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最可敬爱的工读生(上)

周松芳

2020-08-05 10:5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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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以及工读分离,或者说因为经济不发达,缺乏工读结合机会的现实,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在中国从来都不发达,至今高校为学生甚至贫困生提供的勤工俭学机会也不算多。而美国的高校,特别在早期,校内就会提供大量岗位给学生(包括富豪子弟)勤工俭学。其实那不过呼应一种社会风气或者说社会价值观。当年胡适留美,目睹这一现象,大为感佩,在1915年3月7日的日记中,专门写了一篇短文《可敬爱之工读学生》说:“眼中最可敬爱之人,乃此邦之半工半读之学生。其人皆好学不厌之士,乃一校之砥柱,一国之命脉。吾辈对之焉敢不生敬爱之心而益自激励乎?”(《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册,82页)二十年后,他跟两个儿子祖望、思杜去看苏联电影“Road to Life”(《生路》),写一群流浪的无赖孩子,被一个大教育家收去做工,先在工厂做工,后来这班孩子筑成一条铁路。认为片子“很动人,有力量”,并提升到哲学高度来看待:“这里面有一种教育哲学:做工是教育,是生路。”(同前书,第六册,307页,1934年1月27日)
与胡适同一时期的胡光麃,也有相近的观察。1914年8月由清华赴美留学,因为年龄太小(1897年生),先入距波士顿四十余里古老的埃克斯托中学学习一年,第二年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研习电机,并以优异成绩于1919年毕业。“当时人们都认为埃校乃贵族学校,实际并不如此。美国是民主的国家,穷人和富人受教育的机会均等。波士顿人有句话:‘今天我的儿子由埃克斯特(Exeter)毕业,明天我的司机的儿子由古鲁顿( Groton,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母校)毕业。’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同班有个同学名叫彼得士(E.C.Peters),是棒球队队长,每次快下课时,他总比我们早走5分钟,初时我很奇怪,以为这位‘队长’好大的派头,后来才知他兼任敲校钟的工作,不能不早走一步。有些同学兼任食堂侍役,有的打扫教室庭园,以赚取课外收入来维持读书,有钱人的子弟,有的也兼做课外工作赚点钱,同时培养个人独立生的好风尚。”(胡光麃《波逐六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82页)虽然1948年即已从北洋大学毕业,但因经费问题延宕到1955年才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之藩,暑假在纽约州静湖打工时,观察到的美国工读精神,与几十年前仍是一以贯之的:“中学生送牛奶、送报;大学生做苦力、做仆役,这些工作已经变成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教育,让每一个学生自然地知道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人生。所以一个个美国孩子们,永远独立、勇敢、自尊……做卑微的工作,树高傲之自尊,变成了风气以后,峥嵘的现象,有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耶鲁大学有个学生,父亲遗产30万美金,他拒绝接受他说:‘我有两只手,一个头,已够了。’报纸上说,‘父亲是个成功的创业者,儿子真正继承了父亲的精神。’”(陈之藩《旅美小简》,黄山书社2009年版,146页)
“只在校园里打工,才得以保持自己的学生身份”?
