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堪比纳粹大屠杀的“种族灭绝”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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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种族大屠杀（Rwandan Genocide）发生于1994年4月7日至1994年6月中旬，是胡图族（约占当时卢旺达总人口的85%）对图西族（占15%），以及胡图族温和派进行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短短两个月时间，共有50万至10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每1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枪支、砍刀，或者削尖的木棒之下。这种屠杀速度比纳粹用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速度还要快好几倍。然而，面对如此非人的“种族主义”杀戮，联合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西方大国在当时袖手旁观，更有甚者火上浇油。

被《卫报》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部非虚构图书”之一的《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Stories from Rwanda）一书，将1994年卢旺达发生的那场巨大的悲剧带到大众面前。作者菲利普·古雷维奇（题图照片）自1994年开始跟踪报道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他曾先后6次前往卢旺达及其邻国，并以第一手的记录，揭露灾难背后的扭曲神话、政治操控，以及国际社会的无所作为。近日，这本书的中文版正式与读者见面了。

为了更好地使大家了解整个事件的背景和经过，我们节选翻译了《向您告知》一书的作者菲利普·古雷维奇参与的一档相关的电视台访谈节目。在访谈中，古雷维奇谈及大屠杀发生前卢旺达存在已久的种族冲突，以及最终导致大屠杀发生的导火索。他也梳理了大屠杀发生时西方世界的态度，以及大屠杀结束后，留给卢旺达的混乱局面及其引发的难民问题。30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惨剧，似乎能够回答“它为何发生”。然而，类似非人（inhumane）的集体行为，是否真能“永远不再发生”（never again）？

菲利普·古雷维奇访谈

1、问：关于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什么？

答：在卢旺达，1994年春季和初夏的100天里，有80万人被杀，这是自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以来，最无疑义的一次由国家支持开展的种族大屠杀，他们企图灭绝特定的族群，消灭一个民族。

卢旺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明确地、有计划地在尽力消灭图西族这个少数民族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只因为那些人的民族，他们是图西族。他们的逻辑就是要杀光所有人。不允许放过任何一个人。不允许有漏网之鱼。这种逻辑，这种被卢旺达人称为种族灭绝的逻辑和另一种意识形态很像，也就是纳粹主义对待欧洲犹太人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净化人民，就必须把犹太人清除干净。种族大屠杀中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因素令人费解。但它是在努力创建一个最严格意义上的“我们V.S.他们”的社群，这就需要彻底干掉“他们”，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共犯。他们当时的计划是让所有的胡图族都参与到对图西族的屠杀中。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过政治谋杀、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例子，但从“二战”结束以来，从联合国在纳粹大屠杀后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来，就没有哪个国家或社会因为一场纯粹的、明确的种族灭绝而陷入如此深重而彻底的震荡中。

2、问：图西族和胡图族是怎样的民族？能请你总结下这次种族大屠杀发生的背景（内战爆发、签订停火协议、派驻联合国维和部队）吗？

答：卢旺达的人口基本是由两大种族构成的，绝大多数（约85%）是胡图族（Hutu），图西族（Tutsi）是少数（约15%）。同时还有极少数的俾格米人（Pygmy）。直到19世纪末，也就是欧洲开始殖民时，少数民族图西族代表的是贵族上层阶级，而胡图族代表的是农民群众。欧洲殖民者带去了一种“种族科学”（race science）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他们维持着卢旺达人口的传统结构，而且更进一步，使之极端化，形成了一个近乎种族隔离的体系。他们给卢旺达人下发民族身份证，图西族享有一切特权，而胡图族则备受压迫。

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各国都鼓吹要走向独立，具体到卢旺达的话，他们以多数裁定原则为名，发起了一场胡图族的独立革命，然后推翻了之前的体系。革命后，卢旺达仍然是一个种族隔离、两极分化的国家，区别只在于掌权的变成了胡图族这个多数民族。胡图族的独裁政权就在整个60、70、80年代直至90年代中期独揽大权。这段时期，胡图族通过系统性的针对图西族的政治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60年代末以来，受暴力影响，大量难民外逃，卢旺达有数十万图西族流亡国外，流落到卢旺达周边的各个邻国，但这些难民没有加入邻国的国籍，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归故国家园。但卢旺达政府拒绝让他们回国。

1990年，一支反叛军（“卢旺达爱国阵线”，RPF）横空出世，让卢旺达政府措手不及。他们从卢旺达北部的乌干达发起攻势。内战爆发，1990年到1993年卢旺达断断续续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内战的战场，基本上都在国界线附近，它波及到卢旺达大部分的边界地带，但并没有席卷整个国家。

