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大众时代来临了吗？

大众的崛起及其回应的大众理论的兴起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现象”。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 描述了现代之前的一些大众幻想与疯狂，比如在十字军东征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狂热、对末日审判日来临的一些流行恐惧、民众在追捕女巫和迷恋炼金术士中表现出来的狂热，等等。作者也描述了一些大众希望快速致富的金融方面的狂热，比如密西西比的泡沫、南海的幻梦、对郁金香的疯狂投机，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近代，但还是带有传统的特征，即自发、非政治性、暴起暴落，等等。在中国，也有像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所著《叫魂》所描述的1768年发生的妖术大恐慌。

上述大众中的流行情绪和行为可以说是具有明显的传统印迹，或者说是表现了任何社会的群体行为的某些共性。它们多是属于自发的，虽然也常常突然发生、迅速传染和互相模仿。它们常常和恐惧有关，但也有些是出于热烈地追求财富、健康、长生乃至永生。甚至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的行为，比如因为某种传闻或谣言而在不同族群之间爆发的相残，对某种养生物质和行为（如红茶菌、气功）的流行性迷恋。但是，我们现在联系于《大众的反叛》所要谈到的大众崛起，则是和现代紧密相关的事件，乃至可以被认为是现代的一个“关键性事实”。

一

我在这里不欲全面讨论有关大众的思想，而只讨论它的一部分，即作为滞后的回应的一部分，也是专门讨论大众、理论上比较成形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也常常具有批判反省的意义。首先是大众的真实崛起，然后才有这种大众理论的兴起。一些思考者已经感受到了大众的登场，并且预感到了这种趋势还会不断加强，乃至认为一个可以名之为“大众时代”的新时代将要来临。

18世纪西方的社会理论大多是乐观的，甚至是昂扬的。它们基本上没有看到大众的风险，而是相当充分地相信进步，相信人的可完善性。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已经有一些思考者担心灾难可能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19世纪法国史学家和文学家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在他的多卷本《现代法国的起源》中表现了他的深深担忧。他将群众看作是揭开现代世界之谜的线索，对此前的启蒙运动提出了质疑。

不过，从理论上来说，对“大众”的探讨则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领域。主要在19世纪活动的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 Tarde）强调大众传媒对群体形成的影响，他认为：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现代社会已造就了一个截然不同却不断增长的大众群体，这个大众群体的无限扩展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也就是说，他更为注意的还不仅是那些在街头和广场上的群众，而是小册子、报纸的读者（日后是收音机的听众和电视机的观众），他们似乎都待在自己的家里，但却还是“聚”在一起——他们表面上似乎各不相同，实际上却非常相似。广场和街道上的群众是通过一种近距离的暗示而被带到一种梦游状态，后者则是通过报纸等大众媒介的一种远距离的暗示被带到一种催眠状态。

塔尔德认为，如果每个政治群体都有自己的报纸，就可能造成群众的多元化，即造成“众群”（publics），而不是那种令人生畏的巨大的单一的群众（crowd）。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单一的群众已是过去式，彼此竞争的群众将会出现，他们将各自分开阅读报纸。报纸将群众引离街头而驯化了群众。

塔尔德对两种群众的划分有其一定道理，但也忽视了这两种群众之间还是存在着某种联系：分散在个人家里读报纸和看电视的“众群”也许平时是安静和分散的，但长期耳濡目染，他们形成了某些共同的观念和感情，一旦有紧急事件发生，他们就可能上街，加上激动人心的演说和各种表现仪式，他们就能汇聚成一种巨大和统一的暴烈力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烈焰三丈，亦非一日之积”。人们实际会不知不觉就坐在火山口上。大众媒体对一战爆发所起的巨大作用已证明这一点。

塔尔德，还有意大利的西盖勒（Sighele）都从犯罪社会学切入对“大众”的研究。塔尔德写有《舆论与犯罪》《刑法哲学》，西盖勒写有《犯罪群众》。不过，最为简明扼要、也是生动有力地论述了“大众”的还是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勒庞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被视作群体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尽管他的著作遭到了一些学术上的批评，但很难不佩服他的一些富有洞见的直觉。