虽然美国学生自己挣钱付学费是很普遍的做法,但早期中国留学生却认为只在校园里打工,才得以保持自己的学生身份,同时也不会干扰学业([美]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三联书店2010年版,113页)。恰恰美国各大学甚至不少中学,都提供大量岗位供学生勤工助学,但肯定不是为了照顾中国学生的面子,而是出于一种风气的鼓励,或者设计为教育的一部分。联想我们的高校至今仍把绝大部分适合学生工读的岗位外包,真是有些不解。
首先,教会学校出去的学生,多半是要打工的,首开其例的,非容闳莫属,只是他没有明确说打过何种工:“方予游学美国时,生活程度不若今日之高。学生贫乏者,稍稍为人工作,即不难得学费。尚忆彼时膳宿、燃料、洗衣等费,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容闳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14页)容闳的正宗香山老乡、后来著名的外交家程天固1907年赴美留学,就缘于所在美国传道学校老师的力劝,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贫苦学生有半工半读的机会,即他本人也是如此苦学毕业的;他在大学念书时,于课余代人打字及派卖报纸,藉此来供给宿食,美国社会领袖多有出于此辈贫苦学生的,成才之后,至为社会所嘉许(《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年版,35页)
著名历史学家洪业1915年赴俄亥俄卫斯理大学留学,虽然知道贝赐福主教安排好了他的一切费用,但他还找了几份工作来做,因为他发现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在课余工作赚钱付学费、生活费,自己也不愿例外。先是青年会干事替洪业找到了个离校园步行五分钟的地方住,然后为他安排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学校洗刷体育馆的地板,每钟点十七分钱。“当时在中国,大学生做粗工是件怪事,因为中国人一向以为劳心的人和劳力的人有天壤之别。”此后,洪业在校友办公室装信封贴邮票,每钟点二十二分钱。后来因为给一个牧师的儿子补习数学大获好评,乘势招徕到十多个学生,相当于开了个补习夜校,得以有钱寄回老家资助弟弟们上学。再加上后来他的化学老师推荐他替学校附近一家疗养院分析泌尿,每管尿五分钱,一个钟点可做四五份;天道酬勤,他便觉得自己很富有,超越俭学之伦了。(《洪业传》,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743、754页)工读生清洁校舍

工读生清洁校舍

1916年,晏阳初也是以教会学校学生身份赴美留学,直接进耶鲁大学读大三,也很快就通过学校的“大学优等生协会”找到了两份工作:一是在学校餐厅做出纳,在那里因为喝牛奶是免费的,他学会了喝牛奶;另一份工作是成为唱诗班的一名成员,合共每月可得一百美元的报酬,比后来清华庚款生的每月八十美元还要多。(《中国留美学生史》,第300页)
赖景瑚的大学校友兼同乡余楠秋归国十年且已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多年之后,还想起来就敬佩美国的工读学生,并表彰学校为工读学生所做的种种贡献:“学校里面也有许多机关专为学生找工作而设的。如学校职业介绍所,青年会职业介绍部,及其他性质相同的处所,都很能替学生找工作;他们对于学校城市中的商店、公司、市政府各机关,或私人家里,都有相当的联系,对于需要用人的消息,非常灵通。所以他们介绍学生作工的成绩,有时实可惊人。穷苦而有志的学生,靠他们的力量,而能维持到毕业的,的确是不在少数。”当然最终还是为了致敬那些工读生——不知包不包括他自己,至少包括他的同乡好友赖景瑚吧——“运动场上找不着他们的足迹,学生会内从不听见他们的声音,跳舞场中尤其没有他们的踪迹。他们为着读书而奋斗,牺牲普通一班学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完全丢开名誉和风头的思想,孜孜地来抽出时间预备教室外面应当做的功课,以冀达到他们求知的欲望。他们的精神诚是值得吾人的敬佩,当得起师友们的赞美。他们是真正的读书者,他们是学校里面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地位,实在应当上任何人来得高。我们绝对不能说,因为他们没有课外的活动,他们对于学校的名誉和前途无关系。我们须知道,他们的勤苦的训练,不独对于个人的修养进步,实在可为学校造成良好的学风;出了校门之后,他们所做的事业,必定能够发扬母校的名誉,在社会上作个良好的国民,真可以值得吾人的注意。我们敢不对他们一齐脱帽起立,表示我们的敬意么?”