1993年时，交战双方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共享民族权力、政治权力，创立一个多党制国家，对军队进行整合，安排接收难民。为了让敌对双方切实履行自己的承诺，关键点就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进驻。进驻的时间定在1993年的秋季……这一决定得到了双方的认可，维和部队将被部署到卢旺达，主持推进和平进程，并将权力移交给这个新的共治政府。对时任卢旺达总统的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Habyarimana）及其身边的胡图族极端分子而言，比起战争，和平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这就等同于失败。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他们突然面临着要与他人共享权力的威胁，这恰恰是其最无法容忍之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维和部队抵达卢旺达，试图主持和平进程，而总统这一派却无意让其达成目标。

3、问：你觉得内战和种族灭绝有什么区别？

答：在一场内战中，基本上会有两支作战部队。有时是两支部队在互相战斗，有时平民会以民兵的身份参与战斗。但种族灭绝是不存在什么政治目的的……他们想要的只是消除某支血脉。这意味着凡是带有这一血统的人都必须被消灭掉。所以，哪怕你还只是个婴儿，也无济于事。在内战中，婴儿通常不会被当作是真正的“敌人”，但在种族灭绝中，婴儿是“敌人”，因为今后60年里，难保哪个婴儿就顺利长大成人了。奄奄一息的老祖母也需要被消灭。至于孕妇，参与种族灭绝的卢旺达人会说：“你们一定要多留意，要将她们开膛破肚，确保子宫里的胎儿也都没命了。”种族灭绝就是这么回事。

4、问：能再详细谈谈它们的区别吗？

答：正如不少报道所说，1994年4月初，“卢旺达的内战硝烟再起”。但内战涉及两支或更多的部队相互作战——一支反叛军以及一支政府军。也就是说，对战双方都是军人。目的是战胜对方。因为是战争、是内战，所以时常会殃及平民。

但种族灭绝却截然不同。你经常会无视敌军部队而去追杀你决定称之为敌人的那些人。所以你决定称图西族为敌人。这意味着，你不是要去前线杀敌，而是要闯进一个图西族的家里去把他的稚子老母统统灭口，因为你的理念是要断了他们这支血脉。

更进一步地说，当我们谈论内战时，我们会谈到该国的内政，谈到外交政策制定者对此有何看法。当我们谈论内战时，外交政策制定者会说：“那是别国内政，我们不会介入别国的内战。”但对于种族灭绝，我们却一向承诺要进行干预。所以，如果认为这是一场内战，那你往往就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正在发生的是一种系统性地、试图消除某支血脉的行为，忽视这是一种种族灭绝的行为，是一种让所有人都协调一致、组织有序地参与其中的行为。

一个图西儿童沾满血的脚印

这个孩子想要通过攀爬出墙来逃脱大屠杀

5、问：就卢旺达的情况而言，它的内战、停火协议失败了吗？

答：毫无疑问，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飞机被击落、卢旺达开始种族大屠杀后，内战也再次爆发。这是卢旺达代理政府——这个发动种族大屠杀的政府与卢旺达人民之间的对战。“卢旺达爱国阵线”立刻重返战场，再次开火。很显然，这种情况是预料之中的。

所以，毫无疑问，二者是同时发生的。卢旺达在进行内战的同时也发生了种族大屠杀——我得说，这情况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样。人们同时经历了“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二者是独立的。正如我们所知，两者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二战”期间本来用来给东线战场运输补给的火车却被用于将犹太人运往让他们丧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原本可能是计划与“卢旺达爱国阵线”作战、夺取内战胜利的部队，却被派往卢旺达监督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

6、问：总统的飞机出了什么问题，又引发了什么后果？

答：在所谓的和平执行（peace implementation）期间，在极端分子持续施加的巨大压力下，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并未执行和平进程。他故意拖延。他抵制决议。他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执行。1994年4月初，他应邀出席地区会议。“好啦，你得响应这个计划，执行和平协议。”1994年4月6日，结束会议后他乘飞机回国，目的地是首都基加利（Kigali），在他的飞机降落到机场的过程中，被一枚（或两枚）地对空导弹击中，机身起火，最后（宛如神话般地）坠毁在自己的宫殿后院里。