勒庞认为：无论构成群体的个人是谁，一旦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就变得与他们单独行动时颇为不同。“群体人”并非都来自下层，智力很高的人也可能属于某个群体。因为决定群体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受遗传影响的深层心理结构，而人们虽然在智力上差异很大，却有着相似的本能与情感。在属于情感领域的事情上——例如宗教、道德、政治、爱憎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

在勒庞看来，这种群体的一般特点首先是觉得自己人多势众、势不可挡，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己本能的欲望，而且，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第二点是互相传染的现象，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富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第三点是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就像进入了催眠，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话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当然，反之亦然。孤立的个人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而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群体在智力和理性上总是低于个人，但在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上却要表现得比个人更好或更差。它固然常常是犯罪群体，但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群体，能创造出历史奇迹。

勒庞认为：群体只有低下的推理能力，但却有高超的想象能力，并易受神奇事物的感动。所以真正理性的东西并不能吸引群众，高深的观念往往要经过一番生动、形象的改造，才能为群众所接受。所以，影响和动员群众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断言，二是重复，三是传染。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而且要不断地、尽可能措辞不变地重复这些断言，并使其传染开去，这样就形成某些流行意见，或者说形成一种支配性的舆论。随着工业文明的进展，新的交流手段和大众媒体还使一些新的更大规模的群体出现。

勒庞在19世纪末的著作似乎预告了下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大众运动和斗争将要出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921年发表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还是集中在心理学的领域探讨大众，但引入了他自己专门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大众及其与精英、领袖的关系。他在开始部分大量引述勒庞的言论，指出其强调大众的无意识特点与自己的心理学相当一致，但然后就进入他自己的理论分析了。他试图从两种严格和稳定的组织——教会与军队——入手，而不是从街头的无组织群体入手，找出一些群体共同的特性。他重视领袖对群体的作用，认为这种联系远比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更起作用。人们崇拜领袖，努力从领袖那里获得认同，就像一个男孩会在一段时间里努力从父亲那里获得认同一样。在勒庞所描述的群体中，个性几乎会完全消失。这意味着“个人放弃他的自我理想，用体现在领袖身上的群体理想代替它”。而现代群体的心理又有非常原始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一面，集体的造反，实际都是对原父之叛的重复。按照约翰·麦克里兰（John S. McClelland）对其思想的解读，弗洛伊德对造反或革命的结果的看法是相当悲观甚至很保守的，他认为以自由解放之名而进行的革命，产生的政权每每比原先的政权更加威权主义。所以，凡是珍爱自由的人，还不如守着原有的领导者，而不要寻求新的领导者。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这位码头工人出身的作者所著的《真信者——群众运动性质的思考》，或因其是来自群众内部一员的思考而可以给我们一种特别的借鉴。他指出许多人参加运动是希望能够迅速和大幅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境况，尤其是那些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愿意热烈地投入一个看来辉煌壮丽的共同事业，甚至至少在一个时期内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希望在这一事业中获得一种价值感、信心和自豪。还有各种各样的人也会追随运动，包括各种不满者、边缘人、畸零人、社交障碍者、烦闷者、野心家、投机分子、弱势者，乃至极端自私的人和罪犯。而没有除去自己特殊性和分化性的人会难以投入行动，因为运动总是要求一种齐一性。共同的仇恨往往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他也追溯了大众运动的成因，认为为其铺路的首先是那些“言辞人”，当然，收其功者则是另外的一些“行动人”。“所有当代的群众运动千篇一律都是由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为其前导”。 他们批判一切既有的信仰和传统，造成的结果就会像叶芝的诗所说的“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激情澎湃”。然而，催生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骨子里其实是个人主义者。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在1960年有些令人意外地出版了一部可以看作是学术著作的《群众与权力》。他对群众的看法没有那么负面，认为群众的特性主要有四条：第一，群众的增长本质上来说是没有界限的，会永远增长；第二，在群众内部，平等占统治地位；第三，群众喜好紧密地聚集在一起；第四，群众需要导向。 他从人们对接触的恐惧心理的突变来论述群众的产生。一旦不害怕接触，群众成员就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所有的差别，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距离，而与群体中其他所有人一样是平等的一员。这是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也是幸福的感觉。但我们也许还可以说这种感觉是短暂、甚至有些虚幻的。卡内提对群众的类型做出了细致乃至有些烦琐的分类。但他重点讨论的还是群众与权力的关系。所以，他又仔细分析权力的要素、分类和表现形式。他不仅注意人的社会性，也注意人的生物性。他对权力的看法倒是相当负面的，且也是从对身体的接触和控制开始。鉴于纳粹主义支配第三帝国的沉痛教训，也鉴于人类进入了一个核武时代的阴暗前景，他主张要努力抗拒那些病态的领袖的命令，包括隐居者和逆反的群众成员的抗拒。

