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联盟》“施耐德版”确定播出：粉丝运动的胜利属于谁？

2020年5月21日凌晨，导演扎克·施耐德（Zack Snyder）在直播平台上宣布，电影《正义联盟》的“扎克·施耐德版本”将于2021年于HBO MAX流媒体平台上播出——这意味着，从2017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发行施耐德导演剪辑版本”（#ReleaseTheSnyderCut，简称导剪运动）的网络请愿运动终于有了结果。电影史上导演权力被架空、作品被篡改的事例并不鲜见，创作者与资本持有者的博弈也往往以失败收场，导演后来发行“导演剪辑版”挽回口碑也不是没有先例，然而这场纯粹由DC漫画电影粉丝发起，历经三年时刻保持热度，导演扎克·施耐德和电影参演者屡次亲身下场，最终取得“胜利”的案例，却可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破天荒第一回——它同时具备的意义是，这是一场不多见的“取得胜利”的网络请愿运动。

2017年11月上映的《正义联盟》（Justice League）作为华纳兄弟公司制作发行的，DC漫画宇宙的重要作品，显然无论商业成绩还是口碑，都是失败的。在这场失败背后的无数谈资、不甘与愤怒，催生了席卷全球网络的“#ReleaseTheSnyderCut”运动，纷纷攘攘地将曾经团结一心的漫画电影粉丝割裂成势如水火的阵营，也让无数旁观的陌生路人为之惊讶侧目。以至于，当真的尘埃落定，三年的喧嚣沉寂下来的时候，我们对最后得到的结果其实一无所知：在这场剑拔弩张的网络“斗争”中贡献力量的人们，真的取得了“胜利”吗？这场“斗争”的“敌人”到底是谁？这场“胜利”对创作者，对业界，对互联网生态到底有什么价值？而最核心，却又宛若能指链上不断流失、不断被遗忘的根本性存在——《正义联盟》的电影本身，在这场运动里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事实或许有些残酷，这个角色的定位可能是虚无而尴尬的：“#ReleaseTheSnyderCut”已是一场完整而独立的运动，无论扎克·施耐德的剪辑版本到底质量如何都已经与运动无关：“胜利”已经到来，“正义”还茫然无措。

这真的是创作者的胜利吗？

时间回到三年前，当《正义联盟》导演、DC漫画电影扩展宇宙（以下简称DCEU）主脑扎克·施耐德“因为家庭原因”退出电影制作，导演乔斯·韦登“临危受命”接手的新闻传出时，敏锐的粉丝们就已经嗅到了一丝复杂的意味。这不仅凸显了DCEU发展的多灾多难，更体现出这一多灾多难的情形对华纳的电影制作传统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在商业电影制作上多年来一直颇具“创作者口碑”，以尊重导演（创作者）创作自由，尽可能发挥导演的艺术特质，拒绝横加干涉闻名——如果没有对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大胆放手，很难想象“黑暗骑士三部曲”所能够达到的艺术高度；如果没有对J.K.罗琳作为原作者的权利的绝对尊重，《哈利·波特》系列能否顺利走完十年传奇之路也未可知；就在近期，还有拒绝商业片模式、拒绝加入DCEU的威尼斯金狮奖《小丑》的案例在前，更不用说扎克·施耐德本来就是华纳对导演的个人风格加以尊重和鼓励这一政策的受益者。

作为一名在视觉艺术领域具有独特鲜明个人特质的导演，扎克·施耐德其实从未拍摄出标准意义上商业“大卖”的作品，其个人风格所带来的强烈艺术愿景显然在华纳为DCEU选择主脑的决策过程中占据了上风。当然，这一“尊重创作者”、“尊重艺术”的决策显然是建立在DCEU仅凭IP号召力就能保证商业成绩的考量之上的：所以，当《超人：钢铁之躯》不温不火，《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勉强保本、口碑冰火两重天之后，对扎克·施耐德“不干涉”的政策必然就打了折扣。在华纳的愿景里，DCEU没有大赚特赚就等于赔本，而在《正义联盟》140分钟依然风格明显的粗剪版本完成，华纳似乎在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加上扎克的家庭变故的“时机”，近乎残忍地“顺水推舟”将其逐出DCEU的决定，当时在很多人看来是自然而然甚至大快人心之举。