胡图力量极端分子的电台立即开始指责叛军（“卢旺达爱国阵线”）。自此，人们一直在猜测到底是谁做的，是怎么做到的。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间接证据指向了总统随行人员中的极端分子。这些人经常“提醒”他，如果他不遵守他们的规矩，而是遵守和平协议的话，他就得去见上帝了。他们在半小时内发动了一场政变。从本质上讲，政府现在赤裸裸地表示，自己成了一个由胡图族极端分子组成的政府。这成了一场军事政变，建立了一个新的傀儡政府。当晚（4月6日晚），他们按原计划开始连夜实施屠杀，最先处死的不是被挑中的种族——图西族，而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他们真正在意的是那些最可能引起政治争端的人。总统卫队的成员被招集起来，并被下令去暗杀名单上列出的需要除掉的人。大屠杀开始了。我们所能看到的、他们宣传的内容基本上是——“他们，那些图西族，叛军，杀了我们的总统”。所以他似乎成了个牺牲品。他们的论调是“我们敬爱的总统被他们杀害了”，而事实上，一切证据都表明，要么就是他们自己杀了总统，要么他们干脆就是在利用他的死来发动屠杀。

7、问：伊克巴尔·里扎（Iqbal Riza，联合国官员）曾说：“当然，在最初的几天里，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场有计划的种族大屠杀。我们只知道战火重燃了。我们都视之为停火协议失效。”对此你作何回应？联合国都掌握了什么情报？

答：很明显，在哈比亚利马纳总统遇刺时，联合国总部流传着大量信息，大意是他的随从，他周围的人，急于对图西族展开屠杀。90年代的十年里，一直有屠杀——人们可以称之为“常规意义上的屠杀”——发生。屠杀还在继续。1994年开始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好几起政治暗杀事件，制造了诸多麻烦。人们不得不把这次屠杀排除在外；人们不得不任性地忽视许多信息，以便说服自己，无论是总统的飞机被击落，还是基加利又陷入暴力之中，这些暴力事件都只是说明之前的内战重燃战火，而不是政治屠杀的新秩序。不说别的，从第一天晚上持续到第二天清晨的肃清行动（当然，这期间比利时士兵也遇害了）是前所未有的彻底和极端的。他们杀的并不是敌军。

所以，那些执行联合国联卢援助任务的人现在辩解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当时发生了什么，这对我而言是不太寻常的。他们当然希望这只是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不会想清楚地认识到这实际上完全应验了所有关于种族灭绝的预言。我认为，正是这种希望忽视事实的想法占了上风。

大屠杀纪念中心内的受害者照片

8、问：种族大屠杀是怎么结束的？

答：卢旺达人、作为反叛军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制止了种族灭绝。世界各国让卢旺达独自面对种族灭绝。一些卢旺达人奉命行事，其他卢旺达人则奋力阻止。当“卢旺达爱国阵线”最终横扫卢旺达，控制了基加利，并在7月中旬建立起一个新政府时，发动种族灭绝的政权（其军队和民兵）带走了他们的大部分追随者，带领他们越过边境流亡海外。早在4月下旬，25万人就越过边境进入了坦桑尼亚。7月，据说有150万人越过边境进入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是现代史上最迅速的大规模人口外迁。你可以看到联合国搭建了大量难民营来安置这些刚跨过卢旺达国境的人。

但在联合国庇护之下的，实际上是发动种族灭绝的政权残余的军事和政治势力，它完好无损，流亡海外，带走了自己的军队，并继续影响卢旺达的政治生活。

随大屠杀而起的难民营

9、问：这一切最终意味着什么？

答：“二战”结束后不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一位伟大的作家）写了一本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书，里面写道，在集中营的时候，被关押的人经常会说，“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这种事不会再发生在我们身上了”。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事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再度发生”。我认为卢旺达证明了他说的很对。请对比看下这两句引文，它们都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在某种意义上这两句话是在提醒我们，大屠杀之后我们希望永远不要再面对这样的暴行和罪行了；事实上，到了20世纪末，我们却被带到了一个似乎越来越熟悉、极有可能发生大屠杀的境地，而且我们要采取行动来制止它的承诺似乎也被弃之不顾。我认为这确实让我们陷入一种非常不确定的状态。这也让人怀疑，我们是否真心希望培养一种真正具有约束力的人道主义精神。

10、问：从《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承诺到针对卢旺达制定的实用主义政策，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或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吗？

答：1998年12月，我们举行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通过50周年的纪念活动。纪念性的活动很多，而周年纪念活动基本上都会谈到：它现在情况如何？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在办一个50周年的生日庆典，这更像是一则讣告、一次守灵活动，因为卢旺达留给我们的教训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至少提到过，它似乎承诺过，世界各国都会把人道主义精神置于一切之上；当出现明确的种族灭绝案件时，它至少是支持制止这种行为的——已经证明，它被……从文件里删除了。它被从记录里删除了。它被从国际准则中删除了。它留给我们的，只有“永远不再发生”（never again）这个想法。这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愿望，但却是一个不实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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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卢旺达大屠杀带回人们视线的第一手记录

