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 一周书记: 记忆中的阶级创伤与 ……社会批判

李公明

2020-07-23 13:0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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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故里》, [法]迪迪埃·埃里蓬著,王献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版,184页,48.00元
法国社会学家、著名知识分子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的《回归故里》(原书名:RETOUR A REIMS,2009;王献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5月)是一部回忆录和反思性社会学著作。大约十万字不到,书名也很平常,书里书外却是情感与理性、阶级与社会、压迫与反抗的滔滔巨浪!父亲去世后,迪迪埃·埃里蓬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兰斯,重新了解他的家族历史,回忆自己在家乡的成长经历,思考阶级出身、成长环境、教育体系和社会固化等社会学研究的议题。该书的核心主题是由家庭出身引申出来的创伤记忆、阶级压迫和忏悔反思。回归故里,什么是故里?故里是他曾极力逃离的地方,是他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那个地方的精神空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只能充当反面教材。但是无论他如何反抗,它依然构成他精神内核的家乡;当他终于回到家看望母亲的时候,其实是与从前一直拒绝、抵制、否认的那部分自己和解。(参见第2页)
关键词之一是“阶级”。在埃里蓬的回忆与反思中,“阶级”不是一个被封存在政治教科书中的概念,不是一个虚假的、只用来作为动员或镇压工具的口号,而是在生产流水线与豪华会所之间、连片公租房与花园后面的独栋住宅之间、小酒馆的低俗娱乐与高雅艺术殿堂之间的一道真实篱笆;是即便在一种眼神、一阵笑声中都能够准确辨认出来的距离与感受,是一种无师自通和无法抛弃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之二是“批判”。打开记忆的闸门,让阶级批判与社会批判的洪流奔涌而出,揭露阴谋与压迫——埃里蓬揭露那些本质上是邪恶的势力如何对待穷人,如何表现出极度的伪善,如何在拒绝、隔离、抛弃的同时还要戴上同胞、祖国、慈善的面纱。批判,既是对资产阶级的虚荣、伪善、傲慢和冷血的批判,也是对穷人的愚昧、麻木、奴性的批判。不知是因为仍然软弱还是本性善良,即便是埃里蓬这样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有时也会怀疑自己是否陷入了阶级阴谋论或社会阴谋论。其实不是的,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在冥冥之中甚至还会受到那制造阴谋与压迫的阶级嘲笑;更残酷的是,当知识分子揭露出他们的卑鄙与无耻之后,他们并不害怕,他们因为手里握着强大的资产阶级镇压机器而有恃无恐,他们甚至期待揭露会使穷人对他们更加害怕、更加恐惧从而更加俯首贴耳。
埃里蓬也认识到斗争的复杂与艰巨,他反思“我从哪里来”,无非是要认识到自己原来拥有多种“身份”,要认真分辨自己承受奴役的各种方式,选择不同的战斗方式来对抗不同的压迫机制。无论情况如何复杂,要有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和一种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核心出发点。在这基础上把所有的压迫领域、统治的形式、所有曾经有过的因为阶级身份而产生的羞耻感和屈辱感全部打包,投放到理论和实践的斗争之中。(参见177页)阶级的分野与压迫在城市住宅区域的分割就充分体现出来,从生活设施到教育,从失业到治安犯罪,穷人阶级的家庭与社会就是这样连结起来的。埃里蓬说即使是在今天情况依然如此,“面对这种固化的历史问题,我们怎样可以无动于衷?”我们是否意识到,“有时从更宏观的角度讲,这里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阶级敌人通过国家法律无时无刻不在行使着他们的权力,平民阶级则用犯罪的方式顽固地抵抗着这种压迫。”(23页)他竟然把“阶级敌人”这个概念用在统治者身上,还说平民阶级以犯罪来抵抗压迫、反抗他阶级敌人,他的批判火力真是够猛的。