麦克里兰在他那本颇为流行和具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问世之前，在1981年就已经出版了一本名为《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提》的著作。这本书侧重的是群众与暴力的关系，作者认为群众理论家真正的分界线是对群众暴力的态度。也正是因为暴力，群众就成为进步风景画上的大块污斑。但群众，尤其现代群众为什么会走向暴力呢？麦克里兰追溯了古代和中世纪的群众，但绝大部分篇幅还是在探讨近代以来的群众。他研究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尤其是泰纳对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的态度，也探讨了从西盖勒、塔尔德、勒庞、弗洛伊德到希特勒、卡内提的思想理论。作者的“后记”有点奇特地以“远离多数以求安全”为名。但是他在其中又引申弗洛伊德的观点说：“群众本身是不安全的，但留在群众之外的人也不安全。” 与群众保持距离的人也还是可能成为群众的受害者。

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1981年出版的《群氓的时代》又回到了比较严格的群体心理学的范围，而且主要是研究塔尔德、勒庞和弗洛伊德三个人的思想，但也可以将这本书看作对近百年来大众理论的一个回顾总结。他也简略描述了全球化时代大众依旧凸显的特点，为群体心理学进行辩护。他关于20世纪初民众将取得胜利、20世纪末我们将成为“领袖的囚徒”的预言，从时间上说或许并不完全准确，但他关于群众运动中领袖起主导作用和居显著地位的观点，看来还是可以得到百年经验教训相当有力的支持。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专门的分析或历史著作，比如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这本书受到了当时德国左右两翼的抵制和攻击。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而群众支持法西斯主义是因为性压抑而寻求替代品的一个结果。将群众运动的产生主要归因于心理压抑，而且主要是性压抑可能有些片面和牵强。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41年出版的《逃避自由》的解释则要宽广一些，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得势是大多数人逃避自由的结果，他们试图通过放弃自我、投入群体和崇拜领袖来克服自身孤独和无力的感觉。这种群体人的孤单感看来在二战后乃至网络时代也继续存在，对此，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写有《孤独的人群》，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著有《群体性孤独》。另外也还有一些历史著作专门并具体地描述和研究一些重要时期的群众，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群众，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注意。

二

那么，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929年出版的《大众的反叛》在这一思想谱系中占有何种地位和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奥尔特加年轻时在德国受过上佳的系统哲学训练，但是，他不满意于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纯哲学理论，他又回到历史，并强烈关注生命的活力和文明的命运，试图重建一种历史的理性。他的兴趣和学养广泛，虽然他说他主要是为西班牙写作，但他的这本《大众的反叛》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奥尔特加的这本书对大众的考察首先超出了群体心理学的范畴，自然也超出了弗洛伊德、赖希、弗洛姆的精神分析学的范畴。群体心理学对群体心理及群体如何改造参与其中的个人的行为的描述和例证相当精到，以至我们都会同意群体必须成为一种需要独立考察的对象，但它对其社会历史的成因却解释不足。其次，《大众的反叛》也明确指出大众的崛起是一种现代事件，反复申说这是一种“我们的时代”的现象。奥尔特加的分析也紧紧围绕这一点，而不是像有些大众理论家那样追溯历史上的群众，或者只用生物学意义上的“返祖”本能解释现代群众。

《大众的反叛》阐述了作为“大众人”的社会力量在现代的崛起，以及一个由“大众”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的来临。奥尔特加认为，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凸现出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大众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奥尔特加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或如德国社会理论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所说：“野蛮人的垂直入侵”。他特别忧虑的是这一现象将对欧洲造成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让文明没落。

