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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社区·讨论｜疫情告诉我们，没有互助就会肉体消亡

钟晓华孙哲等整理：李思妤冯婧

2020-07-16 13:31

来源：澎湃新闻

6月26日，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在上海创智农园进行了一场线下讨论会——后疫情社区如何更加融合。本篇为下篇，围绕上篇分享的三个案例，讨论嘉宾们分享了对后疫情社区的更多观察，如何重新思考社区的边界？未来的社区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以下为讨论会实录：

6月26日，后疫情社区第一场线下讨论会现场。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实习生江枫图

如何思考社区的边界？

钟晓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我先讲一下边界的问题。疫情前我们曾有过一个关于社区边界的案例讨论，由物理边界（拆围墙）的变化而产生心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的变化。疫情发生后，促使我们对边界进行更深刻的思考。

一方面，疫情中物理边界被突出了。我们看到了很多硬治理，包括智慧社区的手段。2月中上旬，我们做过一个线上调查，看上海的社区怎么应对疫情的。我们发现，抗疫初期的基层应急管理非常强调对流动的掌握和管控，不得不突出物理边界，强调属地化、网格化管理，因为只有边界明晰，才能做到守土有责，实现社区的安全防疫。

另一方面，基于今天各位分享的案例，在行政边界被强化的同时，内部的邻里边界反倒展现出了一种突破和融合。在行动边界被缩小时，就必须把原来不太在意的社会边界和社会关系重新拾起来。同时，技术也帮助我们突破边界，通过网络获取联系和信息。而最终产出的东西又回到了社区，回应个体的需求。

其中，重要的不只是结果和方案，我们做出了怎样的漂亮空间或社会创新产品，而是认识社区、回归社区的过程本身。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权责利的明晰，为了应对变化也做了很多进和退。你会发现，当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防疫管控时，居民就进而因生活服务和公共生活的需求而开始自发行动；当外部社会组织无法直接干预时，内生的力量就会自觉接棒。

进退之间，在外部突发事件的干预下，居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社会性需求，会自发地应对，转变态度和行动。这就是“韧性”，是一种识别和应对风险的能力，甚至是把风险和危机转化为机会的能力。我们正在经历边界的建构和重构过程，社会网络和关系也有了结构性变化，即使疫情结束，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因为关系是退不回去的。

疫情是对前期的社会治理能力和体系建设的一个大考，这是官方的说法。实际也真是这样，但当我们需要社区时，社区花园就成了一个前提条件，孙小样这样的社区超级行动者就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据点，发散出新的可能性，创造出新的价值。

疫情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原来被称为“盆景式”的社会治理创新所积累的社会空间和社会资本真的发挥了一定作用。原来的社区治理是政府和少数人在推动，但这次疫情中更多的社区力量自发行动了起来，这其中的动力机制和协同模式将是我们思考和实践“人民城市”理念的宝贵财富。

未来的社区是更好还是更坏？

孙哲（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讲师）：

刚才钟老师说到，我们再也无法回到没有疫情的世界了。而我们指向的未来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更好，一个更坏。

我先说更好的未来。疫情会使邻里关系展现出本色（True color）。平时大家问城市里有社区吗？社区工作者是做什么的？研究社区的人会用理论说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但疫情直接告诉你，没有互助就会有肉体的消亡。疫情使得社区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而不只是一种专业研究。目前社区治理的前沿领域就是社区共同体。疫情之后，我们有更多的共识在社区中进行共同体实践。

说完好的未来，再从反方面来讲一下，疫情是一个警醒。通过建墙等封闭排斥的手段去规避风险，是一个妄念。面临疫情这一总体风险，人类其实无处可逃，只有团结才是出路。

当然，我倾向于认为会走向更好的未来。我们今天所在的创智农园，不只是一个景观，而是一个从空间设计到社会设计的完成态。在疫情后，农园更是实现了刘悦来老师的终极目标——由在地居民自我管理。基于这个完成态，我提出关于社区发展的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词是“在地”（in place）。