直到写这本书之前,他一直对自己的阶级出身怀有羞耻感,在巴黎的交友中总是羞于承认自己的出身,也从未在他的书或者文章中对此有所提及。相比起来,他可以大方地讲述自己的性取向带来的羞耻,因为以通过逃往大都市的方式来获得保持同性恋身份的机会是知识分子圈中典型而普遍的做法,那种讲述可以引起人们对歧视问题和性文化的高度重视。但是如果涉及阶级出身、社会底层阶级受到的不公待遇,则难以在公共讨论中获得支持。他的这两段重塑自我的经历本来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他的逃离家庭与家庭对他的性取向的态度有紧密联系,最后他从性和社会归属这双重的角度改变了自己。但是在写作中他只选择前者,后者是一直隐匿的。有一次他在巴黎市中心的街上遇到外祖父,令他非常尴尬,害怕被别人看到。事后他心中有着一种负罪感:为什么我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我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来往让我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如此羞耻?在思想上、政治上我宣称反对阶级分化,但为什么社会阶级的概念如此深入我心? 说起来真是矛盾,“我的信仰与我进入的资产阶级世界格格不入,我所秉持的社会批判理念与我本身的价值观相互违背”;“在政治上,我站在工人的一方,但我厌恶自己的工人出身。”(46页)还有一件事情。他从小和哥哥一起玩、一起长大,但是在后来的三十五年间他居然没有去看过哥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哥哥在比利时靠着社会救助生活,因为常年的搬运工作而伤了身体。他直接引用约翰·埃德迦·韦德曼(John Edgar Wideman) 说的一句话来描述对于哥哥的感受:“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他认为没有更好的形容了,他哥哥默默地成为了他的人生参照系。(76页)
埃里蓬坦率地揭示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一方面他的精神成长中充满了对逃离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渴望,极力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与那个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依然属于少年时成长的那个世界,“因为我永远也无法在情感上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每当听到有人用鄙夷或事不关己的态度评论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时,我就感到不适,甚至憎恨。我毕竟是在这样的阶级里长大的。对于群众的游行抗议、罢工运动,有钱有势的家伙们总是表现出不满,每当见到这样的情景,我会本能地感到憎恶。”(13页)更深刻的是,“我得承认,虽然感到与人民斗争的关系格外密切,虽然在翻阅1936-1968年大罢工资料时内心充满政治理念与情感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让我激动到发抖),但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排斥工人阶级,实际上我也在践行这种排斥。‘被动员的阶级’或者说‘可以被动员的阶级’是理想化、甚至是英雄主义化的概念,它与构成这一阶级的,或者说有可能构成这一阶级的一个个真实的人完全不同。”(13页)这是在情感、本能与内心的理性认识之间的深刻冲突。
他对那种被建构的理想化的“工人阶级”的反感,也是曾经让我们困惑的问题。中学时代我们要经常去工厂“学工”,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标语之下,我们看到的却是工人师傅们的另外一种物质生存与精神世界,更不用说我们中间很多小伙伴就是来自工人家庭,太知道工人与领导是什么关系。除了这种外部建构之外,工人阶级内部的精神世界的贫乏也是使他感到不适和反感的重要因素。这种不适最能出现在家庭餐桌上,“每次我和父母坐在一张饭桌上,我就会感觉到一种难以捉摸和形容的不适:他们说话行事的方式与我重新跻身的这个阶级差异巨大,他们会在每段谈话中肆无忌惮地表现出一种肤浅的种族主义,以致让人奇怪为什么所有话题都一定能和它扯上关系。这种经历对我来说像服苦役,它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以至于我得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因此,“我越来越不喜欢自己与过去的以及现在的劳动阶级之间的直接关联。”(15页)这种精神撕裂的痛苦,是逃离之后的“归来”在内心深处难以承受的。这也是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 )所描写过的与她的父母之间“阶级差距”,她在书中完美地解释了这种不适感,令埃里蓬深有同感。
在埃里蓬的阶级分析与社会批判反思中,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忽视,其实很应该引起我们关注。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工人阶级随着法共的兴起而入党的情况比较普遍,以此形成自己的政治归属感。他们参加公共集会,在选举中把选票投给共产党候选人,但是对他们来说加入法共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在法国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的政府。他们只是想要改变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用“革命”来对抗那些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右派、有钱人、大人物等。他们关心的是谁在乎他们、谁关心他们的生活。埃里蓬的父亲就是这样。每当他在观看电视新闻时,总是对右派表现出本能的敏感。当有操持着工人口音的斯大林派共产党人为默默无闻或被正统体制所排斥的人打抱不平时,父亲会觉得很高兴,认为他们可以代表他的想法和感受。(27页)说到底,他父亲喜欢的是敢于为穷人说话的左派。