这里所说的“大众”“反叛”“权力”都还需要一些解释。在奥尔特加看来，社会总是由两部分人构成，而与精英相对而言的“大众”是指那些并无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们，它和下层或劳动阶级的概念并不重合，而人们习惯上认为的上层倒是出现了不少“伪精英”或“伪知识分子”。当然，这也正是“大众时代”来临的一个征兆。奥尔特加的“精英”概念也不是指出身和地位，甚至也不像帕累托（V. Pareto）的“精英”概念那样强调能力和成就，而主要是指那些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个性、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赋予自己以某种使命的人。当然，天赋、能力和性格的因素可能也还在考虑之列。这样的“精英”概念当然就不易从客观上进行判定和研究，它更多地将是一个自我认识和意识的问题——虽然这在实践上倒颇有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划分在历史上可能始终是存在的，一个人云亦云的有惰性的、无名的“大众”也始终是存在的，在传统社会也一直是属于多数，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就出了问题？

奥尔特加认为，这首先可以从自然人口的角度观察，有人口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是人口的聚集。由于19世纪自由民主和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欧洲的人口从过去上千年大致都维持在1亿人左右的水平而迅速增加了几倍，再加上工业化及城市化，所以，触目所及，就能很容易地看到一种可称之为“麇集”的现象。

但更重要的是观念和心态的变化。在奥尔特加看来，问题就在于到了现代社会，本来在后台的“大众”走到了前台，就像“惯坏了的孩子”一样试图颐指气使。他们享受着文明，却不甚明了文明的成因，不清楚文明需要何种创造和制度保障，以及文明需要小心翼翼的维护。“大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由自由权利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调动起来的各种生命欲望（常常只是物欲）的急剧增长；二是，他们由于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也就不知道维持这种发展以及平衡需要怎样的智慧。

于是，他们在近代一些新观念的引导下，希望实现大众的直接统治。当然，大众所掌握的这种权力那时或许还主要是一种社会权力而非政治权力，但今天的政治精英必须十分重视他们。过去的开明的统治者可能也关心他们，但只是像家长一样关心，而现在的政治精英必须重视他们的欲望和意见，重视他们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不仅满足其普遍的权利要求，乃至也出让一些基本的政治权力。当然，另一方面，有一些精明的统治者还能操控他们，甚至也出现了一些富有政治野心的人，能利用他们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玩弄他们于股掌之间，以“大众”的名义独揽大权。

奥尔特加并不是完全否定大众在现代社会的崛起，他谈到大众在现代社会的统治标志着历史水平线的上升，使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大大增加，使普通人的生活达到了一个比过去大大改善的水平，人们选择生活的范围是过去所望尘莫及的，而且，人们对攀登“时代高度”的自信心和能够掌握的手段也是过去所远远不及的。现时代感到自己优越于过去所有的时代，超溢出所有已知的富足。但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也是病症）就在于：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的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正是在这一方面，其“野蛮”的特征一览无余。这使人们进入一个“平均化”的时代，不仅财产收入被平均化，文化也均匀地分布于社会各阶层之间。

奥尔特加仍试图强调保持“高贵”，他说，高贵的定义标准是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他引歌德的话说：“随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贵的人追求秩序和法律。”如果说还可以允许有某种少数人的特权的话，这种特权必须是一种战利品，享有特权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再度征服它，所以它绝不能依靠出身或荫庇。他反对“子因父贵”，而欣赏中国古代人通过自己的功名而使祖辈得到封荫的“父因子贵” 。任何一种世袭贵族制都摆脱不了循环起落的悲剧，也就是说，贵族的继承人将发现他所拥有的那些身份、地位及生活条件，其中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所创造或挣得的，因此，它们无法构成他个人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在他的心目中，“贵族”就等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这样，贵族的生活或者说高贵的生活，就与平庸的生活或懈怠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用“大众”来指称这一类人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是懈怠的。

奥尔特加并没有特别强调“大众反叛”的政治意味，但在法西斯主义刚开始兴起于欧洲的时候，奥尔特加就积极地捍卫自由民主制度，乃至捍卫代议制，他说：“欧洲需要保留其基本的自由主义，这是超越自由主义的必要条件。”他甚至认为，民主政治——不论其类型与程度如何——的健全与否完全取决于一个简单的技术细节——选举的程序，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没有一种真实的选举制度的支持，民主政治制度必将变得虚无缥缈，不切实际。