而“#ReleaseTheSnyderCut”之所以兴起，当然是归结为在华纳旨意下重拍的《正义联盟》质量实在欠奉、从几款预告片中就能推断出来的大幅修改痕迹以及扎克·施耐德个人风格的粉丝众多。但能让这一诉求真正落地的逻辑起点，是扎克·施耐德退出的时间节点实在太过微妙：媒体曝出的“《正义联盟》粗剪版”完成之时。这就意味着，无论之后华纳采取多少措施，投入多少资金进行修改和补拍，扎克·施耐德都应该已经把电影拍完了，那个原汁原味的“扎克·施耐德版本”是有可能存在的——这一运动因此置换了核心的能指，即把动机中的“如果由扎克·施耐德完全主导，会不会比现在的版本好”这一推断性的争议问题，置换为“扎克·施耐德的原版本是否存在”这一事实性问题。

“#ReleaseTheSnyderCut”运动从一开始就躲开了最大的争议，即扎克·施耐德究竟是否适合DCEU，而是从“创作者自由”的角度入手——将矛盾的源头指向了华纳对创作者自由权利的粗暴干涉。正因如此，“#ReleaseTheSnyderCut”才让同样参与了乔斯·韦登版本的演员们能够毫无顾虑地参与支持，避开对比两名导演、评价扎克·施耐德等棘手的问题：本·阿弗莱克、亨利·卡维尔等主创发声的话外之音其实都很一致——“我不知道片子会怎么样，但既然已经拍出来了，何不放出来呢？”

这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扎克·施耐德剪辑版本”真的存在吗？在这三年里，这个问题涉及商业机密，几乎无人能够给出肯定答案；但是明确的事实是，“#ReleaseTheSnyderCut”运动始终围绕这个“事实性”问题大做文章。一个被运动发起者们先验地植入的前提是，因为创作者天然拥有创作权利不受干涉的自由，只要“导演剪辑版”存在，那就应该被放出来。他们的“话术”从来不是“扎克的版本更好”，“华纳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等会引发争论的“判断”，而是一次又一次，近乎同义反复的“事实性核查”：“是真的！”“XXX证实导剪版确实存在！”——实际上，哪怕是最狂热的导剪运动主导者，也都心知肚明“粗剪版”不等于“导演剪辑版”，扎克·施耐德可能并没有“拍完”，也可能达不到可以直接放映的程度，但他们的话术和策略精妙地与扎克·施耐德本人的诉求合流，将一个或然性的判断命题置换为肯定性的普遍命题，从而占据了不容置疑的话语高度。三年后，我们得知华纳决定投入2000-3000万美元为“扎克·施耐德版本”补拍并后期制作时，这一问题的答案终于水落石出：那个可以直接放出的“导剪版”当然不存在——却同时也不再重要了。

“#ReleaseTheSnyderCut”肯定是扎克·施耐德的胜利，这意味着他三年来坚持不断地呼吁和争取得到了回音——但这一定是创作者的胜利吗？或者说，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真的是为了“创作自由”吗？连高呼这些口号的支持者们也不会做此天真之想。事实上，“#ReleaseTheSnyderCut”运动最终还是归结在了无论是运动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同“扎克·施耐德的版本无论如何，也肯定比现在的版本好”这一共识之上。如果没有《正义联盟》的惨败和近年来DCEU道路的迷茫，曾经将扎克·施耐德扫地出门的华纳不可能原地掉头；同样，如果没有导剪运动的浩大声势与关注度，华纳也不会为了护航HBO MAX的推广而出此奇招。拥有决定权的华纳在认为该项目稳赔不赚的三年时间里一直保持沉默甚至多次“辟谣”，在前景大好的时机下就执行180度的决策大转弯，只要在资本上有利可图——就像决定公布后受到激励，与不少粉丝发起“#ReleaseTheAyerCut”运动的《自杀小队》导演大卫·阿耶（David Ayer），他同样深受华纳粗暴干涉修改之苦，导致电影口碑一落千丈，但阿耶的运动最终胜利的可能性，也许正与“创作者胜利”的概率大致相等：“#ReleaseTheSnyderCut”并非创作者对不受干涉的权利的斗争——它是独一无二的。

