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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纪要 | 田毅鹏：走有东亚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2020-06-02 16:0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田毅鹏群学书院

2020年5月28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田毅鹏发表了《东亚乡村振兴之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的线上演讲，这是社会学长江学者工作室、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迈向人民的中国社会学——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系列讲演”的第六讲。

在本次讲演中，田毅鹏教授强调：在进行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时，应当改变社会政策学科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运用东亚丰富的社会政策的思想理论资源和政策实践案例，丰富社会政策学科体系。通过文献研究，系统整理东亚各国关于乡村振兴出台的不同时期的社会政策，着重分析社会政策出台的背景及政策的具体文本，比较社会政策，这将是一项很有前景、有魅力的研究。

往期讲演纪要回顾

第一讲 | 周晓虹：费孝通江村调查与社会科学中国化

第二讲 | 翟学伟：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新发展

第三讲 | 谢立中：未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与乡村治理的中国方案

第四讲 | 贺雪峰：新冠疫情与中国城市化道路

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

比较研究

讲演 | 田毅鹏

整理 | 金茉莉

本文系田毅鹏教授讲演纪要，由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金茉莉整理，未经讲演人审阅。

序言：费孝通的东亚社会学情结

在传统的东方，众多的人口聚居在从事农业的村落中，这又决定了要了解东方的社会很难不从农村入手。在这些农村中一般都缺乏现存的可靠的调查资料。于是，亲自从事农村调查成了研究东方社会的学者入门的必修课。

这个客观的道理，使福武直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不约而同地都走上这一条从农村调查作为社会学入门的道路。此外，中根千枝女士的《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也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

一、东亚乡村振兴的特殊蕴涵

1、东亚小农社会起源

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是人类文明中最早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区域，最早拥有农业文明。起源：河姆渡、半坡一弥生文化，形成了独居特色的东亚小农社会。日本宫鴆博史教授提出的东亚小农社会论中点出东亚村落不同于欧洲的特点：

所谓小农社会，是指在农业社会中，无论是拥有自己的土地，还是租借他人的土地，基本上只是依靠自己及家庭劳动力而独立进行农业经营的小农，其存在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即使使用自己及家庭成员以外的劳动力，其地位都是次要的。

日本文化的重叠性。日本历史上没有游牧时期，自有史以来就处于稻作社会。这一点也同样表现在文化形态上。概言之，在日本较高水平的文化重叠累积于自古延续下来的历史之上，彼此相互作用。

20世纪中叶小农社会的强化20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东亚不同地区都在进行土地变革：日本农地改革、中国土地改革、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1978年中国的联产承包等等。针对温铁军提出的东亚社会超级稳定之谜，田毅鹏教授认为之所以超级稳定，节点在于东亚小农社会的稳定。同时教授认为如何在东亚小农社会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是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

2、作为发展模式的“东亚”

其一，东亚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实现快速工业化的一个典范，一种模式而存在的。其二，东亚还是作为协调城乡关系，推进乡村振兴的一种模式和典范而存在的。

东亚乡村价值的复杂性包括日本的食料、农业、农村以及中国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由中国学者温铁军率先提出，属于一种东亚话语。1993年，国务院颁布《九十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次把农业、农村和农民起称为“三农”。我国的“三农”问题，东亚乡村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农业问题，而是包括了农业、农村、农民等在内的总体性问题，实质是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的结构问题，即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发展失衡。

3、以社会政策调适乡村变迁

（1）在欧洲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最早通过社会政策调节社会的是德国，1873年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开辟出社会政策领域。

社会政策学是一门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它发轫于经济学，方法论更多地依据经济学，但却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明显区别，而它的价值观则更多地来自社会学。社会政策是依立法与行政的手段，以排除分配过程中的弊害的国家政策。

——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杨团

（2）1897年日本成立了世界上较早的社会政策研究会，以劳动问题作为主要关注的对象。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桑田熊藏为创始人之一，首创“社会政策”概念，1907年12月以“《工场法》与劳动问题”为主题，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召开第一届大会。

（3）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辟以地域社会政策影响干预乡村发展的新模式。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也对社会政策理论做出了贡献。由于发展中国家都是后发的农业国，如何帮助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社会政策也就与发展政策合为一体。

二、东亚乡村振兴比较研究的基点

1、空间关联——东亚的“半个世界”（汤因比）

东亚各国的赶超式现代化的城市单极发展模式中的“空间重组”逻辑，即在“城乡张力”框架下探究东亚乡村社会政策的整体性社会结构化背景。

2、时间关联——过疏对策、新村运动、乡村振兴

以19世纪后半叶日本明治维新为代表的东亚现代化肇始期为切入点，追寻东亚各国在接受和学习西方社会政策理念进程的相似性和梯次性，探寻日本在东亚社会政策理念传播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田毅鹏教授称，日本是后发中的先发，后发是相对美国，先发是相对亚洲，如雁阵一般部署出现代化方针。