奥尔特加认为大众反叛的根源在于欧洲的衰败和没落，欧洲对自己及其领导世界的能力丧失了信心，他寄希望于将欧洲转变为一个国家观念，寄希望于未来将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这倒也可以说是对20世纪最后十年欧洲走向联合的一个预见，但是他看重的其实主要不是形式，而是欧洲的精神和价值，而正是在这方面，欧洲最内在的精神价值已经在20世纪后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三

大众时代即将来临，这并不是奥尔特加一个人的意见。更早，19世纪末，勒庞就说：“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到接近20世纪末的时候，莫斯科维奇则将他的著作直接命名为《群氓的时代》。但我们的确还是可以进一步考虑：大众时代真的来临了吗？在这过去的一百年中，大众动员的技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达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自有文明社会以来，大众几乎一直就是生产、交换、军事的主要力量，但在传统社会中，大众并不是主导和支配的力量。大众并没有作为一个群体登上历史的舞台。传统社会还基本上都是少数精英直接统治，乃至有鲜明的等级差序。中世纪的人们长期处在对彼岸世界的渴望中。接近近代的时候，文艺复兴出现的一些巨人本身体现了自我和个性的多彩和伟大成就，然后是宗教改革强调了个人在精神信仰中的首要地位。宗教改革的倡导者相信所有的人都有灵性，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主体性，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后来，时代努力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仰望上帝，而是追求尘世生活的美好，追求人类认识和控制自然与物质能力的提高。接着就是对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一些启蒙思想家认为人可以无限完善，所有的人都有创造性，社会可不断地进步，乃至建立人间的天堂。他们相信所有的人只要摆脱物质生活的艰难，过上体面的日子，就会投入精神和艺术的追求。于是，他们将过去的信仰、制度和习俗都视作愚昧和压制，试图一扫而光。

然而，按照奥克肖特（M. Oakeshott）对“大众人”或“反个性人”给出的一个解释，尽管从14、15世纪以来人们就开始强调个性和表现自我，但许多人并不能也不愿成为这种自决、自由的主体。于是，为了掩饰其无能或不愿，就倾向于一种反个人、反个性甚至反自由的道德与政治了。他们将希望寄托于群体、国家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和领袖就一拍即合了。他们互相需要。大众有数量的优势，领袖有个人的理想或野心。大众的力量虽然凸显，大众在名义上也是至高无上，但还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处在相对被动的地位，真正主导的还是领袖和精英。当然，这也不再是过去那种类型的精英了，而是另外的，首先倡导反叛，然后进行控制的精英。所以，大众的反叛与其说是自己主动的反叛，倒不如说是首先由一些思想的精英唤起，然后由一些行动的精英动员和组织的反叛，他们就这样被推向了现代的舞台。思想的种子已经播下，只要有合适的气候与阳光，它们就一定会破土而出，发芽长大。但它们还是像小草一样，簇拥在寥寥几株参天大树的周围。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当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发展。大众运动的早期理论家们往往强调催眠、感染、重复、断言，也谈到印刷术、小册子、报纸等传媒工具的作用。但是，动员的全面技术可以说在20世纪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动员技术不仅是传统社会所望尘莫及的，近代前几个世纪也是瞠乎其后。当然，在传统社会，精英阶层也没有唤起和动员大众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在近代才发生的，而20世纪飞速发展的物质传媒又无比加速了这一进程，不仅有了大量发行的报纸，还有了可以直接面对大众的广播、电视和网络。

这一大众动员的技术首先是要有一个理想，一个能让人激动和投入的理想，它初看和个人利益无关，或者说，它显示的是一种精神的“利益”，一种通过某一个或者一系列的运动将带来的无比美好的前景，吸引着人们投身乃至献身。当然，任何激动人心的理想也不可能吸引所有人，甚至不可能一下子吸引多数人，但一个成功的大众运动常常也无须如此，它开始的时候，能吸引两种人就可以了，一种是的确重视精神理想的少数人，一种是能够大胆打头阵的少数人，这两种人其实是性格相反的，但却能够相反相成。前一种人提供运动理论的纯洁性，后一种人提供运动实践的发动力。这两种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对现实有强烈的不满，不过前一种人是因为社会不够理想而不满，后一种人则可能是因为个人失意而不满，或者有一种天生的胆大妄为。

