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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制度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

2020-07-12 15:2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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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詹姆斯•马奥尼是近20年来比较历史分析领域的杰出代表,在理论、方法论和拉美政治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通过对马奥尼本人的深度访谈和对话,我们不但可以对他的学术历程、思想来源和研究取向有较好的把握,而且可以借此机会厘清比较、归纳、演绎、机制、路径依赖、关键时点等概念,还可以一窥比较历史分析与制度分析的学术脉络、哲学根基、边界划分、前景展望,把以马奥尼为领军人物的比较历史分析置于相关的学术背景中,并启发我们对质性和量化研究的分歧以及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

【学人简介】

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美国西北大学戈登·富尔彻讲席教授、社会学系主任。

李钧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魏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英文稿整理翻译)

【文献来源】王天夫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访谈时间】2013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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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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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钧鹏:您在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是谁?

马奥尼

在伯克利读博时,我师从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和露丝·科利尔(Ruth Collier)夫妇。我也上了一些社会学的课。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里有两位社会学家,分别是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与劳拉·恩里克斯(Laura Enriquez)。我在伯克利还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影响,肯·乔伊特(Ken Jowitt)就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

李钧鹏:您在本科和博士期间修过社会学的课吗?

马奥尼

我在研究生阶段上过。我选了几门彼得·埃文斯的课,还选修过历史社会学,应该是金·沃斯(Kim Voss)开的课。我还选过一门后现代理论,但不记得是谁教的了。那位老师是助理教授,现在已经不在伯克利了。我在本科阶段应该没有上过社会学的课。我不记得自己上过。我是在明尼苏达大学读的本科,当时那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政治学系。在那个时候,建构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理论取向正在迅速发展,明尼苏达的一位政治学家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正在向学生讲授结构化(structamtion)理论。所以我在大学里读了很多社会理论方面的书,尤其是吉登斯(Giddens)和布尔迪厄(Bourdieu)的著作。我的本科荣誉论文就是用能动性(agency)和结构视角来分析中美洲革命。我尤其对吉登斯融汇能动性与结构的想法感兴趣。明尼苏达还有不少其他政治学家与政治理论家对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感兴趣,这些哲学探讨对我影响很深。所以明尼苏达给了我一些社会科学哲学和认识论(epistemology)方面的训练,我对这两个领域的兴趣也延续至今。我不确定自己本科期间有没有上过社会学的课,但我的政治学训练其实很社会学化。

李钧鹏:科利尔夫妇是您的博士论文导师吗?

马奥尼

对,他们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但彼得·埃文斯同样对我有许多指导。

李钧鹏:他们对您有过什么重大影响吗?

马奥尼

他们三位对我都有影响。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五个中美洲国家的路径依赖式发展以及在19世纪的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s),而用关键时点作为博士论文理论框架的想法直接来自科利尔夫妇。我在伯克利读书时,他们刚出版了以关键时点为理论框架的《塑造政治舞台》。我的博士论文在很多方面试图将他们的关键时点理论扩展和完善为一个全面的路径依赖式发展理论。另外,我在伯克利时,彼得·埃文斯刚完成他的杰作《内嵌的自主性》。他的国家政权自主性理论以及国家政权与社会群体关系视角对我影响深远。在分析19世纪拉丁美洲的关键时点时,我探讨了国家政权的建设过程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的博士论文采纳了科利尔夫妇的关键时点理论框架,并试图将其整合为一种新的路径依赖式发展理论;我还借鉴了彼得·埃文斯关于国家政权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并将这些思想运用于19世纪的中美洲。

李钧鹏:您刚开始读博士时就对比较历史分析感兴趣了吗?您又是如何对拉丁美洲产生兴趣的?

马奥尼

我读研初期就已经对比较历史分析感兴趣了,其实在读大学时就有兴趣了。这一兴趣来自我本科时上的奥古斯特·尼姆茨(August Nimtz)的课,他在课上教我们从比较历史分析的视角看待发展和政治。我在大三时意识到自己中意于比较历史分析,并决定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撰写本科荣誉论文。我之所以对拉丁美洲感兴趣,一个原因是听到别人说,如果你想读博士,想当教授,就必须选一个专精的地理区域。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纠结了一阵子,最后还是选了拉丁美洲,因为那里正发生着一些对我来说极为有趣且重要的事。美国正在与尼加拉瓜作战,并以各种方式干涉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的内政。我强烈反对美国卷入中美洲事务,并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积极参加抗议美国干涉中美洲内政的社会运动。这些政治兴趣诱使我研究拉丁美洲,并以拉美革命作为本科荣誉论文的题目。另外,我从大一就开始上西班牙语课,所以掌握了相关的语言技能。

李钧鹏:您是政治学出身,博士毕业后去社会学系教书,现在是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双聘教职。您当初去社会学系任教是有意而为之吗?您怎么看待这段经历?

