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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多不可靠?这些故事让你心里有点数
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没有人愿意和我为敌),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向后边的自己人攻击),血流漂杵。”
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疑乃可以启信”。敢于怀疑,认真分析,才既能进入书中,又能跳出书外。
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这里的“艺”应作“经”解,汉儒以《六经》为“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文章一开头就指出: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
他说,里巷之言,出小人之口,固然难免失真,而“言审莫过圣人,经艺百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接着,他就举出大量出自儒家经典《六经》《四书》中的“增溢”事例:
《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
《尚书》曰:“祖伊谏纣曰:今我民罔不欲丧。”罔,无也,“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无不,增之也”。祖伊之所以这么说,是要引起纣王的恐惧,“冀其警悟也”。
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儒书又言: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意思是人人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
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
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贲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
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还说,如果不是遇到光武帝加以纠正,千世之后,载于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那就会据为实事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过去有“六经皆史”之说,首倡于元代的郝经,后经清代的章学诚系统地提出,意思是《易经》《书经》《诗经》《礼记》《乐记》《春秋》这六种经书,都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政教的历史。
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
比如,《诗》云:“子孙千亿。”这是赞美周宣王之盛德,顺应天地,子孙众多。王充指摘说,“诗人颂美,增益其实”;再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也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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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载记失实是怎么产生的?
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在古代,经常出现而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是义理正确与事实正确在辨别、处理中的矛盾。
经过前人编辑、修订的古代经书,经常会碰到事实正确与义理正确的矛盾冲突,这就必然导致史官不可能如实记述的倾向。最典型的事例是《春秋经》。
这个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夙有贤名。献公宠幸骊姬,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三个公子受谗,重耳逃出晋国,到各国流亡。晋献公死,诸子争立,短短几天,发生两次流血政变。后来。在秦国帮助下,晋人接回在外流亡近二十年的重耳为君主,是为晋文公。
当时,正值周王室政治动乱,襄王出逃到郑国的汜地(今襄城南)。襄王向晋、秦、鲁等诸侯国求助。晋国大臣狐偃对晋文公说,欲谋霸主,必须尊周,应该通过救助襄王复辟,捞取图谋霸业的资本。于是,晋文公发兵平叛,迎襄王于汜,并护送到王城。接下来,晋文公与各诸侯国逐鹿中原,经过“城濮之战”,打败了楚国;并与齐、鲁、卫、宋等国在践土会盟,周襄王也应召而至,会上,襄王策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由于卫、许两国未服,晋文公欲会诸侯讨之,但害怕诸侯不听命,遂召襄王出面,以天子名义在河阳会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
从上述事实中,看得出来,明明是诸侯号令天子,可是,《春秋经》却记载为“天子狩于河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左传》解释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所以,孔子订《春秋》时用了一个曲笔。所谓“曲笔”,就是以义理正确掩盖了事实真相。
说到义理正确与事实真实的龃龉,历史上还有一个事例:
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经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商定,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皇帝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统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统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
而更多的是慑于最高统治者的威权,史官不敢如实记载。古代帝王的《起居注》,由史官负责记载,分工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那天,唐太宗要亲自看看史官们都在《起居注》中记载一些什么。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朱子奢的,说:“这可不好,这会开一个不好的头。皇帝看了记录,以后史官贪生怕死,就不敢如实记录了。”太宗还好,听了劝阻。可是,到了唐文宗时候,就不行了,史官不同意看,他说:“我看一看,有什么不合治体的话,把它改过来。”史官顶不住,只好送上去。这就无法保证真实了。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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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历史本身存在着难以把握的某种不确定性,所以,王安石在《读史》诗中慨叹: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西方新史学提出了历史研究“想象性”思考方式。海登·怀特指出:“随着我研究得越来越多,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创造的是对于过去的想象性形象,它有着一种功能,正如同一个人在自身个体的想象中对往事的回想。”平常,我们总说历史如何如何。那么,历史是什么?拿到桌面上的无非是史家撰写的历史著作,而真实的历史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