一场并非久远、惨烈异常、不应忽视的历史悲剧

见证一个个危难与离散的时刻，

以及人类历史的黑暗一页

揭露种族灭绝背后的扭曲神话、政治操纵

和国际社会的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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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

——卢旺达大屠杀纪事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 Stories from Rwanda

（点击书封即可购买）

[美]菲利普·古雷维奇 （Philip Gourevitch）著

李磊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本书荣获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乔治·波尔卡新闻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笔会/玛莎·阿尔布兰德奖第一非虚构奖、纽约公共图书馆海伦·伯恩斯坦奖、美国海外新闻俱乐部图书奖、《卫报》首作奖

内容简介

1994年，卢旺达境内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对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展开全面屠杀，100天里至少有80万人遇害——大部分是用砍刀完成的。卢旺达大屠杀的累积死亡率几乎是死于大屠杀中犹太人的三倍，这也是自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以来死亡率最高的大规模屠杀。

本书作者菲利普·古雷维奇自1994年开始跟踪报道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先后6次前往卢旺达及其邻国，试图探究这场人道灾难的成因，倾听幸存者的讲述，并报道其余波。借由对各方当事人——幸存者、国际组织成员、包括现任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内的高级政要——的采访，古雷维奇以一种极具推进感的叙事，重构了卢旺达种族冲突的起源、恐怖和混乱而尴尬的劫后现实——大量的人口迁徙，复仇的诱惑和对正义的要求，人满为患的监狱和难民营。

这是一个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故事还是一个只有坏人的故事？国际社会对此负有多大程度的责任？一个多半由行凶者和受害者构成的国家能够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社会吗？这些内驱于这部见证文学的问题，使它成为一份绝无仅有的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深刻剖析。

著者简介

菲利普·古雷维奇（Philip Gourevitch）

美国作家、记者，长期担任《纽约客》（The New Yorker）特约撰稿人，也是《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的前编辑。古雷维奇于1986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92年，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小说写作项目的艺术硕士学位。另著有《阿布格莱布的民谣》（The Ballad of Abu Ghraib）、《一个铁证悬案》（A Cold Case）等。

译者简介

李磊 人文社科类译者，译有《对民主之恨》等。

媒体及名人推荐

年轻的菲利普·古雷维奇从非洲的屠杀现场带来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标志着他已跻身少数几位伟大记者之列，他们都冒着生命危险将黑暗的真相带给了这个对非洲一知半解的世界。他既有学者的头脑，又有优秀小说家的观察力，他的写作似由天使执笔。本书使他能够与迈克尔·赫尔、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和托拜厄斯·沃尔夫比肩。

——罗伯特·斯通（美国小说家、记者）

海外报道类作品的一座里程碑，自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以来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的邪恶编年史，古雷维奇扣人心弦的叙述值得人们阅读。

——乔纳森·兰德尔，《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读完这本让人难忘的书后，就再也不可能对社会、对人类、对自己还抱持着跟过去一样的感觉了。

——罗纳德·斯蒂尔（美国作家）

古雷维奇的书已跻身作为道德见证的新闻报道的最佳范例之列。

——兰斯·莫罗，《时代》

编辑推荐

★ 展现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众生相。

作者极具推进感的叙事呈现出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大多数人绝望放弃，在遇害之前已如行尸走肉；少数人四处逃逸，和死亡博弈；也有人挺身而出，保持为“人”的底限，与不义抗争。

★ 从不同视角审视这段历史。

幸存者、国际组织成员、卢旺达高级政要……作者对各方当事人分别进行采访，力图还原事件全貌。

★ 催生了一系列从不同角度记述卢旺达大屠杀的文艺作品。

如2005年轰动一时的好莱坞电影《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2004年出版的传记《跟魔鬼握手：人道主义在卢旺达的失败》（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以及2006年出版的幸存者的回忆录《宽恕，我唯一能做的——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告白》（Left to Tell: Discovering God Amidst the Rwandan Holocaust）。

访谈来源：美国公共电视台前线频道（PBS FRONTLINE）

特别节目“The Triumph Of Evil”

https://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evil/interviews/gourevitch.html

访谈翻译：李姗

原标题：《一场堪比纳粹大屠杀的“种族灭绝”杀戮 | 新书重磅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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