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倒计时 大国三农 | 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没悬念 扶贫特殊政策应长效化

“到2019年底，我国还剩551万贫困人口，加上300万有可能会致贫的人群、200万有可能返贫的人口，也就是1000万人口，今年面临着脱贫的需求”，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左停指出，今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虽然年初爆发的这场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和影响，但脱贫攻坚的整体形势和基本面是好的，今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没有问题，“事实上，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更多在脱贫之后，也就是怎样进行下一步的贫困治理，怎样更好地衔接乡村振兴”。

广西柳州福田村，村民在竹林采收竹荪。谭凯兴 摄

示范：大别山深处返乡民工脱贫策

2020年春节前，2000多位外出务工人员，返回了安徽省岳西县。

岳西县地处大别山深处，是一片真正的纯山区，当地人说大别山“开门见山，山外有山，万水千山”，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的生存条件格外艰难，岳西县扶贫办主任杨效东告诉新京报记者，岳西县有9万多外出务工人员，其中5.2万人是贫困人口，在疫情暴发前，返回岳西的大约有2000人。

对于外出务工的贫困人员来说，不能开工，意味着收入锐减。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左停多年来都在持续关注与调研三农与脱贫问题，他认为“种植、养殖等经营性收入和务工收入，是贫困人口最主要的两大收入，而且这些年来，务工收入普遍超出经营性收入。

这场疫情对他们的影响，会比非贫困人口更大”。

今年以来，我国出台和实施了多种促进复工复产的措施，左停说，“中央多措并举，促进复工复产，保障务工人员收入。但也要看到，今年的复工，本身就比往年晚了一个月左右，同时，城市企业开工不足，用工需求量下降，农民工复工的程度，并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前”。

除了中央发布的多项举措外，各地促进返乡民工就近就业需要因地制宜。杨效东介绍，“今年3月份，我们启动了一个抛荒地改造的项目，包括政府主持和通过政府补贴鼓励社会力量改造两种方式，将此前因为各种原因抛荒的土地，以及地力贫瘠的低效益土地，进行平整改良，既能增加收益，也能增加就业机会”，杨效东介绍，种种措施合力之下，2000多回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得以解决。

对岳西县来说，2000多返乡农民工的就业，远不是脱贫工作的主体。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更多的产业和渠道在发挥着脱贫助农的作用。杨效东介绍，目前岳西县根据自身特点开发了多个产业，比如茶叶生产，17万亩茶园，可以在每年3月到5月阶段性地解决6万人就业，11万亩高山蔬菜，可以让3万人从春天一直工作到深秋。6万亩桑园每年养殖四季，用工两万人，20万亩左右的特色种植，可以消化5万-6万工人……

判断：今年完成脱贫任务并不难

“疫情之中，有人担心脱贫攻坚的任务会不会更难，甚至可能难以完成”，左停说，“我的看法是，疫情对脱贫攻坚的直接影响肯定有，但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脱贫攻坚作为三大攻坚任务之一，这些年来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有效的脱贫机制，而且，当前剩下的52个贫困县，基本上都在西部、西南等疫情防控低风险地区，直接影响较小，即便疫情之初农资、农产品运输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但也很快解决了”。

村民正在地里劳作。资料图

疫情影响了乡村经济，但乡村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脱贫攻坚，左停说，“过去这些年，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短板去弥补，制定了一整套特殊的脱贫政策，以此来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比如定点帮扶政策，每一个贫困村，都有定点扶贫的单位，还有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扶助机制等。这些机制仍旧在发挥作用，尤其是疫情之后，中央对这些待摘帽的贫困县都实行了挂牌督战，同时又实施了一系列新的脱贫措施，如电商助贫、消费助贫等，所以总体来看，551万的脱贫目标以及500万的防贫目标肯定可以实现”。

左停认为，疫情带来的影响，或许会在更长的时间中逐渐体现出来，“比如贫困人口的经营性收入方面，种植的影响相对较小，一些养殖、旅游的扶贫项目，影响则较大，尤其是城市消费能力尚未全完恢复，他们受到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值得重点关注的”。

探路：小镇扶贫产业销路受阻后如何自救

此前曾有学者预期疫情之后，会出现报复性消费，但实际上，迄今为止，城市居民的消费仍未完全恢复，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近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往年高价的应季水果，如樱桃、荔枝等，市场零售价格明显低于常年。

调查发现，往年高价的应季水果，目前市场零售价格低于常年。资料图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许多贫困地区把乡村旅游、特种种植、养殖等作为脱贫的产业，在疫情影响下，这些产业无疑是受挫最重的，如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服务性产业，春季的收入几乎归零，而特种养殖、种植也同样受到消费的影响。今年2月，左停曾就西南五省市区25个脱贫村主要扶贫产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村，几乎都有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特种养殖（如水产）、特种种植（如鲜切花）等扶贫产业。

就在5月8日，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庙湾镇第一次向韩国出口了1万只扶贫产品——香菇菌棒。这是疫情以来，当地香菇种植最大的利好消息之一。

出口韩国的香菇菌棒正在装车。受访者供图

庙湾镇是铜川市水源保护地，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在秦岭以北的栖息地。耀州区副区长巨源远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生态发展观念的进步，当地原有的养殖、畜牧等扶贫产业相继退出，代之以生态环保的香菇种植。

耀州区副区长巨源远告诉记者，目前庙湾镇已有8个核心基地，去年出产香菇400万斤，带动900多贫困人口稳定脱贫；今年则能创造50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1500户贫困户。