时间越久远,所留痕迹越少。原本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世界,变为幽暗、神秘以至于不可测度的“他者”。而那些存在于文献中的记载,也只是结论性的东西,很难说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虽然史家自以为是真相的再现,读者也大多这样认为。事实上,历史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存在一个可以观察和规定的对象,历史作为消失了的过去,已经不能再实际感知和体验。
任何知识都具有相对性,随着时代变迁和客观条件的变化,随着人类认识的更新和实践活动的深入,种种学说、知识的局限性会逐渐地显现出来。而且,由于历史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随着阅读者的差异,必然呈现阐释的多义性。
日本有个电影叫《罗生门》,描写一个武士带着妻子远行,在丛林中被一个强盗劫持,经过一番拼搏,武士败北遭到绑缚,妻子被奸污,武士最后被杀死。一个樵夫看到了这个情景,报了案。警察署传唤了有关人员。有趣的是,强盗、武士(鬼魂)和妻子口供各异,连报案人说的也与上述无一相同。
第二种说法,女的说,强盗把她强奸之后就逃走了,她感到羞愧,请求丈夫宽恕,丈夫不理她,冷面相对,她就给丈夫松了绑,把自己的刀交给丈夫,要求丈夫杀死她,丈夫还是不理,这时她神经错乱,就把丈夫杀了。
第三种说法,武士借一个巫婆之口说,强盗奸污了他的妻子,准备带走她,她坚持要强盗杀死丈夫再走,强盗正犹豫着,在给武士松绑时女的逃跑了。强盗去追她,武士自刎了。
还有第四种说法,樵夫讲述,强盗确实强奸了女的,并且要女的嫁给他,女的坚持要求强盗与丈夫决斗,决斗中女的逃跑了。强盗一气之下,杀死了武士。
四种说法,究竟以何为是,成了一个无法判断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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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作品都离不开细节描写,包括一些对话,因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与个性。《史记》中写汉初名相万石君父子三人一门恭谨,就采用了大量细节。石奋的少子石庆,一次驾车出行,皇帝在车上问有几匹马拉车,他原本很清楚,但还是用马鞭子一一数过,然后举起手说:“六匹。”小心翼翼,跃然纸上。太史公通过这一细节,写出了当时官场中“临深履薄”、险象环生的政治氛围。
历史讲求真实,关于史事的来龙去脉、真实场景,包括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都应该据实描绘,不可臆造;可是,实际上却难以做到。国外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还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论点,我们且不去说;这里只就史书之撰作实践而言。
学者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原来,“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
再来看另一部被奉为古代散文之范本的《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了“鸿门宴”的座次:项羽和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面,刘邦坐在南面,张良坐在东面,范增坐在北面。之所以如此交代,是因为有范增向项羽递眼色、举玉玦,示意要杀掉刘邦的情节,他们应该靠得很近;还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用自己的身体掩蔽刘邦,如果他们离得很远,就无法办到了。
那么他据何而写?显然靠的是想象。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象祠记》,作者为明代思想家王阳明。
原来,据《史记》记载,象为人狂傲骄纵,有恶行种种,他老是想谋害哥哥舜,舜却始终以善意相待。要为象来写祠记,实在难以落笔:歌颂他吧,等于扬恶抑善,会产生负面效应;若是一口回绝,或者据史直书,又不利于民族团结。反复思考之后,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判断象的一生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个恶人,而后段由于哥哥舜的教诲、感化,使其在封地成为泽被生民的贤者,因此死后,当地民众缅怀遗泽,建祠供奉。
《象祠记》就是这样写成的。这其中显然有想象成分,但又不是凭空虚构的。因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爱弟弥谨”“封帝象为诸侯”的记载。据此,作者加以想象、推理,既生面别开,又入情入理。
用心可谓良苦。
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占有四分之一的篇幅。修氏自己承认:“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现代学者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我以为一种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为此,有人不无夸张地说:史者,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也。”看来,坚持历史事件包括细节的绝对真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当然,这里需要说清两点:其一,历史由史实与史学两部分组成,史实是客观存在,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如何实现历史真实问题;其二,文史作品中难免出现经验性整合与合理的艺术加工,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虚构,它的想象度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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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
《国粹:人文传承书》
原标题:《历史有多不可靠?这些故事让你心里有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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