3、文化关联—东亚思想的关联及互动

东亚原典思想—社会政策理念—王朝介入论—宗族保障论—乡村建设运动。东亚并不是像欧美社会那样，完全从西方的权利义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这个儒家的仁和仁政以及王朝政府的责任的角度展开论证的。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展开的儒家福利思想的目标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和国家控制，而较少强调个人权利和国家义务。

4、模式关联—东亚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

5、问题关联—乡村过疏化、农业衰退、小农松散等

三、社会政策视角下东亚乡村振兴的展开

1、产业政策——三个阶段的发展

（1）第一段：乡村工业化（1961年-1978年）

乡村工业化指乡村地区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乡村居民职业构成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逐步增加，乡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不断提高。建立工业园，进行“据点式开发”。

《农业基本法》（1961）第一条：“改善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生产力差距，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增加农业就业者的收入使其能与其他产业就业者享受平等的生活”。作为农业政策目标和基本方针而颁布的法律。主要是针对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生产性以及从业者生活水准差距扩大、农产品消费结构的变化，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和合理化，以达成农业从业者与国民中其他阶层生活均衡为目的。其内容包括国家的农业施策，以及农业生产、农产品价格，流通，农业结构的改善，农业行政机关，农业团体的政策改革等。由农政审议会确定设置。

在乡村工业化可否帮助乡村摆脱困境的问题上，田毅鹏教授认为，第一，农民兼业之路的不可逆性会导致乡村的衰落；第二，无关联的工业化导致工业与乡村缺乏亲和性以及农业机械化的局限性。

梁漱溟认为，工业化有两条路线：“一是统筹全局而实行工业建设，一是追求利润而工业自然发达”。

费孝通的“工业下乡论”认为：中国乡土工业的崩溃使很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地到都市里来找工做,工厂里要工人，决不会缺乏。可是招得工人却不等于说这批工人都能在新秩序里得到生活的满足，有效的工作，成为这新秩序的安定力量。

（2）第二段：一村一品（1.5次产业，1979年—1992年）

昭和54年（1979年）日本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率先提倡的地域活性化运动一标志着乡村发展观的初步转换。内涵包括：

（a）乡村发展的转向：从地域“外发的发展到“内发的发展”。外发的发展主要是利用地域外资本，转为利用本地潜在的资本和资源，依托本土资源导入的产业制造，创造农产品附加值。

（b）乡村本土特色及活力的保持：“一村一品运动并不是单纯的生产运动。其中必然包括发展当地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甚至包括继承各村传统的舞蹈和歌曲等等。因此，几年来，大分县不仅经济发展了，而且振奋了全县人民热爱家乡和建设家乡的精神，防止了人才外流。”该运动的最大成果是农村余剩余劳动力雇用机会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问题。

（c）一村一品运动，推崇“1.5次产业”。

（3）第三段：第六次产业（1993年）

1993年，今村奈良臣提出，第六次产业具体目标是为了解决第一产业的增值问题。表现出三产融合的发展趋势，是依托于产业政策而推出的社会政策。有利于老人和妇女的在地性就业。建立起城乡交流的新体系，村落再生及活力的再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演进过程，其演进的内在逻辑相同：正当日本启动一村一品计划，努力将乡村发展重新拉回基于乡村生态环境的新发展的过程之中时，中国重新启动乡村工业化，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发展如火如荼地展开。当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相当落后。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开始转向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三产融合，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2、组织对策—分散小农如何整合

小农的组织化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即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条件包括：第一，传统支持：依托于传统村落共同体，第二，现代制度支持：建立农协，1947年，日本颁布《农业协同组合法》，日本农协是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综合型合作社典型模式。

中国受到启发，围绕着农民的组织化展开了多样化的合作社组织模式探索，包括资本进入乡村，农业生产大型化的激烈争论以及供销社系统的改革等等。

3、过疏对策—人口流动导致乡村空心化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4月，过疏地域市町村占全国总数中的44.9%、占全国人口数的8. 7%、占全国面积57.2%、大部分为山村、岛屿。村落过疏化会导致乡村空心化，继而“村落解体”以及“村庄再生”。过疏对策需要逆向而动，对待空心化村庄决不能“逐步按照推进人口转移消亡的路径来开展工作”。

4、文化对策—如何看待乡村价值

村落文化资本的特性：历史积淀，时间长久；地方性和本土性，拥有乡土社会记忆，存在归属认同；文化的稀缺性；后现代社会传统的重构。

鼓励文化寻根：寻找文化价值、故乡魅力、生态魅力；回归田园，加强城乡之间的对流交往；鼓励城市居民下乡居住，加强中产阶级引领的去城市化(浙江德清莫干山模式)；营造观光型社区，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

四、总结和讨论

1、关注东亚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变动逻辑。

2、再审视村落价值。

3、注意中日两国的不同条件及政策异同，批判借鉴，辨析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