马奥尼

我博士毕业时申请并得到了布朗大学的教职。我记得我只申请了几个社会学教职,布朗大学是其中之一。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份很理想的工作,所以我之所以去社会学系工作,原因只是布朗为我提供了教职。但在政治学系找到教职对我来说也不是难事,所以最主要的是布朗大学比较吸引我。我当时觉得在社会学系教书差别不大,事实也确实如此。没过多久我就在布朗教社会学概论和社会学理论了,而且感觉非常顺畅和自然。就像我刚才说的,早在明尼苏达读本科时,我就对社会理论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在布朗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就开始教社会学概论和社会理论,教马克思、韦伯(Weber)和涂尔干(Durkheim)。这些都是社会学的核心课程,我也很喜欢教这些课。这种层面上的转变非常容易。还要说的是,我的研究领域是比较历史分析,而许多这一领域的学者都是横跨社会学和政治学。公认的比较历史研究的奠基者,包括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t Bendix),那一代人都处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交汇点上。我把自己看成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李钧鹏:您的自我认同更多是社会学家还是政治学家?

马奥尼

我不太赞同把社会科学僵硬地分成不同的领地。既有分类下的几个社会科学学科其实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李钧鹏:那您现在是和社会学家互动多,还是和政治学家互动多?

马奥尼

这很难说,估计两边差不多。我目前在西北大学的教职是两边五五开,但接下来和社会学家的互动会更多,因为我从明年秋天开始将出任社会学系主任。这样一来,我在政治学系所承担的工作肯定会减少。但从内心来说,我是两边五五开。

李钧鹏:感觉西北大学的政治学系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

马奥尼

确实如此,真的很社会学化。这有点像伯克利,尤其在比较政治领域。伯克利的政治学系一向很社会学化,明尼苏达也是如此。我一直学的是很社会学化的政治学。同样的道理,布朗大学的社会学系也很政治学化。系里有许多人,包括帕特里克·海勒(Patrick Heller)、何塞·伊茨格松(Jose Itzigsohn)、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都是和政治学有很深渊源的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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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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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钧鹏:您跟鲁施迈耶合编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影响深远,但你们在绪论中对解释(explanation)和解读(interpretation)的区分招致了一些批评。您对于这些批评的总体回应是什么?你的立场在这之后有没有重大改变?

马奥尼

我们在那本书中将比较历史分析界定为一种因果分析,并将只对解读感兴趣(而对解释没有兴趣)的学者排除在我们所讨论的比较历史分析范畴之外。这遭到了一些批评。主要批评意见是我们应该放宽比较历史分析的覆盖面,将不以因果分析为核心任务的研究包括进来。对这一点,我不是太确定。两方面都有道理。如果你对比较历史分析的定义太过宽泛,它有可能变得无所不包。我们决定采取另一种方案,对它加以非常精确、非常严格的界定,确保它不会涵盖一切,这样难免将一些研究排除在外。但这种批评在本质上只是纠结于比较历史分析的定义。在我跟鲁施迈耶合写的绪论里,我们并没有批评解读性研究本身,而只是说它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比较历史研究。我们只是对比较历史研究给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

李钧鹏:如果可以重来,您会换种方式写绪论吗?

马奥尼

我觉得不会。这篇绪论现在读起来其实有点过时了,因为比较历史研究的争论已经有了新的方向。我们还被理性选择和量化学者批评过。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对比较历史分析做出界定、划分边界;我们必须判定以定量方法为主的研究算不算比较历史分析,采用博弈论的研究算不算比较历史分析,以解读而非因果分析为主的研究算不算比较历史分析。这些是我们当年编那本书时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当时觉得这些选择是对的,我到今天还觉得这些选择是对的。从策略上说,这样做使我们失去了一些朋友,但学术研究并不以交朋友为首要目标。

李钧鹏:您跟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合著了《两种传承》。这本书是不是以对金(King)、基欧汉(Keohane)和维巴(Verba)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为对话的对象?您和他们的共识和分歧在哪里?