“#ReleaseTheSnyderCut”运动下的网络生态

除了运动的支持者在欢呼胜利，扎克·施耐德导演剪辑版的尘埃落定同样造成了另外一类普遍的网络观感：“终于结束了”，“再也不用喋喋不休了”，“终于不会有人刷#ReleaseTheSnyderCut了”——毫无疑问，尽管运动的发起者们努力地将运动限制在“导剪版存在与否”这一事实问题的讨论内，但是三年来声势浩大、参与人数众多、经常占据网络公共讨论环境的导剪运动，也暴露了一切粉丝性质运动的内在弱点，也必然招致大量逆反心理与情感厌恶。另一个某种意义上消解了“#ReleaseTheSnyderCut”运动的重要性的事实是，在三年的运动都无功而返的状况下，当正式宣布的前一晚大量信息被爆出时，“狼来了”的幽灵笼罩在所有参与者的头上，网络的反响并不全是期待，而更多的是不敢相信、反感甚至嘲笑：实际上，在扎克·施耐德宣布运动胜利的那一刻，整个导剪运动是处于低潮期的。

参与“#ReleaseTheSnyderCut”运动的“粉丝”们不可避免地将话题转向了对扎克·施耐德电影及其个人的评价上，也毫无疑问地将导剪运动与近年来持续不断地有关DCEU发展方向和风格的争议密切联系起来，而这激发了运动参与者与第一批反对者的集中矛盾——这些反对者最早都是扎克风格的质疑者，也是华纳中途更换《正义联盟》导演决策的支持者。他们的诉求非常明确：扎克·施耐德的电影从商业角度观赏性欠佳，对很多观众来说“不好看”，不能带领DCEU获得像漫威影业那样的票房成功。面对《正义联盟》的失败，很多观点认为这并不能证明扎克·施耐德的正确，相反体现了DCEU在长期被扎克把持后的“积重难返”。

对于这一长期争议的话题，导剪运动的参与者有相当一部分采取了激化矛盾的措施。面对《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以下简称BVS）不受部分观众欢迎的现实，很多扎克·施耐德支持者采取的态度是缺乏沟通诚意的：他们采取写作长篇累牍的分析文章的方式，试图证明《BVS》是一部“伟大”的电影，认为其欠佳的观众是因为缺乏知识或鉴赏能力。诚然，这些文章部分的确体现了《BVS》对超级英雄内在形象较有深度的刻画，但大部分文字更多地是撕裂了对立双方的沟通可能。而在扎克·施耐德离开DCEU之后，《神奇女侠》《海王》等影片的相对成功，也使得扎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冲突屡次升级。平心而论，一些扎克·施耐德和导剪运动的支持者存在过分的“粉丝心理”，言语较为激烈，包容度较低，成为了运动中败坏好感的因子，而粉丝集体运动的弱点就在于此：鉴于本身的弱势地位和追求团结的内在需要，大多数导剪运动支持者并没有、也很难与“极端分子”割席，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之中，导剪运动的支持者也必然很快被污名化：“#ReleaseTheSnyderCut”成为了带有嘲讽性质的网络谜因，正常的发布消息也被视作是“垂死挣扎”，随着希望的不断落空和各种爆料的无疾而终，实际上导剪运动在如今已经处于某种崩溃的边缘。