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大约看到了1931年4月17日《申报》刊登的陆尔昭女士的《美国卫斯理大学校之生活》,“以见美国学生现在工读的情形与我从前在美时所见的情形仍然是一样”:“本校中工读各生,自校长以次,全校人员绝不菲视,无论矣。”(余楠秋《可敬佩的美国工读学生》,《新学生》1931年第一卷第五期)
也是出自教会学校长沙雅礼大学预科的著名教育家陈科美,1920年赴美留学时,认为一战之后美国劳动力相对缺乏,工读容易,所以轻松启程,果然愉快当然也不轻松地度过了六年,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特别是第四年赴芝加哥大学读硕士学位时,去之前直接给该校校长赫钦斯(R.M.Hutchins)写信请求安排工读岗位,校长立即回信表示欢迎,并安排他每天在图书馆工作两小时,后来还在学校饭厅工作两小时,得以顺利完成学业;这种直接要求校长安排工作的事,在中国,恐怕只能停留于梦想吧。最后两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虽然拿到了清华每年五百美元的半费补助以及学校的免缴学费礼遇,但因为纽约生活程度太高,每年需一千二百美元,仍然每日去学校餐厅工作两小时,每周末去中国饭馆工作一天半,卒成学业。(《陈科美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266-268页)冯友兰1919年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最后一年官费不继,也曾在学校图书馆谋得一个闲差,即管理馆里的中国报纸,工资每月八元。具体来讲是到收发室把报纸取出来,送到图书馆中文书籍阅览室,把报纸上了夹子,放在架子上。这样简单的工作,也不是每天都有,因为当时的邮政交通靠邮船,不可能每天都有邮船从东方来,平均每星期有一次。如此轻松,自然有余力另觅了两份活,一份是到餐馆收盘子刷盘子,特别是刷盘子,基本上半自动化,并不辛苦;另一份是给一位喜欢中国哲学的美国学生当“活字典”,按字取酬,收入也可观:“当时我有这三个财源,每月收入三十多元,再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维持生活也就够了。”(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三松堂自序》第二章《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54-55页)
纱厂学徒出身的大经济学家方显廷1921年受他的老板也是大恩人穆藕初先生资助前往美国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大学深造,半年后嫌功课太浅转升纽约大学二年级,可读到大四时,因穆先生生意受挫,不能再资助,不得不开始工读生涯,却因此成为“小富翁”,堪为工读生的励志典范。先是利用美国人在禁酒法令限制下娱乐缺乏、麻将方兴的契机,现学现卖为一家百货公司每天工作四个小时,演示如何玩麻将牌戏,并将一副副麻将牌推销给初学者,每小时挣七十五美分;晚上到一些人家的公寓式房屋去做私人麻将教练,每两个小时工资为五美元再加上小费,收入翻倍,合计差不多超过了原先从穆先生处所得的高额津贴。毕业后入耶鲁大学深造,又申请并得到一份两百四十美元的威廉姆斯奖学金及一笔两百美元的研究生贷款。在耶鲁的第二年,开始校内工作,先得到一份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每天从下午五点钟到晚上十点整,在耶鲁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值班,由于借阅者寡,几乎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学习上。同时,作为二年级研究生,具备了为威斯利菲尔德教授所教的大学生们批阅考卷的资格,一晚上完成批改八十名学生大班的考卷,可以带来八美元的收入,尤其在期末,成为大福利。笔者只是弱弱的想,国内何曾有过这种机会呢?在耶鲁读研的第三年,更得到部分清华奖学金,每月为四十美元。特别是在1927-1928学年度最后一年在耶鲁学习期间,获得了每年七百美元的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几项相加,年收入超过两千美元,比年薪仅九百六十美元的政府公务员所得的两倍还多!(《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37-53页)