马奥尼

金、基欧汉和维巴认为存在一套适用于所有研究的规范(norms)与工具,而且这些规范与工具以(他们成书时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主流回归分析为准则。他们认为,质性研究者如果想做好研究,基本上就要遵循回归分析的准则,使用回归分析的工具。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觉得他们的建议对量化研究者有一定价值,但将这种规范和方法延伸到质性研究就不对了。我们那本书强调,定性研究有其独特的规范和方法。我和加里聊天时说,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有不同的工具箱、有不同的规范。这使我们意识到,工具箱和规范是人们谈论文化的一套词汇。我们进一步想到,其实可以把量化研究者和质性研究者看成不同文化的代表;这是两个大不相同的文化群体,双方都有自己的工具箱,这些工具箱进行的是不同的研究。所以我们不同意金、基欧汉和维巴的基本观点。我们那本书通过直接比较来描述两种文化各自的规范、工具箱、信条与方法。

李钧鹏:您怎么看量化研究在主流政治学期刊上的统治地位以及在主流社会学期刊上近乎统治的地位?

马奥尼

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情况有所不同。对于政治学来说,主流定量方法将愈发处于守势,实验方法则方兴未艾。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发生了,而且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还将如此。所以主流的统计研究已经不再是量化研究的前沿,实验方法将部分取代主流定量方法的统治地位。所以,如果量化研究指的是基于观察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不觉得它占统治地位,我也不认为它在今后几年会占据统治地位。现在是实验的天下。社会学则一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学科,这正是大家都爱社会学的一个原因。很难说社会学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手段或方法,因为它一直是一个接纳不同方法的学科。话虽如此,如果你去翻《美国社会学评论》(Sociological Review)绝大多数文章使用的是主流量化方法。《美国社会学报》(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稍好一些,但仍有差不多一半的文章用的是主流量化方法。当然,我没有具体数过。所以,如果你要说社会学存在主流研究方法,那大概就是基于观察数据的回归分析。比较历史分析肯定不是主流。

李钧鹏:您会在演绎(deduction)和归纳(induction)之间做出区分吗?

马奥尼

我有时候会。我在两种情况下区分它们。一种是哲学意义上的区分。我很少在这种意义上区分归纳和演绎,但有时也会提到它们的区别。这和论证时的前提与结论的关系有关。在演绎推理中,如果前提为真,则结论必然为真。我偶尔会在这种意义上做出区分。但在更多情况下,我和大多数其他人的用法一样。也就是说,归纳指的是通过仔细考察个案来提炼推论或结论,演绎指的则是通过某种逻辑推理得出推论或结论。

李钧鹏:在您看来,归纳和演绎是互补还是对立的关系?

马奥尼

在我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比较历史分析中,它们互为补充,很难截然分开。理论与证据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比较历史研究需要经常在理论和证据之间往返,正如侦探需要在理论和证据之间往返。就像侦探同时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一样,我这样的比较历史研究者既使用归纳法,也使用演绎法。

李钧鹏:您曾在论文中探讨过“机制”概念。您对机制的定义是什么?机制必须具有因果性吗?它们是否必须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础?

马奥尼

我对后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现在这么看“机制”概念:不同的人往往用这个词来表示不同的东西,这问题不大,但我们应该搞清楚他们说的机制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当很多人谈论机制时,他们大体而言指的其实是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这没有问题。总的说来,把机制视为中介变量就暗示了因果性。

还有人把机制理解为一种解释相关或关联关系为何存在的理论。这种机制的定义并不要求把机制视为中介变量。

第三种常见定义把机制看成非常宽泛的因果命题。例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生前就是这样使用这个词的。几乎所有的机制定义都试图从不同方向超越两个变量之间的简单关联。几乎所有的机制用法和定义都是出于对类似“X对Y的影响平均为Z”这种表述的不满,觉得这有所欠缺,我们要有更深人的研究。

李钧鹏:理性选择理论遭到了不少社会学家的严厉批评。您有政治学背景,是否对理性选择理论有更多同情?您怎么看待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的不同遭遇?