不过，推动一个成功的大众运动，首先还是要吸引头一种人，组成这样一个政党组织：开始松散，后来日趋严密；开始内部比较平等，后来则越来越不平等，直到出现一个或一批众望所归的领袖。这个组织越来越有严明的纪律，有差序的关系，有权威的领导。有了严密的组织和宣传工具之后，动员的领袖可以仍旧是能够即兴演讲的，极具煽动力的，但也可以是不直接出场的，甚至是不善言辞的，但一定要树立起他们的权威，乃至予以一定的“神化”，使之成为一种崇拜的对象。

这样的组织善于利用时机发起运动，对自发的群众运动也善于收获其成果，或者掌握自发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向前推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它更善于通过严密的组织领导发起和推进大众运动。自发的、没有严密组织领导的运动常常受激进者不断的引领，结果很可能以挫折和失败告终。但有严密组织领导的运动则能收放自如，整个全程都处在它的控制之中，因为这运动本来也就是它组织发动起来的。它还善于利用各种传播和宣传工具，和各种可以利用的力量结成暂时的联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它所掌握的强力和武装。发起一个运动有时并不容易，因为这个运动可能和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并不相符，和常识乃至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并不相符，这时就不仅要借助强大的组织和宣传，还要在其后面配备武力支撑乃至强制。而军队和政权自然是最大的武力，所以，运动的目标又会汇聚到夺取政权上。这种动员甚至在夺得政权之后还会继续，当然，掌握政权之前与掌握政权之后的运动方式及其具体目标也会不一样。

总之，20世纪是一个行动的世纪，尤其是一个大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虽然尊崇群众和多数，希望从中获得一种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的思想理论在这以前的两个世纪就已经产生，但直到这个世纪，群众才真正在实践中显示自己的巨大力量。当然，我们也还是要关注诸如大众和精英、多数与少数、民族与元首、阶级与领袖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过去在多数与少数之间保持着明确的界限和较大的距离，少数统治主要是一种“通过距离实行的统治”，那么，多数和少数的某种结合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多数群众是有力的，但它又是被少数精英唤起、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以至我们有理由将20世纪称之为一个“动员的时代”。几乎所有欲在政治上有为的思想和政党，不管它们在目标上如何分歧和对立，都在实践和组织上诉诸群众。国家政治生活不再是少数人所为之事，而是与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原本沉默的多数不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伸出自己的拳头或者拇指。政府或政党要从群众、多数、人民那里获得一种物的力量和观念的合法性。

那么，一个大众的时代真的来临了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如果从大众的主要价值追求和意向越来越重要，乃至占支配地位来说，从所有领域的精英，包括政治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都要考虑他们的愿望和意见来说，大众的时代已经来临。但如果从“大众时代”就意味着大众直接和全面的统治，包括进行日常的政治治理来说，这样的“大众时代”并没有来临，甚至可能永远不会来临。

正如前述，大众本身就是通过思想精英的启蒙而得到一种群体意识，又是通过一种政治精英的动员而投入大规模行动的。大众的崛起本身也是精英引导和发动的产物。但它崛起之后的确又会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和力量。所以，“大众时代的来临”本身也可以说是“大众与精英新关系的时代的来临”。的确，原有的少数统治和等级机构被推翻和打破了，但在经历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平等多数的革命狂欢和社会激荡之后，新的隐秘的等级结构和少数统治又往往开始悄悄地建立。即便在最崇尚民主的国家，人们也不难发现一种精英的日常治理。但在传统的社会里，少数精英的统治是以公开或法律的形式出现，在现代却常常是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统治，或者人民还是能够保持着一种最后的决定权。如果我们不是仅仅看到街头反抗的大众，也看到平时安静的营营役役的大众，那么，可以说，大众追求不断提升的物质生活的欲望还是得到了优先的关怀和尊重。无论政治的形式是实行民主还是顺从民意，大众的确以某种形式在政治和社会中发挥了某种主要的作用。从大众的欲求已经成为时代的主导价值来看，的确可以说，大众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本文系何怀宏先生为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刘训练、佟德志译《大众的反叛》撰写的导言，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