不少非议。因为飞黄腾达，另攀高枝？或者是太重事业，忽视家庭？还是事业成功，太过强势？这些念头总会盘桓在周围人的脑海里。OlleFolke和Johanna Rickne逐个讨论，并且一一排除了这三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有可能是晋升改变了身边的环境。对于成功女性来说，竞选成功可能使得身边男性的数量或者比例大幅度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女性主动去追寻新的婚姻关系；与此同时，晋升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回报，比如更高的薪酬与社会地位，也会增强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那些工作环境中异性的数量或者比例增加越多的女性，越有可能因为晋升而导致离婚的发生。但实证的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异性比例增加所带来的离婚率差异并不明显，甚至反倒是那些周边异性环境变化较小的女性更有可能在晋升后离婚。

第二、成功女性本身可能就是愿意在事业上投入更多的女性，这样的意愿可能会同时导致他们更容易竞选成功，同时这种投入也可能会导致她们疏于照顾家庭，最终婚姻失败。为了检验这个假说，文章选取了更小的样本，这个小样本里的候选人得票都非常接近。从事后看，这样的选举结果说明本次选举能否当选很大可能是一个随机的结果。那么是否当选相当于一个随机事件，也就没有理由认为竞选成功和失败的两类人在对事业的投入意愿上有系统性的差别。对这个小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竞选成功后离婚率提高的情况仍然成立。女性在选举成功后3年内离婚的概率翻倍。因此，并不是爱事业不爱家庭的女性容易成功和离婚，而是成功女性更容易失去家庭。

第三、竞选成功会带来收入的提升，增加经济上的独立性，减少对丈夫收入的依赖，提升女性单独生活的质量，从而可以为离婚后的生活增添一份保障，增加离婚的底气。并且一般来说，收入往往与婚姻内部的话语权挂钩，如果双方长时间适应一种话语权利体系，那么由于晋升导致的话语权的反转，同样可能给婚姻带来不确定因素。离婚率的增加是否因为竞选成功后的工资增长带来？为了检验这一假说，文章按样本中女性的绝对收入增长和相对男性收入增长进行分组，结果发现因经济上的提升带来的离婚率的差异并不明显。

结语

女性的成功更有可能给她们带来婚姻的不稳定性，导致她们在晋升后的几年中离婚概率显著上升，而男性的成功则不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不稳定性只单纯的来自于女性职场上得到晋升，与她在工作和家庭上的投入分配、与晋升带来的外在异性环境的改变没有关系。如果婚姻内部双方较为平等，那么女性的晋升不会带来明显冲击，但当双方处于传统的婚姻关系中时，女性的晋升将提高她在未来离婚的可能性，而这种差别在男性的成功下并不存在。

“赢了事业，输了家庭”的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曾经令女性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尚不可知，但是， OlleFolke和Johanna Rickne所发现的这个结果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和严肃考虑这种可能性。保持婚姻关系的动机，最终将反映在女性对于高级职位的选择态度上——一旦成功，她们要比男性竞争者面临更高的离婚风险，这种考量也有可能是世界各国高管职位上女性身影缺失的原因之一。

面对和改善这种现象在人口红利减少、女性劳动力日益重要的大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 OlleFolke和Johanna Rickne文章的发现表明，只有当性别观念更为平等的家庭普遍出现时，维持婚姻关系的稳定对女性的隐形约束才可能消失。当然，达到这个结果，不仅仅需要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加强对于女性合法权益的保护，更需要全社会的意识与观念不断发展，需要社会中每个人的支持。

（孙昂系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