马奥尼

并非所有社会学家都抱批判态度,比如我的好友埃德加·凯泽(Edgar Kiser)。社会学内部有一个喜欢理性选择理论的小圈子。我不喜欢把个人看成是理性行动者,也不赞同它。有实验研究指出,理性行动者模型对于理解人类决策过程没有太大帮助,我是赞同这一点的。理性行动者模型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人在决策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在这一点上,我和大多数社会学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尽管如此,我确实觉得博弈论以及博弈论中的数学很有用,所以我并不抵触博弈论的思维方式。演化心理学就用博弈论做了不少有趣的研究。我对理性选择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并不排斥,只是觉得理性行动者模型在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人类决策过程方面有很大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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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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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钧鹏:您提出过一个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并用它解释了几个中美洲国家政治发展的不同历程。有没有可能用其他理论来解释同一现象?路径依赖理论的优点在哪里?

马奥尼

路径依赖理论的优点在于它可以系统、连贯地将历史根源与未来事件(且往往是间隔期很长的未来事件)联系起来;它给了我们一个理解遥远的过去如何余波未平并影响当代生活的系统而连贯的理论工具;它在方法和理论上帮助我们思考很久以前的决策制定和政治冲突如何促成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这是路径依赖理论的长处。总的说来,路径依赖框架不认为现实结果可以完全由短期的、眼前的因素解释,而站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对立面。

李钧鹏:您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关键时点”。我们怎么确认某一个关键时点不是研究者的武断选择?

马奥尼

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确定,这中间总会有不确定性。研究者在提出论点的时候,需要拿出相关证据说明如果关键时点的事件或选择有所不同,最终的结果就会有所不同。我在那本书里使用了两种证据。一是国家之间的比较。在我考察的几个国家里,自由政府面临相似的困境和选择,但做出了不同选择。这种个案之间的比较(cross-case comparison)使我可以得出推论,认为这些选择和决策至关重要。我也对个案进行单独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我所考察的是,一旦做出选择,制度如何开始固化,并产生持久的影响。我对每一个国家都进行了单独分析。研究者必须使用证据。我想论证某个时期、某些事件、某些选择构成了关键时点。这种推论有可能是错的。

李钧鹏:《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并没有明确使用您在第一本书中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那么,有没有可能以路径依赖理论重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

马奥尼

这肯定是有可能的。显而易见,那本书的论点是殖民地时期的制度对这些国家将来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我2003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报》上的文章是这一论点的早期版本,而那篇文章正是以路径依赖为理论框架。一本书的作者永远面临一个问题:只能在绪论里谈论有限的内容,必须在构建理论框架时有所取舍,而不能面面倶到。我下定决心,不让这本研究多国家、长时段的书篇幅过长,所以在理论和理论论争层面,我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发展的制度解释,尤其是阿西莫格鲁(Acemoglu)、约翰逊(Johnson)和罗宾逊(Robinson)。另外,如果把路径依赖和关键时点理论吸纳进来并展开论述,就需要半章篇幅,整个章节就会过于臃肿。所以,我没有明确采用关键时点与路径依赖框架,也没有卷入相关争论,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方面的争论更为重要,尤其是和经济学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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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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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钧鹏:在《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中,您把自己的制度分析称为“分配论”(distributional approach)。这个词是不是意在与其他理论取向区分开来?

马奥尼

是的,我想把它和制度协调论(coordinating view)区分开来。制度协调论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的制度观。主流理论认为,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有其职能,尤其是协调人的行动,使它变得可以预期。也就是说,行为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在内的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协调了我们的行为,这被称为协调机制。我对这一观点提出疑问,认为制度的首要职能在于分配资源,而资源的分配尽管常常能起到协调行为的作用,却并不必然如此;当制度起到协调作用时,原因是它们的分配作用。所以我想强调制度的分配职能。制度分配论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考察冲突,而制度协调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制度分配论假定了冲突的存在。

李钧鹏:您与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合编了《解释制度变迁》,该书作者皆为政治学家。这是因为政治学对制度分析的贡献大于社会学吗?

马奥尼

不,不是因为这个。一部分原因在于凯瑟琳是政治学家。我们希望推动制度研究,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在政治学界的发展,所以挑选了一些这一领域的政治学新秀,希望借此展示最新、最出色的历史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

李钧鹏:社会学对制度分析的独特贡献是什么?制度分析又给历史社会学带来了什么?