著名经济学家赵廼抟教授1923年北大毕业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由于国内时局不靖,官费有限,且屡屡拖欠,头三年,就靠着每天清晨五时到大学食堂劳动,做些洗菜和削切菜的工作,挣得免费吃饭,赢得最后完成学业。(《赵廼抟自述》,载《世纪学人自述》第一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181页)著名的细胞遗传学家李先闻1923赴美留学,虽系清华官费,仍坚持打工。在普渡大学的三年,第一个暑假基本上都是打的学校工,在学校为老师做工、除草、做试验,每小时三角美元,每月也能赚二三十美元。第二个暑假,去养蜂场帮忙,每天酬劳一元,每周六元,每个月也有差不多的收入。第三年到美国农业部防治玉米螟虫中心,参加察看螟虫蔓延工作,所得工作费除自己食宿外,积存了二百美元,将其中一百美元寄回贴补家用,他的四叔接到钱时,竟感慨得哭起来了。(《李先闻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4-40页)浦薛凤1921年赴美留学,即便后来官费由每月八十元增为一百元,仍嫌不敷应用,需要打暑期工,而哈佛竟然还有专门的暑期工作介绍所,遂其所愿:“(1924年)第一暑假系在一个夏令儿童营服务,工作轻松,每当夕阳西挂,犹能自划独木舟来回溪流中。(1925年)第二暑假则在某避暑湖畔之大饭店中充当侍役。予偕级友(陈)华庚同往,不期而遇者,有级友陈念宗、赵宗晋以及石超庸(颖)与章晓初,曾在湖边合摄小照,迄今保存。”并且强调“此为迄今留存之留美时期惟一照片”,虽未明言,潜台词或潜意识中,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留学生相率做工的情形,更反映他对那一段工读生活的怀念或者自豪。(《浦薛凤回忆录》上,黄山书社2009年版,100页)在夜总会招待他人,成为女大学生之一种新式工作

在夜总会招待他人,成为女大学生之一种新式工作

终民国之世,工读之风未曾稍缀
一直到二战之后,解放前夕,也可以说终民国之世,工读之风未曾稍缀,校园也始终是工读的主要阵地之一。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说,他1947年5月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做零工最多的地方是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饭馆,早餐一个多小时零点七五元,午、晚餐各两个小时二点三元左右,大约每小时一元左右。工作完,免费吃饭,愿意吃什么拿什么,愿意吃多少拿多少,“吃得最舒服,高兴、轻松”。后来帮不少中国学者都服务过的魏特夫教授校阅和核对英文译稿,并写些专题小文供他使用,报酬每小时两美元,比在教师学院饭馆的收入高一倍,“基本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10-212页)
美国除高校开放大量岗位提供勤工助学之外,更直接设立了不少工读学校,以助贫寒学子成就学业;工读学校,在中国人的概念中,似乎是等同于劳动改造不良青少年的学校,那可完全不是!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黼1912年初自费留学美国,也是教会学校背景——盘缠的一部分就是他在湘潭教会学校的老师林格尔夫人帮忙筹借的,因此一开始也就是听从她的指引,抵美后在旧金山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下,直奔密苏里州派克维尔的工读学校派克学堂(院)。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学校当然不会有也不必到餐馆打工,听从学校安排即是;“我抵派克维尔的前两年,该校曾有一名中国学生,他后来名闻世界,他就是董显光博士,是一位名记者并曾任驻美大使。”(《蒋廷黼回忆录》,岳麓书社2006年版,54页)
董显光自己说起这段工读生活,也是绘声绘色:“(1909年春到校后)校长问我身带多少钱,我掏出钱袋数,老实报告剩了美金廿五元。麦卡菲博士说:‘这就够了,我派你参加第三种家庭里去。’当时我听了这种安排有些不得要领,可是,不久就了解,派在第三种家庭里的学生,每天做四小时半的工作,每星期课前课后做六天。做什么工作则由劳工部就学校所需劳作服务分别派定。假定我可以多付一些学费,当然就可以派在第二种家庭里每天只须做三小时了。”所谓“家庭”,其实不过是“工种”,都是在学校,而非在人家:“我最早承担的工作是在学校发电厂里用铲子铲煤进炉子。我第一天第一次用铲子,做了一天工,手掌红肿发痛,第二天更糟,满手掌都起了浮泡。可是我忍痛坚持下去。过了几个星期,我就给调任较轻松些的工作,到学校印刷厂做印刷工。此后一切工作例如整理园圃,采集苹果,安埋地下水管以及其他学校杂务无不一一轮到。这种轮值各种方式苦工的经验,在最初不习惯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喜欢这种轻松了。”(《董显光自传》,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36页)
余楠秋先生也提到过一所完全半工半读的大学——辛辛那提大学——“在组织上,完全是半工半读,上午作工,下午读书,全校学生都是如此,他们也不付学费,这是带了多少工科实习的性质,只能当作例外。”(余楠秋《可敬佩的美国工读学生》,《新学生》1931 年第一卷第五期)一个工读的学生