这个词的主体是“居住者”（dweller），跟居民和业主都不一样，不是一个制度身份或者产权身份，而是基于客观居住事实的称呼。这个词的意思是，如果要去建构跟社区的相关性(relevance)，就一定要住在里面，单纯走访或工作无法建立直接的在地关系。只有拥有了居住者这个实践之后，才有可能有完整的社区体验。

第二个词是权责。

居住者是社区的主体，是首要的权责群体。设计师、管理者或开发商都不是居住者，不能把选择权单纯地交给他们。最重要的是要让居住者知道，自己是这里的主体，其他人是居住者调动起来的，不能来绕过权责关系来去管理或服务。疫情期间，每个居住者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完全寄希望于物业，因为物业冒着生命危险做的事已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明白这一点的社区，就能迅速展开自救行动，通过拼团之类措施度过危机。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居住者要承担责任，同时有自己的居住权利，非居住者不能乱承担责任或侵犯居住权。

第三点是创造。

城市人为什么不喜欢邻居？因为中国城市中其实有“反邻里性”，街头巷尾嚼舌根是大多数人对于曾经熟人社会有过的负面记忆。城市居民对于“恶邻”的警惕远远大于对“芳邻”的向往，所以宁可选择不认识，不去激活这个社会资本。而“新邻里关系”是创造性的，不是用来八卦和非议的。刚才提到的“闲鱼鱼塘”或妈妈团的亲子教育活动，都有是具有创造力的活动。新的邻里关系是基于现代都市社会，具有群己边界，是一种有创造力的公共生活，而不是复古一个村落中的熟人关系。

最后一个词是联结。

无锡社区联盟就是一个很好的联结样本，是一个社区营造的新阶段。社区营造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内卷化”，可能变得完全只顾自己社区利益，产生了社区之间的落差和发展不均衡。纽约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内卷化的力量使社区之间进行资源争夺，出现“踩踏”。怎么办？我觉得就要依靠创造和联结，不能只为自己的社区着想。疫情告诉我们“公共事件”认知的重要性，如果旁边小区出现病例，你的小区安全也没用。社区联盟的意义就在于，在公共事件面前，各个社区之间应该联结而非分化。

总之，抗疫使社会关系的本质清晰地呈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无法从“在地”、“权责”、“创造”和“联结”这几个词中，看到清晰的社区发展方向。今天这场在农园面对面的讨论会，已经说明韧性社区能够经受危机的考验，美好社区未来可期。

引导居民自觉行动

徐晓菁（上海嘉定区地区工作办公室社区科科长）：

今天上半场的案例有三组关键词，第一组是融合和割裂；第二组是信任跟排斥；第三组是关系与利益。这几个关键词也正是新冠疫情给予我们的思考和反思。

在后疫情时期，怎样改变、怎样融合、怎样信任、怎样形成共利，开启社区的新生活。我们也看到了因为疫情的缘故，一直闷在家里的部分居民产生了心理焦虑，社区防疫一线的服务人员心理情绪产生波动，有惧怕、担心，也有放纵、低落。更希望看到改变，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下，“爱嘉生活行动——后疫情时期社区新生活指导手册”在居民、机构、企业、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等各方的共同商讨、策划和参与中完成了。

“爱嘉生活行动”说是手册，更多的是生活行为的改变，因为疫情，新生活就要从个人、家庭的生活细节去改变，比如，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养成每天一定时间的开窗通风习惯，帮助大家自觉养成常态化下的后疫情时期的生活行为模式。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手册引导居民自己思考，帮助他们形成生活圈的规则。从生活中兴趣点出发，让每个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改变，建立新生活。

嘉定从2007年开始首创睦邻活动，通过邻里互助的形式推动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了几千个睦邻团队。这本手册则在这几年嘉定社区共营的基础上，介绍如何建立社群，怎样把居住小区中全年龄段的人群动员起来。