扎克·施耐德本人的态度和参与，看似是对导剪运动的本质性支持，但实际上却也给整个运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自退出《正义联盟》的拍摄之后，扎克·施耐德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开拍新的电影，也没有新的工作计划，而是时刻不断地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发布有关《正义联盟》拍摄的内容，放出自己被删改的剧情片段，暗示“导剪版确实存在”，以保持导剪运动的热度。尤其是在DCEU发布新电影的前后更是活跃，这种“蹭热度”的行为引发了众多认为“旧事应该翻篇”的观众的不满与厌烦。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是有关“蝙蝠侠是否能杀人”的讨论，激怒了相当数量的漫画粉丝，而这些漫画粉丝本来大多数是影像风格“漫画风”的扎克·施耐德的基本盘。扎克·施耐德非常重视导剪运动，希望借此能够完成心目中的理想创作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但客观上这造成了导剪运动本身“纯粹粉丝发起”的性质受到了影响，呈现出“精神领袖带领追随者”的“邪教式”观感，实际上对整个导剪运动的形象是很有影响的：到了导剪运动的后半段，很多运动参与者更在意参演演员的发声而并非扎克本人的发声，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正主”参与其中的不妥当。

当然，“#ReleaseTheSnyderCut”作为一个出现在直升飞机横幅、上过时代广场、风靡全球的网络谜因，因为超出正常认知范围的露出而引发恶感在所难免——实际上，当华纳做出中途更换导演这一重要决策时，就已经决定了扎克·施耐德和DCEU的讨论将绵延数年之久，而导剪运动恰好是容纳这一类讨论的最好契机和由头：也就是说，大量对于扎克的称赞或者不满，大量对于DCEU的批判意见，都以批评“#ReleaseTheSnyderCut”的形式出现了：他们不仅没怎么讨论这个导剪版是否存在，甚至也很少没有讨论扎克·施耐德是否能把《正义联盟》拍好，而是基本上集中于对扎克·施耐德本人的好恶上。从这三年的网络生态来看，“#ReleaseTheSnyderCut”的神话学运作，不仅早早丢失了《正义联盟》电影本身，也丢失了对“导演剪辑版”本身的追求，而仅仅成为了导演扎克·施耐德的站队游戏，成为粉丝讨论DCEU未来发展道路的主擂台。其实对于一般观众来说，导演剪辑版《正义联盟》如果是一部好电影，也许才真正宣布了运动的胜利，但对于三年来无论是乐此不疲、还是厌倦厌烦的参与者来说，导剪运动从今天开始已经结束了，一切的热情和理性都在逐渐崩坏的网络生态里带有某种注定性地失落了。

归根结底，这场“斗争”的“敌人”难道不应该是干涉了扎克·施耐德创作权利的资本一方吗？然而这三年的“斗争”都无非是观众和粉丝之间繁杂混乱、毫无意义的“内战”，直到隔岸观火的资本方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赏赐”般地宣布了运动的胜利——这可能又是一个是德勒兹与伽塔里眼中“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反转杰作。

抓住这为数不多的机会吧

行文至此，至今还没有讨论扎克·施耐德独特的电影风格——但这种讨论是看似重要却又无足轻重的。“#ReleaseTheSnyderCut”运动之所以独一无二，既是因为华纳没有漫威影业对于整体规划的重视和对导演个人风格的相对轻视，也正是因为扎克·施耐德无法在导演风格上做到大众化：这无关他的视觉艺术，无关他对漫画人物的理解，无关他的基督教情怀——只有关于是否遵循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扎克·施耐德的数部电影作品，无论商业上成功与否，都很难将其复杂的思辨性与商业电影的情节悬念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他拍摄的电影“类型”而非“质量”决定了其必然黯淡的票房前景。其实现在我们就可以预知，一年后的《正义联盟》导演剪辑版一定在视听审美、人物塑造和主题思辨上具备优势，也一定在情节呈现，悬念设置和叙事模式上存在扎克·施耐德固有的短板，也一定在很多观众心目中依然“不够好看”：如果说经典商业电影的剧本模式是“史诗”性、“民间童话”性的，那么扎克·施耐德的DCEU电影就是叙述性的，议论性的——《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的剧本格局宛若一本不得不按照时间顺序打乱了原本清楚地分为三个人物章节的《超级英雄形象批评理论研究》。