铜川市耀州区庙湾镇香菇种植大棚。受访者供图

庙湾镇的香菇除了供给本地市场外，还远销上海、广州等地，但受疫情影响，外地订单减少，销售量下降。“我们一直早寻找新的市场，这一次是本地的一家龙头企业，也是香菇产业的龙头企业，找到了一个新的外贸渠道，他们发现，同样受到疫情影响，韩国香菇菌棒供应不足，所以向韩国出口香菇菌棒。首批出口的1万个香菇菌棒已经在韩国全南罗道结出果实，对方试种发现，我们的质量比他们本地的要好。目前，我们也在加紧生产，如果顺利，今年的出口量可能达到百万只以上”。巨源远说。

启发：返乡工人就是当地扶贫产业财富

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像庙湾镇一样，找到产业发展的新途径，左停说，“在扶贫攻坚中，有些地方的产业还不够牢固和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小，当前我们可以通过电商扶贫、消费扶贫来暂时解决问题，但长远看来，还是要升级乡村产业，使它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如何打造更牢固的扶贫产业链条，左停认为，这需要考虑利用更多当地的资源，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

疫情发生后，中央先后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和推动返乡民工就近就业和创业。左停表示，就近就业其实完全可以和脱贫产业结合起来，“过去就有这样的政策和做法，比如扶贫车间、扶贫工厂等，本身就鼓励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他说。

铜川市庙湾镇，疫情期间，更多返乡工人加入了本地的扶贫产业中。受访者供图

在铜川市耀州区，不少返乡的民工加入了当地香菇产业生产中。巨源远告诉记者，“疫情倒逼我们更好地挖掘扶贫产业潜力，形成更加丰富的扶贫产业生态系统，更充分地利用本地资源，比如‘苹果树枝制造香菇菌棒，废旧菌棒生产有机肥，有机肥料滋养果园’就提升了扶贫产业效益，吸纳了更多劳动力。”

复工的全自动菌包装袋流水线。受访者供图

扶贫产业容纳了返乡民工，不只是解决了就业问题，巨源远告诉记者，“相较农村留守群众而言，前外出务工的人，本身就是比较成熟的产业工人，有很好的就业意识和从业能力，对提升当地扶贫产业生产水平有很大的帮助。这不仅体现在劳动效率上，今年留乡的农民工进入扶贫车间、种植大棚后，形成示范作用，提升了本地扶贫产业职工素养。今年我们预计产能还可以翻一倍，这次出口韩国的香菇菌棒质量得到认可，就和高素质的返乡民工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他们，我们的扶贫产业不会发展得这么快”。

思考：脱贫决胜如何衔接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对于已经脱贫的，要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贫困是相对的概念，在消灭绝对贫困之后，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左停认为，这其实也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问题，“当前城乡观念已经不再那么明确，因此，未来的贫困治理，不仅仅是乡村贫困的问题，而是要把贫困治理嵌入到城镇化以及城乡一体发展框架中”。

复工后的菌棒生产。受访者供图

那么，今年这场疫情下的脱贫攻坚，对未来的贫困治理有何启示？左停说，“不论是过去的脱贫攻坚，还是疫情影响下的脱贫攻坚，我们都运用了很多特殊的措施和方法，这些特殊措施能否长效化，能不能成为中国的特殊经验？这个经验转化，恰恰是当前需要切实考虑的”。

电商扶贫、定点扶贫、产业扶贫等，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左停认为，很多措施都可以带到下一步的乡村振兴进程中，“比如扶贫车间、消费扶贫、公益性岗位等，此外还有强化兜底保障等，在未来仍可发挥作用。这其中，很多都是政策性的措施和方法，但解决贫困本来就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是需要社会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和机制。”

短板：提升公共卫生服务防止因病返贫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采取多种防疫抗疫措施，迅速控制疫情，为社会生产的恢复、脱贫攻坚的继续推进奠定了基础。

不过，左停认为，抗疫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乡村建设中的一些短板，“比如基本的公共服务仍旧比较欠缺，尤其是公共卫生方面仍存在很大的问题”。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抗疫之初，许多乡村都是“赤膊上阵”的，基层卫生人员不足，公共卫生资源短缺，甚至在疫情缓解之后，不少乡村仍旧缺乏口罩等防疫资源。

“这一次疫情对乡村的影响不大，与疫情暴发和疫情管控的时间节点有关，如果各地疫情紧急状态的管控时间再晚几天，人们大批返乡过年，过年餐饮聚集、走亲戚，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左停说。

事实上，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乡村公共卫生的隐患就已隐隐出现，左停说，“当前不少乡村公共卫生体系仍然很薄弱，缺少垃圾、污水处理系统，人居环境受到很大的影响。”

新冠疫情暴发后，农贸市场的安全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左停提醒，“一些乡村的大集，同样存在卫生隐患，垃圾、污水无人处理，活禽屠宰随处可见，这都有可能带来公共卫生方面的风险。而在乡村，生病是致贫、返贫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一场大病，就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左停说。

近年来，随着乡村卫生资源、医疗资源的不断上移，乡村公共卫生的力量也一直在缩减，左停介绍，我们国家要求每个村都有村医，但很多人认为村医就是看病的，实际上，村医应承担更多的乡村公共卫生责任，从防疫到人居环境的改造，再到卫生健康宣传等，基本公共卫生体系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但现在人数太少、力量太薄弱了，体系也没有到位，“面对重大和突发疫情，乡村的基本公共卫生体系还很脆弱”。左停说。

来源：新京报 记者：周怀宗

原标题：《脱贫攻坚倒计时 大国三农 | 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没悬念 扶贫特殊政策应长效化》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