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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讲法院故事│莫木和：忘不了的法院往事

2020-05-31 04: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我叫莫木和，今年71岁，我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968年12月10日，我响应党的号召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部队一呆就是13年。后来我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所在的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独立师四团七连。

（部队时期的莫木和）

1971年，我调回梧州，在梧州军分区任连指导员，负责训练战士。1982年1月，我转业到了梧州市中级法院，在玉林经过了半年的法律专业培训后，我正式在梧州法院扎下了根，开始了与梧州法院的不解情缘。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担任过助审员、审判员、副庭长、基层法院的副院长，也从事过机关工会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可以说，我大半辈子，除了在部队，就是在梧州法院度过的。

从部队的老兵到法院的新兵

（莫木和（左）与莫文林（右））

八十年代的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在原梧州市公安局的办公楼里借用的一层楼里办公。人员少，没有什么像样的装备，只有一辆旧的吉普车。下乡办案最方便的就是骑自行车。1983年，梧州中院搬迁到梧州市大中路105号办公，所以当时地址也叫大中路法院里。刚搬进去的时候条件很艰苦，我印象最深的是把旧房拆掉，搬建筑材料建法庭，全院干警都情绪高涨地参加了这些劳动，因为梧州中院终于有了真正的“家”。

虽然说经过了半年的法律大专培训，又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给我们上课，但是我依旧是一个法律界新兵。转业到法院后，我在民事审判庭担任助审员。当时的莫文林庭长就安排我先从庭审记录干起，他要求我发扬在部队锻炼出来的优良品质，尽快把工作情况熟悉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院庭领导的培养教育和言传身教下，半年之后，我可以接手办案了。我主办的第一件案件，是一起离婚案件。当时的民事案件基本都是通过调解结案的，很少需要开庭审理。我接手案件之后，发现男女双方的矛盾焦点在于男方深受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影响，为了追求生男孩而出轨了，女方感情受到严重的伤害。在调解过程中，女方甚至把孩子丢了在我们办公室转身离开。说实话当时我是有点头痛的，家务事差点难倒了新法官。庭领导看在眼里，指导我从双方矛盾入手，耐心细致地去做双方的思想工作，为孩子着想，为家庭着想，最终使得双方顺利协议离婚，避免了对婚生子女的二次伤害。这个案件是我主办的第一个案件，为我以后主办案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在民事审判庭干了10年，办理的民事案件90%都是通过调解结案的。

两个月打赢了“八年抗战”

（莫木和工作照）

在法院工作了这几十年了，印象最深的一件案件，莫过于1986年主办的一件山林纠纷案件。这件案件叫莲花山纠纷案。当时的梧州市苍梧县沙头乡中平村与贺县邻界的村民发生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山林纠纷，由于涉及的地理环境复杂，山林界限难以划分，双方多次斗殴，甚至有村民因此死伤。苍梧县委专门组成公检法工作组常驻沙头乡，县公安局常年要派出公安民警到村里面维持治安，当地群众戏称这起山林纠纷为“八年抗战”。

案件诉至梧州中院后，我们庭领导指派我办理此案。当时我倍感压力，可是压力大，带来的动力也大，这个案件要是能顺利办结，对当地群众可是一件大好事啊。所以在我们的党小组组织生活会上，我向组织明确表态一定会坚定信心，尽最大努力办好案件。后来，我带着书记员，带着干粮和水，一次又一次步行到离沙头乡政府10公里的莲花山勘探地形，查看有争议焦点的山林地界。晚上，我们就住进乡村老百姓开设的小旅店，和群众仔细了解情况。那段时间我感觉就好像回到了部队野外作训的日子一样。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和听取村干部的意见之后，我心中有了数。我和工作队员按照60年代以来党的“三包四固定”山林土地水利政策原则，多次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在多次调解未果的基础上，我们决定在沙头乡现场开庭审理案件。

开庭那一天，前来旁听案件审理的群众就把沙头乡礼堂挤得满满当当，而礼堂外面也站满了人，我们中院的干警和苍梧县公安局、苍梧法院的干警也一起参与维持秩序。这样的场面我真是第一次经历。由于担心群众起哄，我凭借在部队带兵时锻炼出来的勇气，代替书记员在开庭前宣布法庭纪律，庄严而洪亮的声音一下子就把场面镇住了。在庭审过程中，曾经有一个旁听人员站起来起哄，我也严肃地警告了他，保证了庭审过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那天的庭审持续了近一个下午，在全体干警的积极配合下，长达八年的诉争终于宣判。案件上诉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也维持了原判。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结，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公检法部门的威信，维护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合法权益，我也从这个案件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