我在去年9月的“现代神话学”专栏中曾经提出过当代的“商业电影先锋论”，当时我提出大量好莱坞一线商业电影能够允许导演发挥其个人风格、甚至引入独立电影、作者电影的创作范式，是因为IP本身的号召力为导演的艺术创作自由提供了缓冲带——扎克·施耐德如此，拍摄了《星球大战8：最后的绝地武士》的莱恩·约翰逊也是如此；当然事实证明，我的判断过分乐观，扎克·施耐德与莱恩·约翰逊也都离开了导演岗位。但是，此次借助HBO MAX流媒体东风的《正义联盟》导演剪辑版，似乎又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在资本统治的当代显得如此珍贵。

现在回头看来，在漫威影业的爆米花模式取得史无前例之成功的大环境下，2017年华纳做出改变DCEU当时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现状，并主动学习漫威风格的决策，不能说没有魄力；在当时《正义联盟》是DCEU最后一张王牌，不赢就是满盘皆输的局面下，“豪赌”也可以理解，同样最终惨败也只能愿赌服输。如今三年过去，当时的“高下之分”已如过眼云烟，我们是否可以重新审视以扎克·施耐德为代表的DCEU的超级英雄电影拍摄路线？诚然，这个有过《黑暗骑士》《小丑》等杰作的创作路线在扎克·施耐德手上并未绽放光彩，但这一定意味着“此路不通”吗？“扎克·施耐德版本”的《正义联盟》，是否是所有人重新思考超级英雄电影的时代可能性的契机呢？我们难道不应该拥有其他可能吗？

超级英雄电影是西方古典英雄主义艺术传统的当代延续，而21世纪漫威与DC两大漫改电影流派也都在剧作中呼应了20世纪以来人类哲学对“神性”和“存在”的全新思考。在“上帝已死”“没有神仙皇帝”的时代，为何人类还是创造出了“超级英雄”来满足对于神性的精神寄托？而面对“人”与“神”天堑般的鸿沟，作为人类又该如何设想这一“共在”？漫威将“神变成人”，用解构、戏谑和将英雄拉入人间的尝试，创造了风靡全球的“人神在人间共存”的叙事范式；而另一方面，探索“神何以为神”、“人类如何看待神灵”、“人类是否可能比肩神灵”的“神依然是神”的DC路线，的确“不食人间烟火”，并未将神拉下人间以拉近与人的距离，相反则寄期望于人类思考存在的意义和本质，以此试图“登天”来拉近与神灵的距离。在扎克·施耐德和克里斯托弗·诺兰等人的构建中，“超人”显然是从天而降的耶稣的隐喻，超人的存在与痛苦是耶稣的自我拷问，是神灵如何面对人类的自我疑惑；“蝙蝠侠”则是自我流放的俄狄浦斯的隐喻，以凡人之躯承担神灵的责任与心境——相比于《美国队长3》中美国队长与钢铁侠以“杀父之仇”作为争斗动机的清晰易解，《BVS》中超人与蝙蝠侠之间“人与神如何共存并如何互相信任”的斗争理念显得“空中楼阁”，也似乎并非叙事能力薄弱的扎克·施耐德的能力所及（他最终选择的“人性共通”这一解释在“玛莎”的谜因传播中成为了空话与笑谈）。

但是，这就意味着没有必要继续尝试了吗？试图在大众文化的领域反抗商业逻辑，坚持艺术家的小众品味一定是错的吗？难道不应该为拒绝一个“按照品味划分阶层”的“美丽新世界”而努力吗？《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和《正义联盟》最初剧本的编剧克里斯·特里奥大学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出身，“要是之前有人跟我说，我创作的最严密，最渊博的剧本是超级英雄电影剧本，我肯定会觉得这是一派胡言……但我相信，《正义联盟》是我写作的最好的剧本之一”。而同样是这位曾经因《逃离德黑兰》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奖的编剧，在得知《正义联盟》更换导演并重拍时，恳求当时的DC电影负责人杰夫·琼斯：“可不可以用一页我的剧本？”

的确，有些令人丧气的，但却也是必然的，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艺术创作者权利和自由的本体论。已经过去三年，“#ReleaseTheSnyderCut”所带来的硝烟风雨业已散去，我们完全可以平心静气地期待扎克·施耐德和他的团队抓住这为数不多的最后机会；套用克里斯·特里奥的一句台词就是，“如果你想寻找伟大的踪迹，只需要看看你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