在政治嗅觉上,他的父亲、母亲其实都有很好的本能。埃里蓬上中学的时候是托洛茨基主义左派,那时他父亲却经常怒斥那些“想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和“十年后想领导我们”的“大学生们”。后来埃里蓬看到那些领导阶级的人都变了样,不再认为父亲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同样发生变化,1968年五月风暴走在游行队伍中的大学生后来变成公务员和成功人士,“他们在现行社会秩序下如鱼得水,他们维护着世界现有的模样,非常适应自己的新身份。”(89页)知识分子不再谈论探索与抗争,而是谈论“必要的现代化”和“社会重建”,“共同生存”取代了阶级关系,“个体责任”取代了社会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压迫”的概念和两极分化的主题在左派的官方政治图景中消失了,反而宣称每个个体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埃里蓬的回应是:“平等”?多么可耻的笑话!(90页)整个媒体、政界、思想界的氛围是左派和右派同流合污,甚至他的母亲也会经常对他喊道:左派、右派一个样,都是同一群人在出钱!她说得真准啊!左派政党及其知识分子用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以统治者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并且以聪明、伪善、奸诈的策略消除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和途径。
法国工人阶级最后可以表现自己的阶级身份的途径就是手里的选票,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反映出工人阶级的诉求其实也是左右混搭的。埃里蓬说投共产党的票是积极的自我肯定,投“国民阵线”的票则是一种消极的自我肯定。(93页)就如萨特所讲的,参加1968年五月大罢工运动的工人们在一个月之后通过选举的方式拯救了戴高乐派的政治体制。但是至少工人阶级可以通过选举把自己组织起来,通过投票表达诉求和进行对抗。颇有意思的是,埃里蓬认为如果要从那一时期他的家人们每天的言谈中总结出一套政治纲领的话,可以发现他们虽然选择了左派政党,但其政治纲领与后来他们在选择极右政党的纲领没有太大差别:排斥移民,支持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实行国民优先政策,主张在刑事犯罪的处罚上加强力度,支持死刑原则等等。“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白人工人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主要特点之一”,年轻一代的工人阶级比他们的前辈更容易选择右派政党(100页)—— 埃里蓬在2009年的这些分析仍然值得我们今天思考。
有人说教育问题是阶级压迫的试金石,不无道理。学校既是一种接纳、教育、培养的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拒绝、固化和淘汰的机制,只不过它是以入学选择、教育内容和就业可能等方式强制实现这两种维度的选择。工人家庭的学生看起来是在自主选择自己的爱好和未来,其实所有都笼罩在阶级地位自然带来的限定之中,他们选择的主动放弃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无法不放弃。埃里蓬指出学校如何与社会合谋构筑起阶级的篱笆,使穷人的孩子知难而退。家庭身份的阴影甚至会笼罩在选择第二外语作为学习科目的问题上,统计数据显示选择德语的是资产阶级的孩子,选择西班牙语的是工人的孩子,后者意味着或早或晚脱离教育体制。当时埃里蓬也是选择西班牙语,但他只是被南方、西班牙所吸引。直到文学老师表示出对他学业的担忧时,他才意识到这个选择让他进入了二流学科,并迫使他每天和学校中的不良分子混在一起。因此,尽管他成绩优秀,仍然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不良的道路。
今天的家长们个个知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很少人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起跑线”,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起跑线”与别人的“起跑线”是什么样的距离。因此,“我们出生时,宣判结果就被烙印在我们的肩上,而我们未来的社会地位,被先于我们诞生的因素决定和限制着,这些因素便是家族的历史以及我们出生时所处的环境。”(32页)这可不是宿命论,甚至也不是什么环境决定论,而是对实质上的血统论的揭示。曾几何时,人们曾经批判过反动的血统论,后来才明白血统论不是那么容易被批倒的;当年的工人子弟为自己的“根正苗红”而骄傲和自豪,以后才弄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根正苗红”。其实,检验血统论有一个很好的度量,那就是遗产——传承的是权力、地位、财富、“自己人”的圈子人脉,还是除了酗酒、血汗岗位和失业游荡之外就一无所有?