一个工读的学生

跟赖景瑚一样出自教会学校长沙雅礼预科大学,并且已加入基督教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1919年赴美留学,原本是要去董显光和蒋廷黼初到时的那所工读学校——派克学院,却在旧金山码头被未曾预约却前来迎接的雅礼的老同学陈翰笙拉去了洛杉矶附近的克莱尔蒙行的波那姆学院——陈翰笙两年前即已就读于此。但是,以工养读的方案却无法改变,好在波那姆学院同样为学生提供工读机会,只是男学生都在学院食堂当服务员,挣自己膳宿所需的费用,而像他这样不大熟悉美国生活方式的外国学生能否干得了这种活,还是未知数,所以录取处的负责教授一方面建议他先去克莱尔蒙特镇上的私人家里去找找类似工作,同时又安排他去见学院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玛丽昂·艾温小姐,立即获得了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同时答应9月份开学后再提供比较稳定的非全日性工作。1922年,何廉从波那姆学院毕业后,获得耶鲁大学的奖学金前往读研究生,并获学校日、中资料收藏馆馆长的暑期全职聘用及开学期间的非全日性工作。喜出望外的是,一开学又获指派为雷·威斯特菲尔德教授的阅读助理——每看一份日常测验卷子三分美元,每份一小时蓝皮试卷两角五分,每份两小时蓝皮试卷五角,“是个挺攒钱的工作”。(《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6、28-29页)
其实陈翰笙一开始并非就读波那姆学院,而是先在马萨诸塞州的赫门工读学校就读了一年,吃住都不用花钱,但除了每天几个小时学习,什么活都得干:学校里有菜园子,有养鸡、养猪的地方;也有洗烫衣服的车间,还有做桌椅、修理工具的木工房。他刚到学校,先在菜园子里种菜、摘菜,后来去洗衣组,学习熨烫衣服;也到食堂里去端过盘子。在食堂里,一桌坐七八个人,每个人所要的食物不同,要记清楚,不能出差错,“训练了我动作的机敏和很强的记忆力,终生受益非浅”。对美国这种工读学校的意义,陈翰笙后来有过深刻的揭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越来越需要从事实业的工程师和农学家,高等教育便从十九世纪欧洲古典教育的人文学科传统向科学和工程转型,产生了几所世界上最出色的工程学院;与此同时,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大行其道,风气所及,美国的教育在传授书本知识的同时,也注重体力劳动、手工操作等民间教育,出现了许多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学校和学生。也可以说,这种工读学校,别看他层次较低,但与高大上的工程学院相比,同样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同样受到社会和学生的欢迎。在波莫纳(即《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所译的波那姆)大学,陈翰笙虽然从第二学期就可以享受奖学金,但仍利用假期去附近帕萨蒂纳的饭馆端盘子,每个暑假都能拿到几百美元小费,够一年零用;同时也去学校图书馆帮忙,虽然每小时只给两角五分,却可以看到许多书,成为难得的学习机会。(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17-19页)
这种工读模式,在民国年间似乎在进一步扩展。1947年1月29日,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作为民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大会后,抵达美国纽约,开始为期四个月的教育与科学考察。在1947年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有学生1600……有半工半读办法,即作工七星期,到校读书七星期。除第一年外后三年如此办理,五年可以毕业。两人合做一工作,轮流工读。”(《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025页)东北大学可算得上名牌大学呀,尚变得法子励行工读,则工读在美国教育和社会中的地位,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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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留学,民国,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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