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政协专题协商聚焦多元解纷机制及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

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指示精神落地落实，省政协结合当前我省社会治理中的难点痛点，将年度重点协商议题之一对准了多元解纷机制及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并就此开展了前期走访调研、网络议政和问卷调查等准备工作。

近日，省政协在昆明举行专题协商会，围绕“社会治理中的多元解纷机制及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深入协商议政，为打造符合云南实际的纠纷化解模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把脉支招。

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020年5月19日，红河州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条例》，该条例成为我省首部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全省社会治理工作迈出了里程碑式的重要一步。

除了建章立制，我省多元解纷工作在机制运行、源头治理、协同配合、基础夯实等方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把矛盾纠纷化解作为加强和创新边疆社会治理、推进新时代平安云南、法治云南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程抓牢抓实，不断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2019年，全省共排查矛盾纠纷44.8万件，调处39.07万件，调处率87.19%；全省法院调解、撤诉案件17.96万件，调撤率达53.1%；全省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由2015年的86.04%上升至2019年的95.33%。

“全省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基本形成。”省政协调研组认为，通过推进行政调解、行业专业调解有机衔接，完善委托调解、特邀调解机制，健全完善律师调解、公正调解制度，支持商事调解组织、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按照市场化方式提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进一步促进了我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和源头预防工作。

2019年8月，昆明市五华区龙翔街道调委会受理了一起“烫手”的纠纷调解申请：4位合法继承人中，一人在监狱服刑、一人在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面对父亲遗留下来的房产征收补偿款，兄妹4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基于其中两名继承人所处环境的特殊性，龙翔街道调委会调解员走进监所，通过“云解纷”网上多元化解平台对4名当事人进行远程实时在线调解，成功化解了纠纷。

2019年11月8日，哈尔滨游客姜女士在香格里拉市旅游时购买了价值5680元的天珠。因对价格存在疑虑，姜女士11月10日通过“游云南”App提出退货申请，香格里拉退货监理中心给出“全额退款”处置结果，3天后就完成了异地收货、验货和打款。

从“云解纷”平台到“30天无理由退货”机制，我省多元解纷工作从“线下跑”转向“网上办”，机制保障范围不断延伸向更多领域、更广范围。

“‘云解纷’等平台不仅消除了时空制约、降低了调解成本、提升了工作质效，同时搭建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律师调解、行业组织调解相融合的一体化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有效缓解了政法机关‘案多人少’的压力。”省政协委员许云川说。

据统计，2019年“云解纷”平台访问量达259万次，调处成功19934件，其中视频调解10048件，警调联动案件256件。与此同时，我省积极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制度化建设，逐步打造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问题不过夜”的矛盾纠纷化解格局。

形成合力难 责任压实难 平台建设难

尽管《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条例》填补了我省多元化解机制地方性法规的空白，但却比全国首个多元化解机制地方性法规——《厦门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晚了整整5年时间。

“从全国情况看，已有山东、福建、黑龙江、四川、安徽、湖北等地先后出台了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我省除红河州外，省级层面和其他州（市）均尚未出台。”省政协副主席高峰介绍。他同时指出，随着多元化利益诉求的进一步凸显，社会矛盾纠纷不断涌现，面对矛盾纠纷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预防和化解难度不断增大等新形势、新情况，云南多元解纷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在省政协常委马夏林看来，呈井喷式增长的案件数量，导致了我省社会治理资源分散、统筹不充分，多元解纷机制不健全、合力未形成等问题日益突出。“2015年，我省诉讼案件为43.4万件，去年则升至77.2万件，年均增长15%。去年，昆明市官渡区平均一位法官一年要审理600多个案件，今年预计将突破700件。”马夏林对此不无担忧，认为这样增长下去，法官承受不了，法院承受不了，司法体系也将承受不了。

许云川委员在充分肯定“云解纷”平台优势作用的同时指出，由于该平台只能通过法院推进到设基层法庭的乡镇，没有设基层法庭的乡镇及村社区仍然未被平台覆盖，“目前，乡镇司法所、信访机构及乡镇、村社区综治中心尚未全面使用该平台，基层基础薄弱、群众知晓率低、运行效果不佳”。

省政协委员刘云的另一个身份，是重庆商会执行会长，多年来参与了不少工商联、商会调处经济纠纷的案例。“很多涉诉企业反映，商事纠纷标的大，特别是劳工、产权、经营管理等纠纷成因复杂，一旦诉讼耗时至少一年以上甚至数年，时间精力上都耗不起。”他坦言，工商联、商会调处规范化、专业化程度不够，虽然“案结事了人和”，但人情调解偏多，调解的法律效果和客观性还有待改善。

省政协委员邵丽华则表示，当前，我省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不健全，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尚未建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排查研判、分流交办、报告反馈、化解销号的制度机制，各级职能部门资源整合不力、上下沟通不畅、责任分工不明、联动联调不强，基层纠纷排而难化、积而激化。

委员们一致认为，我省多元解纷工作还存在调解队伍和能力供给不足，多元解纷机制作用发挥受限；部分调解组织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法律主体地位缺失，公信力不够；多元解纷机制衔接不畅，难以聚力解纷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积极创新思路、方法，切实加以解决。

打造符合云南实际的纠纷化解模式

协商会中，10位省、州（市）政协委员深入交流意见建议，为构建符合云南实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把脉支招。

省政协调研组首先提出，当务之急是从省级层面加快立法，尽快出台我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对党委政府、司法机关、基层组织及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各类纠纷化解主体职责任务进行明确，依法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协调联动，为多元解纷工作保驾护航。调研组同时建议，要把多元解纷工作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依托依法治省、法治云南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统筹实施、共同推进。

治源头、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马夏林认为，要全面加强党对多元化解工作的领导，推动形成党的领导、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点联动的解纷平台。他建议强化统筹，建立以属地治理为主导，基层调解为基础，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和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多元解纷机制。

针对利用律师调解进行变相虚假诉讼现象以及利用专业地位误导当事人的行为，省政协常委陈维镖提出，应当在赋予律师调解足够自由度与执行力的前提下，加强事后审查机制，建立惩戒与信用体系等考核制度，加大变相虚假诉讼及误导行为的违法成本。

省政协委员马迎春认为，快速化解旅游行业矛盾纠纷，是树立我省诚信旅游品牌的重要抓手。她建议要构建全省旅游市场统一监管、分级负责的指挥调度、退货体系, 及时处置各类涉旅及购物退货事务；要加大旅游专业监管和行政执法联合、联动处置力度，强化旅游监管履职监督检查；要提升部门协同处置旅游投诉质量和效率，共同维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只有不断提档升级，才能为群众提供精准、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满足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省政协委员徐国功对此建议，要对外拓展服务、对内集约功能，形成功能统一、标识统一、服务统一的品牌化服务中心；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热线、网络、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实现诉讼全程业务的“智慧诉讼服务”新模式；要完善功能建设，拓展多元解纷机制的参与主体，形成社会矛盾综合治理的良好局面。

云南网记者 张潇予

（来源：云南网）

主办：云南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

承办：《法制日报》云南记者站

原标题：《云南省政协专题协商聚焦多元解纷机制及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