关于教育,他认为光明正大地运行着教育系统是一个地狱式的机器,它对待平民阶级的孩子们的方式使阶级压迫变得合法化并持续进行;它造成不同阶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差异如此之大,实质上就是指向被统治阶级的战争,学校便是战场之一。教师们已经尽其所能,也无法改变现实。(85页)他自己则是幸运的, 他的成长与一个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同学有很大关系,他通过模仿他而进入他的世界:对阅读的兴趣,对文字表达的重视,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开始是模仿,后来变得越来越真实。重要的是在他那个同学的友谊和影响之下,“我本能的对于学校文化的反叛(它来源于我的社会出身)没有简单地演化为对文化的拒绝,而是转变为对所有与前卫、激进、智性相关的东西都充满热情”。(126页)“对所有与前卫、激进、智性相关的东西都充满热情”,我至今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精神成长路径。令人感慨的是,如果同学都是工人的孩子,或者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母亲在血汗岗位的劳作使他进入有资产阶级的孩子读书的学校,他能够有这些变化吗?
为了让他能够读高中、读大学,他母亲站在工厂的组装流水线上工作了十五年,高强度的劳作和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请假去卫生间,她午夜才能入睡,凌晨四点便要起床。埃里蓬说,如果说这是社会的“不公平”就显得太委婉了,因为“它掩盖了真正的现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剥削。”接着他说的这句话应该铭刻在所有劳动局之类社会机构的大门上:“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社会全部的真相。” 就让我们读懂和记住这句话吧!但这些都是埃里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的想法,他在当年对工人们遭受的非人待遇并没有这么具体的关心,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学习世界中,无暇思考自己为什么有机会得到这一切。更可悲的,他对于父母的阶级身份还是充满了羞耻和怨恨。(56页)
那么,他这种对于阶级出身的羞耻感又如何能与他在学校接受的左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连结起来呢?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问题,他的回答很坦率:“我年轻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便是我抹去社会身份的途径:我颂扬‘工人阶级’,借此在更大程度上远离真实的工人阶级。在阅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时,我相信人民的先锋性。我进入了特权阶级的世界,也就是那些有兴趣拜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人的世界,走进了他们的历史观和主体化的方式。我对萨特关于工人阶级的论述十分着迷,却讨厌我身处的这个工人阶级,这个限制我视野的工人阶级。我对马克思和萨特感兴趣,并想象自己是如何比父母更加清楚地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走出那个世界,走出我父母的世界。”(58-59页)其实,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他从来没有离开真实的工人阶级,他可能无法阅读马克思和托洛茨基,也不可能说出“一个年迈工人的身体,可以体现阶级社会全部的真相”这样的话。工人们自己很少会把自己作为一个阶级来谈论,只有走了出来的人才会认真地谈论他们,但是他们对于这些谈论甚至也难以听到,就如埃里蓬说的,他知道他们不太可能成为这本书的读者。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工人的孩子很早就知道自己的阶级归属,但是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孩子不会产生这样的阶级意识。雷蒙·阿隆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自己在接触社会学之前是没有阶级意识的,埃里蓬说这恰好展示了他的阶级身份。说到雷蒙·阿隆,埃里蓬并不掩饰对他的反感。“我讨厌他虚伪的笑容和柔和的声音,他用这种方式展示着自己的沉着、理性,但归根结底无非是展示着他作为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丰厚的物质条件和成熟稳重的思维方式……他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而发声的,他反对一切可以给工人阶级希望或者可以动员他们的东西。说到底,他是为钱而写的人:一个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贡献力量的士兵。萨特在1968年五月风暴这件事上对他的责难十分正确。”(68页)