通过社群的交往，社区环境会自然而然发生变化。之前遇到问题，居民都是等物业来处理，现在遇到情况，大家会召集一起商讨和行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个人、家庭和社区是多方共赢的。

总结来说，在嘉定推动社区共营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引导每一个居民主动参与，慢慢行动起来，每个人都潜移默化地承担属于居民的那份责任，居民的生活品质可以因此得到提升。在未来的后疫情常态化阶段，每个人都成为行动者，主动承担起属于自己的一份责任，这才是手册的编写初衷——改变、融合、信任、责任。

抗疫和垃圾分类一样，要靠社会规范维持

李长军（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

我不是做纯社区研究，更多是行为学的研究，主要关注垃圾分类、食物浪费等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行为。今天分享的三个案例，都是通过在社区里做某一些事情建构邻里关系，增强居民主体意识。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通过做或者面对共同的事情才能促成思考，思考继而启发行动，之后的互动和管理能力才会增强。

研究和实践中发现，社区管理能力和垃圾分类行为是相互促进的，一个设计管理相对完善的社区能更迅速地应对垃圾分类的政策实施，并且在遵守上海市相关规定的同时，自己做一些变通，哪怕居委会里只有5个人，也能够迅速把志愿者团体和其他组织发动起来。而一个本身管理能力较差的社区，无论是应对垃圾分类还是疫情，都很难找到新力量加入。

社区今年的工作肯定是以防疫为主，上海社区的垃圾分类的成效受疫情影响有所减弱，但减弱不大。因为前期已经投入了很多成本来建设社区的结构基础，垃圾分类已经进入了平稳阶段。

我认为，垃圾分类本质上跟居民素养没有关系。如果通过问卷去测量态度意向，二者肯定有直接关系，但实际的行为与这些因素就没法找到直接的关系，因为行为很复杂。此外，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不一样，当你进入某个群体后，个人价值可能会和群体价值产生冲突。这时就要考虑到群体目标和个体价值观的协调，并且社区群体/组织需要和新加入的成员沟通解释清楚。

当抗疫和垃圾分类都进入常态化阶段后，不建议再使用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来促进垃圾分类，而是应该通过增进群体互动来形成社会规范，才是长久之计。比如韩国首尔，依靠监控探头和罚款来推行垃圾分类，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无法将成果持续维持在一个高水准阶段，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

所以社区垃圾分类需要依靠社区的提醒和影响，靠社会规范坚持下去。但社会规范的形成需要稳定的环境，否则之前形成的良好习惯又会受到影响。

边莉君（青谷营造社创始人）：

就我自己的工作经历来讲，没有哪个社区的居民是不可以被激活的，但只有居民们凝聚起来，才有谈判的筹码。这时候政府、开发商等利益相关方才会和居民形成一种协同模式，但要达到这一步是很难的。其实，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有一些疑问，一些措施实际上不符合居民的生活习惯，而政府是靠居委会单方面的力量来促使居民遵守规定。

张永梅（同济新村居民）：

我们的很多政策出发点是对的，但有些人在操作过程中会形成片面的理解，其实国外的垃圾分类也是定点定时。规则经过接收和遵守后，可以成为自觉的行动，怎样从个体走向共生，这是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希望社区营造机构不要拒绝政府或居委会的参与。当然政府的措施有时候不合理，但我觉得居委会的参与度还不够。

社区是复杂的，做社区研究或行动有不同的派别，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出发点也不同。疫情对武汉一个最明显的改变，是小区群比以前活跃了。过去觉得不需要那么多互动，但疫情期间邻里间互帮互助和信息传递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居委会和物业告诉我们的信息可能有偏差。

武汉解封之后，觉得又可以正常生活了，只是会更谨慎一点。但到了5月，我发现疫情的影响是持续性的。我之前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职场女性，但这次疫情导致我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我必须考虑自己带孩子。所以我真实地感受到，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的感觉。的确很多家庭受到了严重冲击。我觉得即使在公共生活和就医恢复正常之后，疫情对人心理上的伤害仍然是很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