马奥尼

我主要从比较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待制度分析。这个领域既有政治学家,也有社会学家,所以我很难把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严格划分开来。许多制度分配论者同时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例如,在制度分配论方面,西达·斯考切波和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对我影响巨大,而他们和我都跨界政治学与社会学。在社会学内部还有一些更具文化色彩的制度主义者,有点像约翰·迈耶(John Meyer)的制度主义,但文化元素更多。他们的视角同样很有帮助。我在书里没有详细讨论这一学派,原因不过是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和持制度协调论的经济学家的论战上。关于制度分配论,我要强调一点,制度归根结底是规则,而规则归根结底是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所以,我所倡导的制度分配论与将制度视为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s)的社会学理论有相通之处。对我来说,制度是内嵌在人的思维中的规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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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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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钧鹏:另一个关于边界的问题,您觉得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边界在哪里?还是说根本不存在或不应存在边界?

马奥尼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有边界,但边界肯定存在,而且边界很清晰,因为历史学家并不太关注比较历史研究者,不管是社会学家还是政治学家,甚至连经济学家都不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比较历史研究者对理论很感兴趣,经常卷入理论争论,而历史学家并不这样运用历史材料与个案。历史学家觉得比较历史研究的分析性过强,认为他们缺乏历史材料的客观叙述。他们并不太喜欢只用二手材料而非原始档案的研究,比如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的研究或者我对殖民主义的研究。我和斯考切波的书几乎都是完全以二手材料为依据。他们不喜欢自己的研究被我们这些比较历史研究者拿来作为原始材料或数据。对于他们来说,新的思想和洞见来自发现新的材料或者对旧材料的重新挖掘。而对于我们来说,新的洞见与思想往往来自比较的逻辑以及理论的分析。

李钧鹏:比较历史分析和历史社会学的关系是什么?

马奥尼

在我眼里没有区别,我觉得完全一样。有人可能会觉得历史社会学的涵盖面更广,但我觉得这一点现在未必成立。随着学科的发展,二者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在我看来,大多数自称为历史社会学家的人,我们都可以说他们是比较历史研究者,反过来也一样。

李钧鹏:《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出版后不久,亚当斯(Adams)、克莱门斯(Clemens)与奥罗夫(Orloff)主编了另一本很有影响的《重塑现代性》。该书被许多人视为《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主义替代品。您曾批评过该书主编对三波历史社会学的划分和描述。您的立场现在有所改变吗?

马奥尼

没有改变。我认为只有两波历史社会学。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是历史社会学的奠基者。之后,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中叶,帕森斯(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界一统天下,历史社会学则退居后台。到了巴林顿·摩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查尔斯·蒂利和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那里,比较历史研究呈现出复兴态势。我认为,当这一波回潮出现时,它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直包罗万象,所以把它视为从20世纪60年代左右延续至今的第二波历史社会学更为合适。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将历史社会学分为三波,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想凸显历史社会学内部的解读或文化派系。当然,全书整体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如果你比较一下两本书的绪论,就会发现她们的绪论侧重于理论,而我们的绪论更关注方法。这可以说是比较两本书的一个视角。

李钧鹏:您是否将《重塑现代性》与《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视为历史社会学的两种对立取向?

马奥尼

我不知道二者是否对立,但它们的侧重点确实不同,至少绪论部分是这样。他们的绪论主推文化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内部的解读性研究;我们的序言更关注明确的因果分析,尤其关注如何基于史料进行因果分析。

李钧鹏:《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出版于10年之前,你们当时似乎对历史社会学的前景颇为乐观。今天您如何评价这一领域?

马奥尼

我觉得历史社会学依然势头强劲。社会学的一个趋势是文化社会学突飞猛进,这相应地促进了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许多最具影响力的当代历史社会学家同时是文化社会学家。所以历史社会学方兴未艾,并内嵌在文化社会学的主流之中。石桥(George Steinmetz)、米歇尔·拉蒙特(Michele Lamont)、朱利安·戈(Julian Go),这几位都是历史社会学家,但同时也是主流社会学家。所以我对历史社会学的前景感到乐观,认为具有历史色彩的研究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将逐步扩大。我更担心它在政治学界的发展。

李钧鹏:怎么说?