他很久之后才明白,他们家对艺术没什么兴趣。事实上,对于艺术的喜好也能构成一种阶级差别。成为“文化人”之后,当他参观展览或听音乐会的时候,他观察到那些“高雅”的文化人如何从中获得满足感和优越感,这展现于他们永远不会放下的微笑和保持克制的肢体动作以及他们作为艺术家或有钱人的讲话方式之中——“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72页)这种场景和感觉总是既让他觉得惊恐,同时又使他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一样,在欣赏艺术的场合表现得轻松自如。(72-73页)
他深深被1968年五月风暴和政治反抗运动所影响:十六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读马克思、列宁, 然后是从杜拉斯、贝克特到萨特和波伏娃。通过阅读马克思,他开始对哲学思想史充满热情。他为自己是“哲学系学生”而充满喜悦,但是他不知道在外省大学中选择文科就是走上一条被遗弃之路。老师在课堂上教的哲学陈旧而无趣,他自己阅读萨特、梅洛·庞蒂、卡莱尔·科西克。他知道自己青年时选择哲学是由他的地域出身、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如果在巴黎读大学,他很可能会崇拜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梅洛·庞蒂而不是萨特,因为这是巴黎圈的氛围。但是在回首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并不为此感到遗憾,而更希望自己曾是萨特的信徒而非阿尔都塞的信徒,存在主义的倾向仍然会在他的内心被唤起,直到萨特与之后阅读的福柯和布尔迪厄相遇、融合。(135页)他自己说“布尔迪厄和福柯对我影响至深,我致力于维护批判性思想和‘68事’”的遗产。”(168页)那么,什么是青年埃里蓬的理想呢?将某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作为对未来自己的想象:自己写书,激情澎湃地与被人讨论、分享思想,既在实践中也在理论上涉身政治……。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召唤力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涯的想象呢?
埃里蓬说,从根本上讲他是被两种社会判决所影响:阶级的判决与性向的判决,他身上携带着这两场审判的痕迹,但他必须将自己塑造为其中一个角色,来对抗另外一个。(165页)与我原来的想象不一样的是,埃里蓬深感左派理想和同性恋身份的矛盾冲突,他说“我每天都感觉到马克思主义中没有我的容身之所……我的生活注定是分裂的……一半是托洛茨基分子,一半是同性恋。”他越来越感到这两个身份难以共处,因而理解为什么1970年代的同性恋运动只有在与左派组织及其政治思想脱离关系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理解福柯在1970年代中期书写的《性史》为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反抗。(146-147页)他最后在福柯的思想中找到了精神安慰和反抗的激情,“当我重新阅读福柯最初这些激昂而充满痛苦的文字时,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曾经经历过他所描写的东西……直至今日,我读到每一页内容都会激动不已,那种情绪来自我过去经验的最深处,我会立刻觉得自己与他有着共同的体会。我知道跨越这些阻碍对他来说是多么困难。……所有福柯理论都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这一框架便是排斥与话语权的对立、病理化与抗争的对立、压制与革命的对立。”在他看来,《疯癫史》是“一次伟大的学术与政治反抗,一次受压迫的主体对抗规则与压迫的权力的起义。在后来的作品中,他虽然不断地发生着改变,但不变的是这同一目标:思考如何对抗由权力制定规则的主体,思考以何种方式重新创造自己的存在方式。”(161页)关于福柯的这些感受和评论,我也深有同感。
阅读这本回忆与反思录,这份从生命体验中熬炼出来的压迫分析与阶级批判文本,对于自称是知识分子的读者来说或许也是一次小小的检验,用埃里蓬的话来说就是:你站在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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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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