马奥尼

我担心实验法的兴起以及对前沿方法的追逐会使历史研究边缘化。比较历史分析跟势头正盛的文化社会学很好地融汇在了一起,但它很难跟政治学中的实验法和计量方法完美地融合。所以,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政治学的主流力量有可能把比较历史研究推向边缘。如果要推动比较历史研究,我现在会更担心政治学,而不是社会学。

李钧鹏:我几个月前曾和埃德加·凯泽教授聊过。他对历史社会学的前景感到悲观,认为这一领域面临困境。例如,研究经费大量流向应用政策研究而非历史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不如三四十年前更富有激情。您怎么看?

马奥尼

你别忘了,当比较历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它是带着使命的。它从边缘地带兴起,有其明确的论敌,特别是剥离了历史维度的结构功能主义,一定程度上还包括韦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它与帕森斯主义者展开了规范性的论战。到了今天,历史社会学已成为建制的一部分。它还算不上建制里的领袖,更不是最常见的研究方法,但它已步人成熟。当一个研究取向步入成熟时,它多少会变得瞻前顾后,也会丢掉一些激情。

李钧鹏:您曾探讨过知识积累问题。您如何评价历史社会学或比较历史分析的知识积累?

马奥尼

我在2003年写的书里有一章谈论民主和威权主义,那篇文章界定了知识积累,并阐明民主与威权主义研究如何做到了知识积累。我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在过去的10年一直持续着知识积累。你如果看一下那本书所涉及的主题,例如民主、社会福利、革命运动,你会发现许多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供新的洞见和信息,所以知识积累程度很高。其他领域同样如此。如果你看一下革命和内战的文献,你会发现比较历史研究举足轻重、贡献卓著。国家政权的起源和建设同样是比较历史研究深耕细作的领域。在我关于殖民主义一书的绪论部分,我简单谈了一下比较历史研究在发展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我认为比较历史研究在很多领域都体现了知识积累的特性。这不是说唯有比较历史研究才这样,或者比较历史研究在所有领域都这样,但比较历史研究确实对许多极为重要的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钧鹏:所以您并不十分担心历史社会学的知识积累问题?

马奥尼

并不。我觉得知识积累正在进行中。

李钧鹏:熟练的语言是不是好的历史社会学的必要条件?

马奥尼

这要看研究问题是什么。《国家与社会革命》是比较历史分析的经典之作,也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但西达•斯考切波并未掌握这本书所研究的所有国家的语言。我觉得这没有问题,这仍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且她问的问题极为重要。如果研究的问题更细,需要研究者深人田野或者阅读相应语言的文献,那么掌握语言就是必需的。

◆◆

结语

◆◆

李钧鹏:您对有意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年轻学子有什么建议?

马奥尼

我的建议是找几本你真正热爱的书,密集且深人地阅读,尝试理解这些书在研究什么,熟练掌握相关内容。然后考虑你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感兴趣的问题,看看这几本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能否适用于你的问题和主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再考虑需要做哪些调整以及如何调整。

李钧鹏:您如何评价自己对历史社会学的贡献?

马奥尼

在经验层面,我试图提升我们对民主、威权主义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认识,尤其是拉丁美洲的情况。在理论层面,我试图加深我们对制度变迁、制度效应、路径依赖以及关键时点的理解;我在能动性与结构方面也有所研究。在方法层面,我试图将历史个案数量有限时进行有效因果推论的研究工具加以改进。

李钧鹏:您目前从事什么研究?

马奥尼

我现在同时进行几项研究。在方法层面,我在研究如何将集合图(set diagrams)用于质性的比较历史研究;在理论层面,我在研究什么因素导致快速的制度变动,什么因素促成缓慢的制度变迁;在经验层面,我正继续自己在殖民主义方面的研究,其中一个研究问题是殖民主义如何影响了不同欧洲殖民国家的相对发展水平。

关于对话中提到的几本著作:

《塑造政治舞台》

参见: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1991.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f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内嵌的自主性》

参见:Peter Evans.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

参见: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2003.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两种传承》

参见:Gary Goerz and James Mahoney. 2012. 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

参见: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

参见:James Mahoney. 2010.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 Spanish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解释制度变迁》

参见: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2010.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保卫士兵与母亲》

参见:Theda Skocpol. 1992. Protecting Soldier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重塑现代性》

参见: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eds.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与社会革命》

参见:Theda Skocpol.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文献来源:《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十辑)》2018年。

Political理论志出品 欢迎以任何方式转载

编辑 | 小梧桐

责任编辑 | 李致宪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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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詹姆斯•马奥尼 (James Mahoney)| 路径依赖、制度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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